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张秉堃:辗转川渝,廉察如神
张秉堃于咸丰元年题写的“别一洞天”石刻,现存宜宾江安。
《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之张秉堃序。
三费银。
□郑深宇
“惭无德政遍涵濡,卓茂龚黄总不如。”这是张秉堃的入仕“宣言”。意思是要广施政德、遍泽百姓,向汉代循吏卓茂、鲁恭、龚遂、黄霸看齐,成为造福一方的清官好官。
张秉堃,原名张英,字子敏,清代贵阳府贵筑县(今属贵阳市)人,“贵州明清七百进士”之一。因殿试排名比较靠后,被直接分派到四川做知县,历任江安、岳池、江津、巴县、酉阳、屏山、马边等十数地。在搬来搬去、风来雨去的三十年里,张秉堃心心念念的,就是这篇“德政遍涵濡”的大文章。
壹
设三费局,纾民至痛
清代一些官员见复杂案件便不愿“蹚浑水”,惯用“拖刀计”,一直拖到新旧交接。而新官不理旧账,导致案件一直压着。
张秉堃既有为民解忧之心,又善于断案,尤其擅长“判决积年疑狱”,素有“廉察如神”之称。
他抽丝剥茧、实地勘察,有时随身携带卷宗,当场问讯,当场结案,短时间内“积案为之一空”。百姓称他为“张青天”。
在听讼断案中,张秉堃发现,命盗案案发地恶性摊派、强制征收办案经费的问题十分突出。张秉堃立刻着手治理。一方面,尽量不动用衙役,他喜欢步行出门查案,不骑马不坐轿,且习惯于直接和原告、被告对话,让“舁夫役吏”无处插针。另一方面,明确办案经费走公账,提出“官给饭钱”,不准差役们向案发当地索要“车马费”“辛苦费”等。
自那以后,胥吏们收敛了不少。
咸丰六年(1856年),张秉堃代理江津县知县,同样面临“三费”问题。张秉堃率先“捐廉二百金”,并“劝募绅民,募资置产以为专款,以免下派滋累”。
经过一番力行和劝导,总计捐银8800多两,置买田房12契;他还亲自制定章程,委派有名望的乡绅管理。张秉堃在江津创办“三费局”的试点是有效的,“费归公家而不累民”,当地百姓“从此不受胥役需索”。
贰
办理教案,为民来去
两年后,张秉堃调任巴县。县志说他“因教案挂议去官”,只有短短七个字,但事情并不像字面那样简单。
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法国传教士范若瑟拿着清廷文牒,准备拆除巴县的崇因寺,改建为天主教堂,引起官民不满。
张秉堃“探访众情”后,得出结论:今欲改天主教,实未允恰。于是道、县两级主官商量了一个折中方案,由官方别筹款项,另选一处建教堂。
三月,张秉堃传集全城绅士筹议新方案。集会上人语杂乱,“彼此争执,激成公愤。”绅士们很快召集千余民众,不仅拆毁了原有教堂,还摧毁医馆等18处地方、抄掠教民住宅20余家。
教案发生后,范若瑟通过驻京公使,向清廷总理衙门施加压力。四川当局为平息事端,将张秉堃远调到酉阳。
张秉堃离任时,“士民遮道留饯者十余里,络绎不绝。”
谁也没想到,十多年后,张秉堃会再次回到巴县——因为另一桩教案。
光绪二年(1876年),重庆江北厅数千乡民攻入城内,捣毁教堂、医馆数处,引得“川东震动”。两年后,四川总督丁宝桢阅兵至重庆,下令速结该案,“断不能再为拖延。”
丁宝桢了解到张秉堃在重庆任职多年,“民心甚为爱戴”,于是专门行文川东道,指派已是陕西候补知府的张秉堃,到重庆办理教案。
据说,张秉堃协同其他官员,“不三日即书押定议”,妥善处理了这件积案。
叁
指挥防守,保民安定
