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胜城：一座与钓鱼城对峙的蒙古军事城堡
武胜城遗址远景图。
大堂坝的题刻“普泽”。
天生寨遗存的清代城墙叠压着宋代堡坎。
□蔡东洲
武胜置县至今已有七百多年了。与巴蜀内地的众多州县不同，在武胜县这七百多年的历史中使用过定远和武胜两个名字，而这两个名字皆脱胎于宋元战争中蒙古修筑的军事寨堡武胜城。
武胜城的修筑和背景
武胜城修筑于宋蒙战争时期，不过与人们的通常认知不同，这座城堡不是宋朝修建的，而是蒙古修筑的。
历史上巴蜀地方官府依山筑寨始于唐朝末年。李唐失控，天下大乱，四海鼎沸，藩镇割据。时任昌州（治今重庆大足）刺史韦君靖乘乱聚兵，割据昌州。不久，王建率军入蜀，并很快平定了西川，兵锋直指东川。韦君靖便在“龙岗山建永昌寨”。龙岗山，即今重庆市大足县北山。韦君靖建永昌寨，修筑城墙，建立敌楼，屯储粮食，聚兵数万，以期长期固守，至今仍然存留着不少遗迹。
不过，真正大规模修筑山城寨堡出现在宋元战争时期。南宋立国东南，根据宋金两朝达成的“绍兴和议”，双方以淮河到秦岭为界，南北对峙之局从此形成。但这并不是双方心甘情愿的结局。金朝多次挥师南征，企图绝灭赵宋；赵宋也多次组织北伐，企图收复中原，然而最终谁也没有得逞。南宋出于国防安全，在今陕南、甘南构筑起了“川陕防线”。这道防线又称“蜀口防线”，主要由秦岭各关隘和陕南各州府组成，在沔州（今陕西略阳）、兴元（今陕西汉中）、金州（今陕西安康）设置三大都统司，负责部署、调度、指挥驻扎在川陕地带的十万宋军。在宋金对峙的一百多年间，宋军依仗这道防线成功地把金军挡在秦岭以北地区，虽然金军几度踏入秦岭以南地区，最终无法持久占领而北撤关中。
可这道防线在后来的宋蒙战争中却变得不堪一击，无法抵挡蒙军沿蜀道南进的步伐。蒙军在这道防线上造成了一系列的重大事变。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春，一股蒙军打着“灭金夏”的旗号绕道羌域，突袭宋朝边郡阶州，进围西和州，并在皋兰城击溃宋军。时任四川最高军政长官制置使郑损惊慌失措，下令放弃这道防线上的五个州郡，退守内地，任凭蒙古骑兵在边境五州抄掠驰骋，直到七月蒙军才因炎热而撤去。这便是“丁亥之变”。绍定四年辛卯（1231年）春，蒙古为了实现“假道南宋以灭金”的战略意图，由拖雷率领三万蒙军闯入宋境大散关，破凤州，屠洋州，攻兴元，再分兵而西，攻入沔州，撤屋为筏，沿嘉陵江而南下，略地至西水县（今四川南部县境内）而还。此举不仅摧毁了南宋经营百年的蜀口防线，而且深入到了巴蜀内地。史称“辛卯之变”。端平三年（1235年）秋，蒙古二太子阔端以汪世显为先锋，再次突破“蜀口防线”，并在大安军（今陕西阳平关）大破曹友闻所部宋军，深入到了巴蜀腹地。到次年丙申（1236年），阔端所部蒙军直捣成都，在数月之内横扫利州、成都、潼川、夔州四路数十郡。史称“丙申之变”。
在国家危亡的严峻形势下，南宋朝野不得不集思广益，研讨应对之策。在朝廷，李鸣复、吴昌裔等提出筑城修寨的策略，所谓“既要筑城，又要修寨，有城以御寇，又有寨以保民”。在地方，四川多任军政长官彭大雅、余玠、蒲择之等利用巴蜀多山的地理形势修建山城寨堡。在四川制置司的倡导和组织下，巴蜀地区的山城寨堡陆续建立起来。