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中感悟不朽——追忆总纂《广元市志》的邓颖全同志

250万字的《广元市志》于2016年出版发行

干事业不胜不休的邓颖全

王少卿

邓颖全同志是原广元市广播电视局副县级退休干部，生于1944年，因病于2017年12月15日去世。2007年至2013年他被聘请到市志办专门从事《广元市志》编纂工作，是总纂志稿的具体策划者和实施者，他和杨大明等同志一道，把一千多万字的繁杂粗糙的基础资料编纂成250万字的比较成熟的定型书稿，虽因眼疾难以为继，但始终关心市志编纂。他在市志总纂工作中，起到了奠基性、支柱性、示范性的作用，给整个编纂工作增强了信心和决心，赢得了共事人员的尊敬，大家真诚地称呼他邓老师。2016年《广元市志》出版发行并获得赞誉，他功不可没。

邓老师是一个平淡自然的人。他中等身材，和我常见的其他老同志一样着装、走路、说话，没见过他无聊、抱怨、激动。他没谈过钱，没说过家产，我不知道他是否富裕；他没表达过提携关照、恩泽他人的事迹，我不知道他过去有多大的势能；他没有讲述过珍馐美味、迷人风景、愉悦激情的经历，我不知道什么可以使他激情飞扬。我和他相识，始于审验《广元市广播电视志》志稿的会议，他介绍情况的淡定，透露了一种自信，我暗自把他作为总纂《广元市志》书稿的聘请人选。我在他们单位了解他的情况，回应都是一个意思：“这个人你选对了。”我拜见并正式聘请他的那一回，他对薪金待遇和作品署名都不大关心，详细询问了工作安排部署以及我的思路措施，交流了对文化的理解认识，其余似是闲聊，感觉得到他一直在思考，最终应允了受聘。大概就是因为他太平淡，他刚来的时候，有人怀疑甚至白眼过他，他对我的慰藉回应道：“这是正常的，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自己怎么做。”

邓老师对权势名利兴趣不浓。市志编纂初期，我们聘请的老同志较多，我几次与他商量，拟明确他担任个组长什么的，既便于协调，也有理由多给他薪酬。他说：“我肯定尽到那个角色的责任，但不要明确什么职务。”之后，我的思路安排，主要是通过他而具体实施。考虑他实际承担的工作较多，我几次要给他增加薪酬，他说：“你们经费紧张，只给我增加搁不平，全体增加又没那么多，不能使你为难。”最终谢绝了我的意思。与他谈到成书后他的署名问题，他微笑着说：“我很赞同你经常讲的‘修志也是修桥，是架设古今之桥\’这句话，修桥在民间是做善事，做善事不一定留名。”我听说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窗是高级干部，每来广元检查工作一定要与他相聚，他心领但谢绝了同窗的多次情意，给我讲这些情况的人惋惜得不停地摇头。

邓老师干事业不胜不休。编纂市志，的确面临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各级各部门重视不同；供稿资料质量参差；必要史料缺失；改写重写很多；编纂人员素质差异；工作条件比较艰苦；聘用薪酬仅有几百元……在多次商讨会议上，有提出增加待遇的，有提出增加人员的，有提出简化纲目的，有寻求捷径完成任务的……邓老师的发言始终一脉相承：“志书标志着区域文化水准，典籍地位不能动摇。只图完成任务那很简单，如要惠及子孙，那就要考验我们这些人了。”他充实完善了纲目，提出了编纂细则，主动承担了别人认为无法进行的工作项目，使纷繁复杂变得简明可行。几次给我建议：“编纂人员之间有内耗，精选两到三人效率更高。”我尊重了他的意见。我在市志《编后记》里写进了“如果仅是为完成任务也许比较容易，但若旨在惠及千秋，那却是一种考验”，这是他说过的话。