张秉堃到岳池时,太平天国的战火正由南向北蔓延,“川东粮仓”未能幸免。张秉堃致力于修筑防御工事,组织官民“预备守具,增修砦堡”,以一人之力“倡捐于四城内修炮台二十二座”,留下“增修武功”的名声。
到巴县后不久,又赶上云南李蓝农民军“扰动川东上游”。咸丰十年(1860年)冬,张五麻子率农民军先后占领荣昌和永川,逼近巴县西界。
军情紧急,但“城中兵勇不足资防”,张秉堃立即“调三里团练,防堵三十余隘”。随后,他开始布置“空城计”,一面密令士兵砍下木头做成大炮模样,全部涂成黑色并派六人守一座“炮台”;一面在城内收集白色布料,“裁为旗帜,不足充以纸,遍插山巅。”这番操作,让对方误以为山上防守充足,“历数十昼夜”而不敢妄动。
几天后,如梦初醒的张五麻子开始向县城发动猛攻。张秉堃“督诸团勇,躬犯矢石,防守不稍疏”,最后谁也没有占到便宜。
张秉堃在巡守中发现一大漏洞——城西山涧旁“有窄径可循而登”。他迅速心生一计——“亟督工造闸堵水。”
某日一早,果然有张五麻子军队“敢死数十人,冒险沿涧旁小径上登”。张秉堃获令所有军士假装不知,等这队人马“将达寨垣”时,立刻开闸放水,导致张五麻子军队全军覆没。后续部队赶紧退回改道,结果“见群山旗炮如林,皆大惊曰:‘援兵至矣’,由八塘峰腰窜去,县以安定”。
直至清末,当地父老讲起“张红鼻子”的防守事迹,仍然“啧啧不去口”——因张秉堃“鼻赤其鬃”又平易温和,所以巴县人习惯称他为“张红鼻子”。
张秉堃调任小凉山地区后,遇上了当地的红灯教起义。同治五年(1866年),马边县宋世杰起义,率众入侵屏山县中都、秉彝(今新市镇)一带。张秉堃清点人马从屏山长驱直入,和马边驻军协同作战,“督团攻取杨家寨、下溪场,擒获匪目张哮咡、教匪宋世杰等,皆正法”,由此“地方肃清”。
经此一役,张秉堃被同治皇帝“赐花翎”,并以“老成练达”得到两任四川总督的保举,升任马边厅同知。
肆
着眼长远,惠泽其民
张秉堃的可贵,在于不论主政何地,总能做到“仕其地而有政绩,惠泽其民”。如在江安“劝民筑塘堰,兴水利,葺城池,建养济院、校射厅,编保甲”,在屏山主持修建福延乡官路,将三类赋税减为一项,无不受到百姓支持和拥戴。
但官员的地方治理,仅靠这些具体的政绩是不够的,毕竟任期有限、终须一别。要使“政德遍涵濡”,必须将政德融入一方水土,作为精神风尚、文化底蕴和社会风俗留存下来。
张秉堃想到的头等大事就是兴办教育。在江安,他修建校射厅,为贫寒士子“添膏火”,并在闲暇时亲自“论文校艺,课读诸生”,当地学风为之一新。在巴县,“因张李之乱,窜扰县境”,学政试院等“半被毁折”,他一边稳定时局,一边组织民众修补场地,还为辅仁书院撰写碑记。在屏山,他“以叛产岁难钱百余串”用作学馆老师的薪资,多次到义学鼓励学子们“业精于勤”。
张秉堃还以实际行动来引导向善向上的价值观。江安人黄学海乐善好施,其祖父黄琮每年拿出五石米赈灾,张秉堃赠给黄家“恩施普被”的匾额,鼓励百姓积德行善。在屏山,为纪念因保卫家园而牺牲的军士,他谋划修建昭忠祠。
《江安县志》记载了一个细节。张秉堃离任时,“清风两袖,士民重惜之”,在县城东门外为他立了一座四柱三门的德政坊。到民国初年,当地百姓为抵御匪患,就地取材加固城墙,把德政坊的横额完整地取下并直接嵌在东城墙内,以特殊的方式使之“仍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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