根据摸底调查统计，川峡四路先后建有山城寨堡一百多座，其中重要者亦达二十多座，诸如四川制置司（制司）所在地重庆城（今重庆渝中区内），四大都统司（戎司）先后移驻地阆州之大获城（今苍溪县王渡乡大获村）、顺庆之青居城（在今南充高坪区青居镇）、合州之钓鱼城（今重庆合川区钓鱼城村）、怀安军之云顶城（今金堂县淮口镇云顶村），四路安抚司（帅司）所在地潼川府路之神臂城（今泸州合江漕滩乡神臂村）、成都府路之凌云城（今乐山凌云山）、夔州路之白帝城（今重庆奉节白帝村），以及蓬州之运山城（今蓬安县河舒镇燕山城）、巴州之得汉城（今通江永安镇得汉村）、渠州之礼义城（今渠县礼义村）、隆庆之苦竹隘（今剑阁县剑门关镇）、遂宁府之蓬溪寨（今蓬溪县会新镇螺埝村）、广安之大良城（今广安前锋区小井乡大良村）等。
这些山城寨堡确实起到了抵御蒙军的实际作用，一度造成“宋无后顾之忧，蒙无东下之路”的局面。但在汪德臣、杨大渊等金宋降将的引导下，蒙古很快仿效宋军修城筑寨，推行“以城制城”的战术，作为应对策略。据不完全统计，蒙元在巴蜀地区利用过的山城寨堡数十座，其大部分是宋军早年修建的，被蒙军攻破或招降后再加利用，如青居城、小宁城（今平昌荔枝乡小宁村）等，少部分则是蒙军根据战略位置创建的，如广安一带的武胜城、虎啸城、蟠龙城、张广寨、东安城、三台城等。
武胜城是蒙元在巴蜀地区修筑的影响最大的一座城堡。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所向披靡的蒙哥大汗顿挫于钓鱼城下。不久，其弟忽必烈、阿里不哥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汗位之争。这时忽必烈集团中有人建议放弃巴蜀，全力攻打阿里不哥，但廉希宪等谋臣则主张对巴蜀宋军采取守势，抽调部分精锐北上陕甘。忽必烈采纳廉希宪等人的策略，仍然继续巩固攻打川东的军事基地青居城。中统元年（1260年），在青居城设立“征南都元帅府”，任命汪惟正和钦察为都元帅。但青居城并非固若金汤。按照元朝人的说法，青居城有两大不安全因素：一是与其他山城相比，青居山无险可凭，守御难度很大；二是距宋军基地钓鱼城太近，容易遭到钓鱼城宋军的偷袭。
于是，汪忠臣、汪惟正叔侄奏请忽必烈，在钓鱼城与青居城之间修建一座新的军事堡垒，既可减轻宋军对青居城蒙军的压力，又可增加对钓鱼城宋军的逼迫。中统三年（1262年），青居城主将汪良臣正式向忽必烈提出修筑武胜城的建策，认为“钓鱼山险绝，不可攻。奏请就近地筑城曰武胜，以扼其往来”。可能因为当时忽必烈正忙于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没有完全采纳这个建议，应该只是同意将攻防据点向南推进。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的汗位完全巩固了，并开始了襄阳决战，才同意创建武胜军，行和溪安抚使事，用以防止钓鱼城宋军的反扑和牵制巴蜀宋军援救襄阳。到至元七年（1270年），襄阳决战正酣，忽必烈令汪惟正修筑武胜城。据《元史汪惟正传》，“至元七年，宋人修合州，诏立武胜军以拒之”。这应该在原创基础上的扩建和加固，达到加强防御和牵制的效果。
武胜城的作用和影响
武胜城的作用和影响集中体现在宋元战争之中。从武胜城的地理位置可以发现，蒙古修筑这座山城，就是在宋蒙川东攻防的前沿建立的一处军事基地。
这个基地进攻的主要目标是钓鱼城，战略意图在于彻底撕破宋军的山城防御体系。在武胜城的周围数十里有大小的山城寨堡十多座，其中最著名是北面顺庆府的青居城、东面广安军的大良城、西面遂宁府的蓬溪砦、南面合州的钓鱼城。此时的大良城和钓鱼城仍为宋军坚守，阻挡着蒙军向南进攻重庆城，向东进攻白帝城。