邓老师做学问严谨认真。他经常说：“编修典籍，如果敷衍了事，造假文献，不仅浪费钱财，更要贻害子孙。”他经常为核实一件事情查阅很多资料，指导编纂业务讲得非常细致。关于广元城区东山凤凰楼和来雁塔的修建时间，基础资料说法不一，他和杨大明同志一道亲临实地查看记载。对于各县志书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记述有差别的史实，他都要认真研究甄别。好几次他与其他同志在业务上出现不同见解，一同来到我办公室各自阐述其理由，我听了他们的论点论据论证之后，真是非常受教育。记得他已经离开编辑部一年多时间了，还专程来告诉我，《俗语》篇目里某个字的当地发音拼音无法标识，必须使用国际音标。他经常颂扬毛主席的话：“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决定的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

邓老师对知识学不止步。他毕业于南充师范学院（今西华师大）中文系，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与他交谈就会发现，他的知识更新很快，他对国际国内的情况比较清楚，对我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比较关心，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比较了解，他的思想始终鲜活。他对电脑、网络使用比较熟练，对汽车、电器方面也很在行。有一次，我办公室的门锁坏了，他主动过来修理，其熟练的程度和修好的速度都使我惊讶。

邓老师的行为规范文明。他虽然年近古稀，但自觉遵守机关的各项规章制度。他是上班来得最早，下班走得最晚的人；他肯定也有很多私人事务，却很少请假耽搁；他把自家的工具放到办公室，经常整修公用设施设备；他经常整理公共区域卫生，检查办公场所水电、门窗事宜，似乎这里既是他的来处又是他的归宿。我经常以他为榜样与在编职工共勉。我们共事以来，他没有给我提过一次带有名利色彩的要求，只是从容不迫地做事，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承诺，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阶段的计划。2013年，他眼疾需要手术，尽管我非常不舍，从他的健康角度出发，我诚恳地劝他休息。虽然他病逝并非眼疾，但我总感到没照顾好这位老人而不安，后来，另一位老同志告诉我，邓老师几次在他面前讲：“市志办很仁义。”这句话使我踏实了些许。

邓老师的告别仪式如常，依时下规矩，没有我表达意思的议程，但我情绪涌动，感悟很多，一直到现在我总觉得亏欠了他什么，怀念之情与日俱增。我不是刻意伤感，只是在远去的美好面前按捺不住。他与我交往十年，没有以钱物承载彼此的情与礼，但他给我记忆与思维的通道里搁置了疑惑和钥匙：

邓老师究竟图的什么？在源远流长的习俗里，功名利禄被传诵演绎，成为量人的标尺，它的魅力使人们前赴又后继。由此，舍弃功名利禄而图他都难以置信。但是，邓老师似乎对这些共识兴趣不浓，他多次把别人递过来的东西漫不经心地给推了回去，真有点另类与蹊跷。他的蹊跷使我想到：帮助越王勾践成功复国的范蠡三成巨富三散家财；古今很多饱学之士拒绝高官厚禄甘愿做一名普通教师；众所周知的乔达摩·悉达多放弃王位继承而去苦行悟道……如同“三季人”没见过冬天一样，总有一些人以自己的口味猜意鹓鶵，以自己的狭隘去描画浩瀚，以阴暗的心境去解析太阳。我恍然对地方志只记述发生了什么而不阐述缘由与目的有所领悟。

邓老师蕴藏着不紧不慢的愉悦。他凭藉什么愉悦呢？用感官的方式获得快乐，既是原始本能的，也是时兴现实的。很多人为了追求快乐，在感官领域里下足了功夫，没有止境地去开辟感官盛宴。有些生命方式可以扩大愉悦的内涵与外延，假如他人的快乐是因为你注入的因素而被激活，假如可以将狭小的个体快乐扩大到整个世界，生命的意义就一定超越了生命本身。这一种愉悦只能攀爬奉献与思维的阶梯进入一个崭新的界面才可以感受。邓老师是一个纯粹的人，他能从新的界面感受到新的愉悦。

邓颖全之名已载志书，良志信史，惠及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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