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官归里 刻书兴业 记岳池雕版印刷鼻祖杨瑞
《华银山志》的版片。
清道光年间，由何明月刻印的《玉历因果图说》堪称岳池家刻书籍的精品和代表作。
1954年四川新闻出版处对岳池木刻业情况的调查报告。
美国学者包筠雅（左三）与岳池部分文史工作者合影。
□杨林
杨瑞，岳池镇龙人，明代在朝10多年，居官精明强干，因绩能显著称誉当时；辞官归里后，创立雕版基业，以德行善举惠泽后世。笔者根据史籍所载和采访所得，对杨瑞生平有了粗略的了解，成文一篇，与读者分享。
为官精明强干
巡北城清戎除盗
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杨瑞中进士，授行人司行人之职。行人在京官中位阶虽低，但威望颇高，常常作为皇帝特使到各地履行颁行诏赦、册封宗室、抚谕请蕃、征聘贤才等职责，故被世人看重，地方官吏甚至宗室藩王也免不了会巴结示好。但杨瑞却洁身自好，在奉皇命到地方办事的时候，面对地方官员送来的一份份厚礼，他不是婉言谢绝，就是拒之门外，清操自守，一无所受，“封藩却赠”就是一个例子。
正德十六年（1521年），朱显楀以庶子袭任通山王，杨瑞奉命到湖北通山颁诏册封，王府给他丰厚的馈赠，而他却委婉而坚决地予以拒绝，坚贞节概，让藩府官吏叹服。清光绪《续增岳池县志·宦业》有“封楚藩，却其赠”之记载。
明嘉靖二年（1523年）五月，杨瑞被选授为云南道监察御史。其时，嘉靖初登皇位，时局不稳，京城治安混乱，朝廷依例从十三道御史中选派巡城御史，分巡京城东、西、南、北、中五城，负责治安管理、审理诉讼、缉捕盗贼等事务。杨瑞接受都察院和皇帝的选派，主事“巡视北城察院”。
北城在京城里治安最为混乱，盗抢频发，人心不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人员构成复杂。时任顺天府尹汪玉在奏折中分析北城等地治安隐患形成原因时说：“京卫官军、达舍（蒙古人）、色目人杂处，漫无统摄，致生盗贼。”这位京城最高行政长官算是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从明初开始，元朝遗留蒙古人、色目人和归降、内附蒙古人多安置在北城及京畿，有的编入军籍，有的属于民籍，有的无籍窜籍，与防卫京城的官军混处，积弊甚多，时生祸乱，长期得不到根治，成为朝廷的一块心病。
杨瑞到任，决定清除北城管理上的历史积弊，还老百姓安宁。他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一轮人口清查，通过清核丁口、整顿户籍、编保定甲，对城区蒙古人等加以约束和控制，这一举措很快起效。但就在北城治安逐渐向好之时，嘉靖三年（1524年）发生“大同兵变”。这起因大同官兵不堪盘剥而引起的哗变，造成边镇空虚，使北城的治安形势和防御形势突然间变得十分严峻，一些不法之徒乘机纠合成群，劫掠人财，杀伤军民，引发城区骚乱。假若塞外蒙古人乘虚而入，后果不堪设想。面对突来危情，杨瑞审时度势，昼夜巡防，摸排线索，锁定目标，果断出击，彻底肃清了盗贼，北城很快安定下来。接着又通过重甲刑法、整饬吏治、革新管理上的弊端等措施，严密城区管理；通过整训军队、加强防务，做好御敌的准备。因为治理有方，举措得力，北城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大同兵变”引发的重重危机。
赴建阳整治书市
对雕版印刷产生浓厚兴趣
明嘉靖初年，朝廷推行新政，下令整顿学风，对各道生员进行考汰，黜退顽劣。因为阻力大，新政推行不畅，朝廷派巡按御史杨瑞等人分赴各地巡查。巡视中，不断有地方学官反映生员使用的建阳版图书错字讹字多，影响正常教授学业，因此杨瑞又被钦派到福建建阳整治书板市场。
建阳书板历史悠久，宋时就是中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被誉为“图书之府”。到明代，建阳刻书业进一步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图书批发中心，各地教学用书多用建板。但由于一些书坊主利欲熏心，重量轻质，粗制滥造，加之建阳书坊数量庞大，多数工匠属于下层劳动者，刻艺虽好而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刻印中鲁鱼帝虎在所难免，故而屡屡出现质量问题，为当时学者所诟病。
