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鸣山石窟 与大唐风云长卷
文峰塔魏严朝摄
龛窟之一。
古亭石碑。
李商隐的《重阳亭》题碑。
四号龛窟。
龛窟之一。
重建后的重阳亭。
鹤鸣山后门。
颜真卿《大唐中兴颂》书碑。
鹤鸣山魏严朝摄
道德经长廊。
□熊芙蓉 文/图
鹤鸣山位于剑阁普安镇（剑州古城）东1.5公里，山顶有文峰塔，又称东山或塔子山。“文峰直透五华秀；笔阵中分两剑雄”，塔联是剑州人杰地灵的真实写照。古剑州尚书、翰林名人辈出，黄裳、赵炳然、李榕等都是剑阁人引以自豪的杰出代表。文峰塔镇山撼岳似的矗立山顶，守望着剑州古城。明、清都有重建记载，汶川地震后再次重建。据知情人士透露，塔下还有两层地宫，隐藏着无限考古秘密。
这里，更有唐代三绝：李商隐撰《剑州重阳亭铭》碑；《大唐中兴颂》摩崖石刻；摩崖道教造像。
卷入“牛李党争”
李商隐46岁郁郁而终
山壁陡。顺石梯下行，古柏森森，野草劲绿。亭台楼阁处碑刻林立，把“唐代三绝”簇拥于核心部位。“唐代三绝”就像三块磁铁，历代文人仕宦在此停下匆忙的脚步，写诗、留字、刻碑，层垒出一道壮观的文化景观。
李商隐《重阳亭铭并序》碑现置于五号龛（原道教造像被盗），可见人们对李商隐敬重有加。重阳亭为唐大中八年（854）时任剑州刺史蒋侑所建，九月初一竣工，正好重九登高观景，故取名“重阳亭”。蒋郁冲着晚唐大诗人李商隐（时任梓州幕僚）的名气，邀请其为亭撰铭。千年来，亭时有毁坏，而碑却保存至今。从铭文中可以看出蒋侑政绩颇多，李商隐的文笔为其锦上添花，播美于当时，留馨于后世。
安史之乱后，“中兴”成为时代最强音。洛阳、长安两京克复后，杜甫《洗兵马》坦露出一腔欣慰和祝颂：
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
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
祗残邺城不日得，独任朔方无限功。
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餧肉蒲萄宫。
……
大和二年（828），李商隐对考生刘蕡为言国家“中兴”遭贬而死，深表哀痛，作《哭刘司户蕡》：路有论冤谪，言皆在中兴。空闻迁贾谊，不待相孙弘。江阔惟回首，天高但抚膺。去年相送地，春雪满黄陵。
唐朝出现过几次中兴局面：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中之治，三次大的中兴局面虽不能与盛唐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相比，但确为中晚唐在刀锋上行走的大唐帝国延续了寿命。
蒋侑在鹤鸣山建重阳亭正值唐朝最后一个中兴局面“大中之治”。大中皇帝唐宣宗李忱，对内的最大政绩是贬谪李德裕，结束了“牛李党争”；对外收复安史之乱后被吐蕃占领的大片失地；最后一次使唐朝国势现出了“中兴”的小康局面。李商隐对“大中之治”的欣慰之情，在重阳亭铭文的第一句序言表露出来：“陪臣未尝睹天子宫阙，矧得舞殿陛下耶？”正文中继续着这种情绪，“仕之为道，隆磊英杰。惟君之名，惟蒋是故……”
李商隐十九岁步入仕途，因文才而限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困顿不得志，只能辗转于各藩镇之间当幕僚。晚唐诗歌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大不如前，而李商隐却出人意外地将唐诗推向了又一高峰。
大中末年（约858），可怜一代伟大诗家，四十六岁忧郁而终。
颜真卿激情而书
《大唐中兴颂》真迹传世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
与李商隐的苦闷相比，颜真卿又是另一曲悲歌。颜真卿（709－784），字清臣，别号应方。唐代名臣、书法家。
开元二十二年（734），颜真卿登进士第，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后因得罪权臣杨国忠，被贬为平原太守，世称“颜平原”。安史之乱时，颜真卿率义军对抗叛军。后至凤翔，被授为宪部尚书。唐代宗时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兴元元年（784），75岁的颜真卿被派遣晓谕叛将李希烈，凛然拒贼，终被缢杀。嗣曹王李皋及三军将士皆为之痛哭，德宗皇帝痛诏废朝八日，举国悼念，亲颁诏文：“才优匡国，忠至灭身，出入四朝，坚贞一志”予以追念。
颜真卿亲书的《大唐中兴颂》，为中唐诗人元结撰文，初刻于湖南永州祁阳浯溪城南石崖。南宋绍熙二年（1191），隆庆府（时设剑州古城）通判吴盱从祁阳浯溪崖上翻刻至鹤鸣山，虽不是原版，但距今也有数百年历史。历代有修葺保护记载，可见后人对颜书的崇拜。今立于重阳亭侧，一笔一画清晰可辨。碑高3米、宽近4米，丰腴雄浑的颜体风格为世人所熟悉，在鹤鸣山颇具气场：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陷洛阳，明年陷长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明年，皇帝移军凤翔，其年复两京。上皇还京师。于戏！前代帝王有盛德大业者，必见于歌颂。若令歌颂大业，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颂曰：噫嘻前朝！孽臣奸骄，为昏为妖。边将骋兵，毒乱国经，群生失宁。大驾南巡，百僚窜身，奉贼称臣。天将昌唐，繄睨我皇，匹马北方。独立一呼，千麾万旟，戎卒前驱。我师其东，储皇抚戎，荡攘群凶。复服指期，曾不逾时，有国无之。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重欢。地辟天开，蠲除妖灾，瑞庆大来。凶徒逆俦，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劳位尊，忠烈名存，泽流子孙。盛德之兴，山高日升，万福是膺。能令大君，声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东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齐。可磨可镌，刋此颂焉，于千万年。”
