翻开历史的画卷，我们清晰地发现汉中盆地灌溉农业历史悠久，其中汉中三堰是典型工程，其工程技术、管理机制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汉中三堰的“前世今生” 陕西
五门堰引水口。
五门堰水利碑廊。本版图片均为 雷保寿摄
本报记者 张权伟 通讯员 喻东平
2017年10月10日，从墨西哥召开的第23届国际灌排大会暨国际灌排委第68届执委会上传来喜讯，陕西汉中三堰与宁夏引黄古灌区、福建黄鞠灌溉工程等3处古代水利工程被确认成功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并授牌，标志着汉中山河堰、五门堰、杨填堰联合申遗成功。
“申遗的成功，对于促进汉中乃至陕西水利事业可持续发展，助推汉中全域旅游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对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古代灌溉工程，挖掘和宣传灌溉工程发展史及其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学习古人可持续灌溉的智慧、保护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意义深远。”汉中市水利局副局长雷保寿说。
这次申遗不简单
汉中三堰申遗成功的消息振奋人心，一时间各大媒体竞相报道，人们为继2016年郑国渠成功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后的陕西第二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而叫好，为陕西水利又喜添一张世界级金名片而自豪。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是国际灌排委从2014年起开始评选的世界遗产项目。其遴选标准严格，必须满足建设年代在100年以上的灌排工程，在工程设计、建设技术等方面领先于其时代等。目前，陕西郑国渠、四川东风堰等10处已成功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加上此次成功申报的3处，我国已有13处，其中陕西2处。
汉中三堰的成功申遗，无疑是对汉中水利工程建设及其历史作用的最大肯定与鼓励。今年3月下旬，国际灌排委荣誉主席、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高占义率国家灌排委专家组一行专程奔赴汉中市，对汉中三堰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工作进行调研、指导。专家组实地踏勘后一致认为，汉中三堰实现了可持续利用，是中国古代区域农业灌溉的代表性工程，是人水和谐相处的实践；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其因地制宜的工程规划、系统完善的工程体系、合理有效的管理制度，充分发挥了农业工程作用；在不同的时期保障了汉中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发展，见证了汉中自然、社会的变迁，具有重要的历史、科技、文化价值。
2017年6月9日，国家灌排委又在汉中召开了汉中三堰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专家评估会。专家组认为汉中盆地灌溉农业历史悠久，公元1世纪已有相当规模的引水灌溉工程；11世纪达到了第二次汉水流域灌溉工程发展的高潮，其中汉中三堰是典型工程，其工程技术、管理机制蕴含着深厚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对区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申遗材料符合要求，专家组同意推荐汉中三堰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汉中水利建设历史悠久，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兴建灌溉工程。据史料记载，秦汉以来，在汉江大大小小的支流上，先后建有100多处引水堰坝，构成了发达的农田灌溉体系，使汉中盆地成为丰饶的粮食产区，有了“西北小江南”的美誉。在汉中上百处古代堰坝中，建设在汉江支流褒河上的山河堰、湑水河上的五门堰和杨填堰最具有代表性，发挥作用最大，使用时间最长，最具有历史文化特色。3处古堰虽然历经两千多年的岁月更替、无数次的改造，至今仍在发挥着灌溉和防洪作用。
三堰里藏着千年春秋
山河堰又称萧曹堰，渠首位于汉台区河东店镇褒河谷口。其始建于汉初，北宋初年欧阳修在《司封员外郎许公行状》一文中，最早出现关于山河堰的记载，其中叙述：出知兴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旧溉民田四万余顷，世传汉萧何所为。
《宋·山河堰赋》碑载：山河堰盖汉相国酂侯萧何、懿侯曹参之所肇创。其后历代不断修复扩建，清《一统志》记述，三国时诸葛亮驻军汉中，对山河堰“踵迹增筑”。
《宋史》记载：北宋汉中知府令疏浚旧堰，采木石修之。山南西道节度使赵从俨对堰进行治理。南宋利州东路帅臣杨庚修治山河堰；兴元知府吴拱发卒万人助役，尽修六堰，浚大小渠六十五，复见古迹，并用水工准法修定，凡灌南郑、褒城田二十三万余亩，昔之瘠薄，今为膏腴。