杨瑞抵建阳后，立即着手惩戒不法书商，清理登记照，销毁劣质书板，严控市场准入，杜绝了讹错多、无牌号和质量低劣的书籍流入市场，图书质量很快有了改观。为使市场监管常态化，同时解决书坊校勘能力不足的问题，嘉靖五年（1526年）六月，杨瑞上奏朝廷，建议在建阳设立专门的官署，由朝廷派员监校书板把关质量，世宗皇帝准奏。不久，朝廷派遣翰林侍读官汪佃到建阳校勘书版。杨瑞的这个奏折载入明朝礼部奏稿，《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第六十五卷详细记述了事情经过。
建阳书板市场经过整顿规范，又得到朝廷派员监校把关，刻书质量有了保障，种种非议遂绝。但杨瑞却认为，要保证书板质量，从长远考虑，还需从培植文风、提升刻印艺人文化素质入手。为此，他又专门对当地书院进行了巡查。
溪山书院是建阳著名的学府，也是宋儒叶味道（谥文修）的生祠，朱熹亲为题匾，曾是闽中文人汇集之所，明中期后书院逐渐衰落，屋宇倾圮，几近停闭。这让杨瑞非常痛心，赓即发起重建书院。一些书坊主对他公正处理书板问题心存感激，纷纷捐资助建。杨瑞把重建之事托付建阳县丞陈崧，又通过引荐山长、延聘教师、订章立制、重新招收生徒，使溪山书院重现生机，走上复兴之路。明万历《重修溪山书院碑》记录了书院兴衰始末，铭云：“嘉靖五年（1526年），御史杨瑞委托县丞陈崧重修。”
杨瑞建阳之行圆满完成了使命，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通过深入了解和熟悉雕版印刷流程、技艺和经营方式，对雕版产生了浓厚兴趣，萌生了在家乡刻书兴业的想法，在离开建阳时还特意做了取经建阳的安排。
议大礼伏谏左顺门
遭清算三考被贬官
正当杨瑞仕途向上之时，他的人生却遇到了挫折，起因就是“大礼议事件”。
大礼议，是发生在明世宗时期的一场皇统问题上的政治争论。武宗朱厚照驾崩，因其无子嗣，生前也未确定皇位继承人，首辅杨廷和依据《皇明祖训》，与张太后等人商定，迎请湖北安陆楚献王之子朱厚熜入继大统。朱厚熜在得位之后，为生父母称号及祭祀礼仪问题，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冲突，并迅速转化成朝臣间的派系斗争。在这场争议中，杨瑞站在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武宗旧臣一边维护宗法礼制，要求世宗改换父母。而武宗朝受到排挤的大臣张璁、桂萼等则迎合嘉靖皇帝，提出了“继统”的理论。
而“左顺门事件”让这场争议更加的白热化。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二日，明世宗接受张璁、桂萼的建议，在左顺门（今故宫协和门）召见群臣，宣诏其生母为皇太后。护礼派官员得知极为不满，于七月十五日聚集左顺门跪伏谏争，朝野震惊。据《明史·列传》（第七十九）记载：左顺门跪伏的文武朝臣计229人，杨瑞等30名监察御史在列。事发当时，明世宗为平息事态，多次派内官宣谕劝退，百官不听劝诫，从辰至午长跪不起。于是下令锦衣卫将为首多人下狱，仍未能制止群臣的伏谏。杨廷和之子杨升庵领头“撼门大哭，众皆哭，声震阙廷”。这让世宗十分震怒，于是彻底翻脸，命内臣将跪伏官员的名字全部录下。随后，被录者或被充军边疆，或被夺去俸操，180余人遭廷杖，编修王相等17人被杖至死。九月，明世宗宣召称孝宗为皇伯考，生父楚献王为皇考，诏示天下。
大礼议事件算是有了结果，但杨瑞却为此埋下了人生的苦果。
以大礼议为起因带来一轮人事变动，附合议礼的官员陆续得到晋级，而护礼派官员则被步步追夺。嘉靖七年（1528年），世宗利用京察（京官考察），接受桂萼的建议，推行科道互纠，以清除异己。
这次京察，经过十三道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的相互纠劾，十名监察御史和4名给事中被黜退，但世宗认为考退不彻底，要求再次考黜，明令“不得姑息隐护”。于是吏部与都察院共同进行了第二轮考核，结果又有三名御史遭罢斥。