颜真卿书写此文正是元结去世那一年，想必是元结的去世再次触动了他的痛点，澎湃起呼唤“中兴”的热血，激情而书。
元结（719－772），字次山，号漫叟。天宝十二年进士及第。安禄山反，率族人避难猗玗洞（今湖北大冶境内）。乾元二年（759），元结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史翙幕参谋，招募义兵，抗击史思明叛军，保全十五城。代宗时，任道州刺史，调容州，加封容州都督充本管经略守捉使，政绩颇丰。
上元二年（761），历时数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基本结束，元结在江西九江任上乘兴写下了这篇《大唐中兴颂》，字里行间饱含对唐王朝统治集团争权夺利贪婪腐朽的憎恨，颇具批判精神。
此时的颜真卿已年过六旬，书法造诣愈加纯熟。赋、书强强联手，珠联璧合，堪称书撰二绝。难怪后人诗赞“水部胸中星斗文，大师笔下龙蛇字”。
摩崖道教造像
定格着那一缕中兴气象
摩崖道教造像则为唐代不同时期造像，造像现存21龛，88个不同人物造像，美轮美奂。
有珍品、绝品、神品等级；一号龛道教尊神长生大帝身后饰五斗星纹，为珍品；二号龛被盗，现存“六丁六甲”为太极形成之前的无极现象，造像之绝品；三号龛长生保命天尊为神品，这尊唐初造像是全国道教造像中的孤例，圆润、丰满、华丽，早期的道教修炼图也堪称罕见。
大唐就是大唐，即便没落，也一派庄严豪迈。飘逸流畅的线条，精美绝伦的雕刻；鲜明的色彩，完美的造型；每一个眉眼神态，让人过目难忘。《剑州县志》记载，这些道教摩崖造像，被世界美术史、中国美术史列入章目重点介绍。
仙鹤自古是道家的瑞祥之物，是脱化飞升、得道成仙的一种象征。鹤鸣山在四川居然有7座，剑阁鹤鸣山得名则源于此：“相传曾有隐士老聃后人李傕隐居于此山，养鹤为伴，弈棋悟道，山下时闻鹤鸣，故名之为鹤鸣山。”
唐朝与道教有着深厚渊源。唐朝尊老子为祖先，奉道教为国教。精明的李家子孙深知佛教在社会各阶层力量不可低估，在儒、道、佛之间尽量平衡、融合。表面上看，唐朝佛道并重，但佛教毕竟是舶来品，多数帝王都明确地将道教置于佛教之上，唐高祖规定“道大佛小，先老后释”，唐太宗重申“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唐高宗尊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积极推动道教内部改革，让道教回想黄老的辉煌时代，剔除天师道巫术迷信色彩，发展道家义理。此时，社会崇道之风发展到极致，高道辈出，孙思邈《千金方》推动了医药学发展，李淳风《乙巳占》推动了天文学发展，重玄学说发展了道教理论建设。
在皇室的影响和支持下，道教从宫廷扩展到民间，向北沿丝绸之路重镇敦煌（唐代敦煌有十座道观），向西域传播，对西域各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向南推至江、淮、吴、蜀地区。
向南推进的过程中，蜀道自然是一条天然的传播通道。西安子午道入口子午峪内，围绕西汉时期的玄都坛，道观林立。唐玄宗为其妹玉真公主所建玉真观也忝列其中，胜迹之壮观让人咂舌。连留学长安的韩国学子金可记也毅然放弃学业在此修道羽化，使之成为韩国人的道教祖庭；金牛道上，剑阁鹤鸣山、梓潼七曲山大庙、绵阳子云亭都留下了浓墨重彩。
人们选择在此建造道教龛窟，承上启下，承北启南，也许正是早期道教的气场所至。鹤鸣山四号窟就在这期间开凿。四号窟是鹤鸣山唯一有纪年的造像，在重阳亭竣工后的第三年凿成，形态丰腴，造像雍容，极具大唐风范，但线条较之前则凝重许多，造像下方有两位官人像，据说是蒋侑和李商隐。可见，蒋侑建好重阳亭又开凿了这龛造像。
重阳亭折射出大中之政颇有成效。可是这位大中皇帝却因服食丹药过多，中毒身亡，年仅五十岁。
安史之乱后，时代呼唤大唐中兴，几朝唐皇为了统治需要，在佛教、道教以及其他教派之间踩着跷跷板。历代帝王包括盛世明君都难以逃脱金丹的诱惑，李世民如此，武则天也不例外。唐宪宗为元和中兴之主，被史学家称为安史之乱后最伟大的君主，削藩成功后，企求长生不老药，食用金丹中毒，脾气暴躁，被宦官所杀；唐武宗重用李党首领李德裕，削减打击宦官权力和势力，迎来会昌中兴，但他却独好道术，使得中兴局面不长；唐宣宗大中之治使“权豪敛迹”，“奸臣畏法”，“阍寺詟气”，开创了第三个中兴局面，但也好道术，迷信长生不老。
或许，从中唐开始，大唐帝国已经偏离了“道”的核心与本原，再难化生万物。亦如回光返照，终究难以挽救大厦将倾的颓势。
只是这鹤鸣山，稳稳承接了道教传播的接力棒。历史的空气缥缥缈缈，新建的重阳亭，却明晰地定格着大唐帝国中晚期难得的一缕中兴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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