这个基地防守的主要目标也是钓鱼城，战略意图在于完全压制宋军利用水军优势对嘉陵江、渠江流域的元军山城寨堡的袭击。当时钓鱼城宋军不时利用水上优势，向渠江东岸的礼义城、大良城提供补给，致使蒙古对礼义城屡攻不下，在大良城则数易其手。宋军还偷袭元军在渠江流域的重要据点虎啸城（今前锋护安寨）、张广寨（华蓥双河镇境）、东安城（华蓥永安镇境）等，甚至元军围攻重庆时钓鱼城宋军仍然奇袭青居城，俘获守将刘才。创建武胜城正是为了压缩钓鱼城宋军的活动空间，围堵钓鱼城宋军的四面出击。
当时青居城汪氏与大获城杨氏、运山城张氏、大良城蒲氏合称“四帅府”，由于青居城地近合州钓鱼城，并将前沿基地南推到武胜城，对钓鱼城宋军主力形成了强力的牵制，其他三帅府方可在川东地区大展拳脚，攻城略地，屡建功勋。元人姚燧在《便宜副总帅汪忠让公（忠臣）神道碑》中翔实地记述了汪氏屯守武胜城的功劳，从表彰汪氏的角度分析和揭示了武胜城在青居城和钓鱼城之间的特殊作用和战略影响：
第一，蒙军在嘉陵江武胜段“夹嘉陵江东西”而城，江东为武胜城，江西武德城，用以控扼嘉陵江水道，压缩了钓鱼城宋军在嘉陵江流域的活动范围，避免了沿江蒙古据点频繁被袭。
第二，蒙军严防死守武胜城，“昼则出逻设伏，常待进战；夜则画地分守，传警鼓柝，篝火照城达曙，以防窃入”，从而遏止了钓鱼城宋军对青居城以南地区的攻掠。
第三，武胜城牵制着在蜀宋军援救襄阳，确保了元军在“襄阳之役”的胜利。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下令：“大军见围襄阳，各道宜进兵以牵制之。”驻守武胜城的汪惟正随即自武胜出兵攻掠忠州（今重庆忠县）、涪州（今重庆涪陵），据当时的战报，这次出击取得俘获宋方县令、主簿各一人，破寨七座，活捉守将六员，降户一千六百有奇，俘虏五百人。
第四，限制着川东各个城堡宋军的相互救援，有力地配合了投降蒙古的杨大渊、张大悦、蒲元圭三帅府在川东地区的攻城略地，“拔敌栅垒，掠敌府库，刘其人民，逞志于忠、涪、夔、黔、万、施、云安之间”。
第五，协同川西元军攻下了宋军大本营重庆城。宋元战争即将结束时，武胜城转入大规模进攻，时任都元帅汪良臣与彭天祥调集武胜城、青居城和其他三帅府所部的主力，置钓鱼城而不顾，顺嘉陵江而下，参与围攻重庆城。重庆城被破，南宋名将制置使张钰被捕，都统赵安投降。元军自重庆溯嘉陵江而上，与顺江而下的武胜城元军，共逼钓鱼城，其守将王立不得不开启了投诚谈判。历时五十年的宋元战争随即结束。
武胜城的历史和现状
武胜城的历史并没有因为宋元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在由元而明的数百年间，武胜城一直作为定远州和定远县的治所而存留着。
宋元战争结束后，地方军政机构随即由军事向民政转化。武胜军不再“行和溪安抚事”，并改名为定远州，曾经的军事城堡武胜城也随之成为定远州的州城，武胜亦改名“定远”，这是元朝对武胜城在宋元战争中所起作用的肯定，也是对武胜城在战后恢复社会经济秩序的期望。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再降级为县，仍然以定远为名，隶属合州。从宋元战争结束到民国三年（1914年）回改定远为武胜的七百多年里，一直沿用着“定远”这个名字。