经过两轮考核，杨瑞因政绩突出无有过失，考核官无从拈过拿错，所以考察合格。而世宗却认为考核官庇护党类，不但给了考核官停俸的处罚，还责令再次考核。实际上两考之后，左顺门涉事官员仅剩下监官三名和言官一名，再行考核其针对性已非常明确。所以在第三轮考核中，考核官为让世宗皇帝遂愿，作出了违心的考察结论：“刑科给事中余经、南道御史任钿为浮躁浅露，云南道御史杨瑞、福建道御史张鹏翰为才力不及，得旨俱降一级调外任。”《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第七十八卷有记载。
明代考察定为不称职的官员分为年老、有疾、罢软无为、贪淫、酷暴、素行不谨、浮躁浅露、才力不及八类。前几类分别给予退休、革职为民、免职处理，后两类“浮躁浅露”和“才力不及”降一级外调。杨瑞因此被贬为随州（今湖北随州）判官，做了一个没有实权的僚属。
这位风华正茂、出类拔萃的御史，因为卷入一场政治争议，彻底断送了锦绣前途。
辞官归里刻书兴业
助推岳池雕版印刷蓬勃发展
仕途受挫后，杨瑞已无意于官场，不久就辞官归里，去追求他人生的又一目标——复兴四川刻书业。
四川本是雕版刻书的发源地之一，早在唐代就已出现雕版印刷。两宋时期，四川成都与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并称中国三大刻书中心。可到了明代，由于战乱等原因，四川刻书业已经衰落，市面上再难见到蜀刊本，人们使用的书籍多为江浙本、福建本和湖广本。这成为蜀中文士的心结，杨瑞早有改变这种局面的志向，也正是为着这个萦绕心头的梦想，毅然作出辞归的抉择。
杨瑞回到故乡，断绝与官府的往来，谢绝文人们的交游唱和，潜心于雕版创业。他把兴业地选在家乡镇龙，这里山多土瘠，有富余劳动力，发展雕版可以使父老乡亲脱离贫困。
雕版需要原材料。而雕版在岳池是前所未有的行当，没有原材料市场，书板、纸张、印墨等无法从近处取得。为了刻印的低成本营运，杨瑞组织邀约宗亲乡邻走深沟翻山脊，伐竹制浆造纸，燃木作灰制墨，利用镇龙本土资源自办作坊，解决了刻印的原材料来源问题。
由于时隔久远，杨瑞当年创业的情形已难以还原，但他却为我们留下了两个沿用至今的地名。
杨家纸场沟。在镇龙乡大峰山村一组，群山中的狭沟自古多竹。纸场沟为明时杨氏砍伐竹子、收购竹木和加工纸张的地方，后成为地名沿用至今。纸场沟上接莫家沟，有满足造纸用水的山流，下临艾家桥（今红星水库），有采伐运输竹木的便利，虽山深路僻却有造纸的优势。早前曾发现旧时造纸用的石臼和石磨，印证了这段史事。
杨家作坊亦叫作坊院子，在镇龙平原村七组，地处浅丘平坝又当官道，便于货物集散。是明时杨氏加工书板、制作印墨、从事雕版印刷的场所，清代房坍屋毁，来此插栈为业的杨姓移民在原址上重建房屋，乡民仍沿袭旧称。康熙乾隆时期，这一带是镇龙刻工最集中的地方，足见其影响力。
这些遗迹的存在，见证了杨瑞创业雕版的那段历史，从中也能感受到先辈创业过程中的艰辛和不易。
创业雕版，技术和经验不可或缺，杨瑞在这方面已有充分准备。他巡视建阳时，特意对雕版的制作和经营做了深入考察，谙熟雕版的制作流程和经营方法，又与建阳书坊主建立了交情，有获取技术的通道。所以，经过杨瑞的协调，建阳雕版技术引入岳池，又通过师徒帮带和实践磨砺，在族亲、姻亲及乡邻中培训出一批成熟的刻印艺人，完成了刻印力量的储备。
至于杨瑞如何引入技术，是派子侄到建阳学艺还是请刻师到岳池传艺已难考究，但岳池雕版师承建阳却为学者所证实。
美国学者包筠雅考察四堡（清代，福建刻书中心从建阳转移到四堡）和岳池两地书板多年。她从雕版技法、风格和特点以及经营方式等方面作比较，发现了两者之间的渊源，在其著述《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一书中专章介绍了岳池雕版，肯定了岳池雕版与建阳雕版的根脉联系。
建阳雕版技术引入岳池，岳池最早的刻书作坊随之在镇龙开张营业，接受市场检验。由于建阳和岳池自然物产等刻书条件类似，建阳图书品类多、价格低廉的特点也非常适应川东民众的需求，所以建阳雕版模式在岳池非但没有“水土不服”，反而如鱼得水，运营良好，杨氏刻书作坊日渐兴旺，到后来从乡村作坊发展为闹市书坊。