南宋绍熙四年，夏季大水，六堰尽决，兴元知府章森、常平使者范中艺等主持修复，竣工后由南郑县令晏袤撰《山河堰落成记》以记其事，摩崖刻石，修建石门水库时，移存于汉中市博物馆，成摩崖瑰宝“石门十三品”之一。
据清嘉庆《汉中府志》记载，明清以来，山河堰亦多次修复加固。1942年褒惠渠建成后，山河堰诸堰并入褒惠渠灌区。1975年，石门水库建成后，原山河堰所灌田亩尽纳入石门南干渠灌溉范围。
五门堰位于城固县城北15公里处的湑水河右岸，因渠首横列五洞进水故名五门堰。相传始建于汉，为王莽时邑人唐公房创修。清道光三年，《唐公车湃水利碑》载：第询五门之名始于元，而访五门之渠实起自汉矣。
据五门堰龙门寺所藏碑刻记载，宋之前，从渠首引水至斗山归河，仅灌田数百亩。南宋绍兴年间，县令鲁宗道、薛可光等“相斗峰形势”“搭木槽渡引”，将水引至斗山以南，灌田三千亩。
元至正七年，县令蒲庸，重修五洞，改创石渠，取代木槽，灌田四万余亩。明弘治五年，汉中府推官兼城固县篆郝晟，以火烧水淬之法，扩修斗山石渠，至此斗山石渠畅通，时称石峡堰。自万历四年至七年，五门堰新建退水龙门，用以泄洪，使堰首设施更加完善。此后至清代曾不断加固改造，灌溉管理逐步加强，灌溉面积达五万余亩。
民国时期五门堰亦多次修复加固。1933年洪水冲毁堰坝，汉中绥靖司令赵寿山派兵抢修，堰复通水，秋谷丰收。1948年湑惠渠建成，五门堰并入湑惠渠灌区。1952年因湑惠渠水量不足，又重修旧堰，从湑惠渠灌区分灌五千三百亩。目前，五门堰仍然灌溉农田一万一千亩，惠泽三万六千六百人。
杨填堰位于湑水河左岸，城固县原公镇夭庄村附近，宋代以前称张良渠。宋乾道五年杨从仪墓志铭载：知洋州时，葺筑杨填堰，大兴水利，溉洋州、城固农田五千顷。
清嘉庆《汉中府志》记载：该堰截湑水河中流，垒石为堰。至宋知洋州开国侯杨从仪大加修浚，民赖其利，故名杨填堰。
明万历二十三年，城固知县高登明、洋县知县张书绅共同议决，仿五门堰做法“敞其门为五洞，傍其岸为二堤。”这是继宋杨从仪之后的一次大改建，灌城固田七千亩、洋县田一万八千亩。
清康熙年间，为解决灌溉纠纷，汉中滕天绶主持制定了“分工约”和“分水约”，规定用水和筹工按“城三洋七”的比例分配。
清嘉庆九年，城固县丁龙章、洋县张重华重修堰闸，增筑堤坎，并植树以固堤基。嘉庆十五年，河水屡涨，堰淤百余丈，渠毁一百一十丈。汉中知府严如熠于次年动工修复，重开渠道，并修五洞。清道光七年，重修鹅儿堰。
1948年，灌区全部纳入湑惠渠供水。1952年因湑惠渠灌溉面积不断扩大，供水不足，城洋二县联合从旧堰引水，灌马畅以西田地。目前，杨填堰依然发挥作用，灌溉面积仍达一万一千五百亩。
申遗只是起点
汉中自古是关中通往巴蜀的咽喉，是中国历史上南方和北方割据政权长期争夺的古战场。汉中盆地的农业灌溉和收成，曾经是决定战争双方胜败的战略资源。因此汉中的堰渠、农田往往有官、军、民共同管理的特点。公元9世纪和11世纪是汉中历史上灌溉工程发展的高峰期，就与这一管理形式有密切的联系。
山河堰自北宋后就逐渐形成了每年正月进行维护的惯例，建立了相应的章程，以确保堰渠牢固和畅通。公元12世纪以前，山河堰曾设置山河军，专事屯田水利。
公元14世纪五门堰由官方颁布《乔令—高令手册》，这是区域性的灌溉法，在维系灌溉秩序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杨填堰灌区地跨城固县、洋县两县，灌溉用水、工费负担的分配，一直由成立的“三分堰局”和“七分堰局”遵循城固三分、洋县七分的“一水三七分”的分配原则管理，这一约定世代相承。当发生用水纠纷时，这些约定成为地方政府平息争端的根据。
明清以后，汉中盆地的灌溉工程多数是官方主导下灌区自治，大部分规模较大的渠堰水利工程主要采取官督民修的方式，一般性维修由受益农户出工承担，如大修和改造则由地方官府给予资助。民间有“宁管五门堰，不坐城固县”的谚语，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灌区自治的特点，也反映了当年五门堰“堰首”的重要地位。这期间，还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灌区灌溉管理制度，如《禁挖山河堰堤碑》《山河堰重定章程碑记》《核定五门堰章程碑》《增订善后章程碑》《城洋两县分修水利碑记》等。这些制度的建立，确保了灌区良好的灌溉秩序。
汉中三堰的兴建，为汉中水利留下了丰富的水文化遗存，它们与工程遗产共同构成了灌区特有的文化景观。灌区百姓习惯奉最早的修建者和对灌区有突出贡献的官员为水神，并世代纪念。山河堰灌区有多处萧曹祠，这里既是祭祀创建者萧何、曹参的地方，也是管理者议事和举行庆典的场所。五门堰把修堰有功的4位县令的雕像塑在堰首龙门寺大殿内，每年清明节前都要举行破土开水节，百姓纷至沓来，祈求风调雨顺，庄稼丰收。修复杨填堰的杨从仪，也被后人尊为水神，他的墓就修在城固县丁家村渠堰旁，默默守护着这条他曾经呕心沥血的灌渠。洋县百姓还为他在堰渠旁立祠，以纪念他的丰功伟绩。
汉中市水利局副局长雷保寿说：“申遗成功，只是起点。今天，我们虽然有了汉中三堰这张世界级的历史文化金名片，但我们不能安于现状，要以史为鉴，从古代先进的水利工程中汲取营养，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大力发展民生水利，科学治水、依法管水，不断夯实农田水利基础，不断强化水资源管理和节约保护，不断深化水利改革，着力做好防汛抗旱减灾工作，为汉中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民生持续改善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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