武胜城遗址坐落在今武胜县旧县乡场及其场后的山坡上。根据地形地貌可分为沿江台地、台上缓坡、山顶平地三个部分，由嘉陵江边向武胜山顶延伸。这种地形在战争时期便于观察和防守，但到和平时代对理治民事则很不方便，于是衙署、民居等十分自然地由山上向山下转移。洪武四年（1371年），明军完成了对巴蜀地区的占领，恢复设置定远县，此时的县治已明确“在河东十里武胜山下”的嘉陵江边了。以江边台地为县城，虽然方便物资运转和人员出入，但一直面临水患的危害。“江水坏庐”成为定远官府无法解决的问题，多任知县都提出过迁徙县城。嘉靖三十年（1551年），知县胡濂在定远官绅的支持下终于把县城迁移到庙儿坝，即今武胜县中心镇。一度辉煌繁华的武胜城从此逐渐被废弃。
时至今日，武胜城仍然存留着不少历史遗迹，主要包括衙署、城墙、城门、哨所、题刻、塘堰等。据之，可加以还原当年武胜城的大致轮廓。
衙署最初创建在武胜县旧县乡黄桷坪，地处第二级“台上缓坡”上部，背靠悬崖，悬崖上面即为第三级“山顶平地”，悬崖上有题刻和岩墓，这里现在已是粮田，至今仍称“大堂坝”。或因迷信“大堂坝”的风水，民国时有陈姓人家葬墓于田间。至此到明朝初年，定远县的大堂便由“大堂坝”下迁至第一级“沿江台地”上了，清嘉庆《定远县》明确记载，明朝的定远县城“在河东十里武胜山下”。
城墙的修筑与宋军完全一致，即借助悬崖，补筑沟缺。由于自宋元战争结束以后这一带一直为官署或民居，不间断的生产和生活，使城墙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现存城墙为四段：天生寨段、大堂坝至五挑谷段、水坝段、电塔段，其中前两段原本是联系在一起，即两端直接嘉陵江，围绕沿江台地、台上缓坡一周，其内是武胜城军事基地的核心区。近代修路上山，挖断了天生寨与大堂坝的连接段，遂呈现为两段。
哨所，后世称作天生寨，又名老鸹寨，位于“台上缓坡”西侧，地处沿江台地东侧崖壁之上，此处地势起伏较大，形成南北条状山体，东西宽约100米，南北长约700米，天生寨位于山体北端最高处，海拔约262米。天生寨东、西、北三侧均为崖壁，仅南侧有一条道路与大堂坝相通。寨上视野开阔，寨西面及北面可望嘉陵江，与江对岸的武德城，共同控扼嘉陵江；寨东面可望大堂坝及山顶平地区域。天生寨略呈方形，东西宽约80米，南北约100米，寨内地形较为平坦，在武胜城中是最好的观察哨所，也是最险峻的堡垒。和平时期这里被改作教学场所，并以宋代当地名人安丙的谥号为名曰“忠定书院”，动乱时期又被改作避乱场所，名曰“天生寨”。
题刻在“大堂坝”后方天然崖壁上，不过这些碑刻都不是当年蒙元驻军留下的。现存四方，其中两方为题刻，另两方为墓碑记。第一幅“普泽”，隶书，阴刻，二字由左至右，字径105厘米。第二幅“威灵”，楷书，“普泽”题刻下方，字径20厘米。第三幅《重修墓碑记》，碑宽约167厘米、高约115厘米、底部进深4.5厘米。额上横向楷书“重修墓碑记”，碑左右两侧楷书对联：“生成山水多情趣”“□□□冠有□□”。墓碑为陈氏清末子孙为其入蜀始祖重修墓碑时所刻。第四幅《山□水秀》，碑上方为圆拱形，碑宽120厘米、高167厘米，底部进深14厘米。碑文大多风化无法识读，仅知其为陈氏在清乾隆癸酉年（1753年）刊刻的。
武胜城是宋蒙（元）战争时期蒙军修建最早、影响最大的山城，是蒙元东川都帅府青居城向南推进的前沿基地，其作用集中体现在进逼钓鱼城，牵制巴蜀宋军，在蒙元争夺川东、围攻重庆、攻克襄阳等重大军事行动中都起着十分突出作用。进入和平时期，武胜城变成了定远州和定远县的治所，成为元明在这一区域的政治文化中心，至今历史遗迹存留，是文旅融合的珍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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