据传，杨瑞不但主持书坊经营，还负责编辑，时常亲自把关刻印，校刻书籍，孜孜不倦，直到终老。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世宗驾崩，明穆宗朱载垕即位，杨瑞沉冤昭雪，清光绪《续增岳池县志》载：“隆庆中追赠少卿，入祀忠义祠。”
明代中后期是岳池雕版的奠定时代。历经嘉靖至崇祯百余年的发展，岳池雕版积累了丰富的刻印和营经验，完成了由技术成熟向风格定型的转换，刻印业在县内蓬勃发展，书坊和刻书作坊遍布城乡，成为岳池的重要产业，杨瑞的刻书愿景渐行渐近。
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张献忠入川，川东土贼姚黄为乱，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岳池陷入数十年的动荡混乱之中，刻书业遭受重挫，陷入低谷。
这期间，民间书籍需求仍然存在，部分雕版从业者迁避到险远的地方，仍小规模、间断性从事刻印活动，为自己和其他遗民子弟刻印书本，赓续雕版技艺，维持岳池雕版的星火。
清康熙中期后，四海安定，岳池雕版业开始复苏。伴随“湖广填川”移民潮的到来，战后重建物质源源不断输往川内，镇龙土著王氏发现了商机，遂重理旧业，在重庆朝天门开设“飞鸿堂”书坊，为办货入川的江淮商人代刻图书，成为清代川内已知最早的书坊。
而在岳池本地，县境并入广安州，集镇尚未恢复，掌握刻艺的土著居民仍延续战乱时期形成的家庭生产方式，为本地和外地书商刻制图书。这种生产方式不断向新来移民传播，在镇龙及周边形成庞大的刻工群体，为书坊的再次兴起准备了条件。
到了清乾隆早期，从康熙六十年（1721年）复置岳池县开始的县城恢复重建基本结束，市镇功能恢复，人口急剧增长，民间读书之风渐浓，书坊应时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走向隆兴，迎来岳池雕版的鼎盛时期。
清乾隆至民国，县内有据可考的书坊计有学盛堂、文盛堂、文成堂、学文堂等三十多肆，并实现外向发展，省内的重庆、成都、自贡、泸州、南充、广安、武胜、达县等地，省外的云南昆明、贵州贵阳，甚至新疆奎屯，都有县人开办的书坊。
与此同时，刻书家帮也在县内陆续兴起，著名的有杨氏家帮、何氏家帮、郑氏家帮等。这些以血亲和姻亲关系为纽带结成的刻印团队，游走城乡，以流动作业方式从事刻书活动，足迹遍及西南各地，成为声名远扬的“岳池帮”。
一时间，岳池刻和岳池人刻的图书占据了川内及云贵地区图书市场的很大份额。西南地区的官家、私家大量刻书大多选在岳池，如清光绪《续云南通志》由学文堂刊印，清代著名医学家王世钟编纂的《家藏蒙荃》由文盛堂刻印。省内外的著名书坊、藏书楼召雇岳池刻工也很普遍，如成都知名书坊志古堂刊《华阳国志》为岳池人何绍伯、何绍恩刻锓，成都爱志庐刊《秋水集》为岳池人杨泽写刻，成都知名藏书楼严氏“渭源书藏”则长期聘用岳池刻师陆吉夫等人。岳池成为公认与成都比肩的西南刻书中心，杨瑞当年的夙愿终成现实。
1954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岳池木刻业情况调查报告》写到：“满清时代的封建教育，木刻板书有较广市场，各县都有卖四书五经的书店，刻书板都是去岳池制，因此该县刻字业兴旺。”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岳池雕版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岳池雕版师承于建阳，肇始于明朝嘉靖，成熟于明末，隆盛于清代中后期，延续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历经四百余年风雨，为无数父老乡亲提供了衣食之源，更为文化的传播和保存作出了巨大贡献。杨瑞对岳池雕版的产生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先导开创之功。
（本版图片皆为资料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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