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精神”永放光芒
“红岩之子”杨益言。
《红岩》被誉为“共产主义的奇书”。
杨益言旧居前的《红岩》雕塑。闫金强 摄
杨益言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改稿。
1958年，中青社社长朱语今（左）亲自到重庆约稿，与杨益言（中）等人合影。
□谭松柏
196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杨益言和战友罗广斌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岩》，这是“一本共产主义的奇书”，是“一部浸润生命的跨世纪长销书”，是“一部用烈士鲜血写成的英雄史诗”。
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红岩》的故事，杨益言笔耕不止，与人合作或独自创作了《大后方》《秘密世界》《红岩的故事》《红岩之光》等多部文学作品。从重庆到全国各地，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到古稀老年，创作、讲座、巡回报告，杨益言倾情一生歌颂英烈。尽管离开武胜几十年，但杨益言深情的目光时刻注视着家乡，曾多次踏上这片热土，向广大党员干部、青少年学生宣传“红岩精神”，教育和引导人们不忘初心，面向未来，坚定信仰。
2017年5月19日上午10时25分，杨益言在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去世，享年92岁。
时至今日，“红岩之子”杨益言已离开我们近一年了，但他一生歌咏的“红岩精神”，依然在祖国大地上回荡。
1949年前的杨益言
杨益言先辈原是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人，“湖广填四川”时迁徙到四川定远县(今武胜县)飞龙乡白土坪(今白坪乡白坪村)。杨益言的父亲杨育之(又名杨昌英)是重庆中国银行的职员，母亲刘清光来自武胜县鼓匠乡一个中农家庭。1923年12月，刘清光在白土坪祖宅地生下了大儿子，取名本泉。
1925年11月28日，重庆朝天门，清晨，云雾缭绕的江面，一丝清风徐徐吹来。此时，在码头旁边的一间普通民房里，又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父亲杨育之为这个小生命取名祖之。他就是人们后来熟知的、享誉国内外文坛的著名长篇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
杨家兄弟儿时记忆中的父亲、水巷子家的模样，都是模糊的。杨益言只记得，水巷子总是水淋淋的，挑进城的水桶里，总会有水溅到那青石铺成的小巷子路上。
本来，银行职员的收入还过得去，加之妻子勤劳持家，杨家的小日子过得还算殷实。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27年，在杨益言两岁时，30岁出头的父亲突然病倒，过早地撒手人寰。失去了经济来源，孩子们又这么幼小，孤儿寡母无法再留在重庆生活，无奈之下，刘清光决定带着两个儿子及丈夫前妻邓氏所生的女儿杨君修，回老家武胜。杨益言和哥哥被放在扁担两头的竹筐里，啼哭着，望着前面母亲和姐姐的背影，由高家表叔挑着上了路。上船、下船，再翻过一座山又一座山，孤儿寡母最后回到了白土坪的老屋。
刘清光20多岁就死了丈夫，几个孩子又这么幼小，在那个封建的年代，没有男人撑持门户的家庭，真难啊！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刘清光没有再嫁，咬着牙，默默地用孱弱的肩膀，苦撑起了这个家。刘清光虽没上过学，却很有远见，为便于3个孩子上学，她变卖部分祖产，从乡下迁居武胜县城（今中心镇）无逸街12号，直到1935年杨君修出嫁，她才回到白土坪老屋居住。刘清光唯一的希望，就是将儿女们抚养成人，让他们受教育，长大了为门庭增光。
刘清光省吃俭用，凭着少量祖产的微薄收入，勉强供孩子读书。家用拮据、常受欺凌的情况使孩子们懂事很早，兄弟俩不负母亲的希望，努力读书，发誓要有所作为，报答母亲的牺牲和付出。
转眼间，时间过去了6年。
在杨益言上小学那年，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强占中国东北三省的1931年。课堂上，老师讲到“9·18”事变时，眼眶红了，回过身将黑板上东北三省的地图抹去，同学们哭了，不做亡国奴是师生们共同的心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引爆了全国抗战。杨益言上初中的第一课就是军事训练，尽管人矮枪长，但他很兴奋，因为会开枪了，就可以保家卫国了。
1941年，杨益言也像哥哥一样，考进了北碚兼善中学。抗战时期的北碚兼善中学颇有名气，是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创办的。卢先生主张实业救国，创建了民生轮船公司，与外国商人争夺川江航线，其胆识和热忱赢得了国民支持，最后将外国船只赶出了川江。民生船只在抗战时抢运了大量的内迁物资、工厂机械设备及员工，为抗战作出了贡献。卢先生还开办了农场、企业，事业取得巨大成功，这些都给了青年杨益言很大启迪，他仰慕卢先生，也渴望自己成为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此时的他，已从单纯的报答母亲养育之恩，上升到报效国家的爱国主义之情。学习期间，杨益言经常向武胜旅碚同学会出版的会刊《武胜碚友》投稿，并邮寄刊物回武胜，向家乡父老宣传抗日。
一天，卢先生到学校来了，杨益言十分兴奋，他想象中的卢先生应当是西装革履、派头十足的工商界巨子形象，可是出现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衣着布衫、脚穿布鞋、留着光头、态度和蔼可亲的长者，杨益言心中充满了敬意。更让杨益言感动的是，卢先生还特别允许他到卢家去，与他的同班同学、卢先生的儿子一起补习功课，准备考大学。
到了卢家，看见与普通平民家一般简朴，卢夫人还亲自动手做些女红换钱补贴家用，杨益言越发的敬重卢先生。他知道，卢先生把钱财都用在了办大事上，他感叹道：“中国要是多一些卢先生这样的人，该是多么富强呀！”于是，他决心报考工科，走实业救国之路。
抗战时期，四川重庆成为国共合作抗战的陪都，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场的指挥中心。当时，长江中下游的许多著名大学都搬迁到了重庆。1943年，杨本泉考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后来成为著名新闻记者、诗人、编辑)。当时复旦大学迁址北碚夏坝，而北碚是陪都重庆的文化区，著名文化人老舍等都在那里。
1944年，杨益言也如愿以偿，考入了迁至宜宾李庄的同济大学电机工程系。
同济大学迁至李庄时，校舍是利用镇上的古庙和民间旧屋，条件异常艰苦，课外生活极为枯燥。更重要的是消息闭塞，仿佛与世隔绝。唯一的好处就是远离战火，避免了空袭的干扰。
大学期间，杨益言通过在北碚夏坝复旦大学新闻系学新闻的哥哥杨本泉，参加了跨校际的学生文艺团体“突兀文艺社”，杨益言和几个同学在同济大学也办起了壁报，并负责学运宣传工作，积极投身反内战的爱国学生运动。1948年，同济大学“一·二九”事件中，杨益言遭到敌人通缉，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他乔装打扮，连夜逃出了重庆，辗转台湾、上海避难。同年4月，杨益言回到重庆，在一家工厂做夜校教员，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人运动。同时，将编辑的《1·29通讯》及其相关稿件寄往上海、昆明的一些工厂、机关、学校。国民党军统特务看到《1·29通讯》油印物后，怀疑与《挺进报》有关，遂将杨益言逮捕。
杨益言被关押至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监狱后，尽管受到坐老虎凳等各种严刑，但始终不开口，使敌人无法弄清真实情况。在狱中，杨益言认识了江竹筠等优秀共产党员，目睹了悲壮惨烈的斗争场面，听说了许多共产党人的英雄故事，从而更加坚定了革命的意志。
1949年春夏之交，随着国共和谈的开展，共产党通过各种公开、半公开的方式开始营救狱中同志，杨益言等人因此虎口脱险。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1日，杨益言把署名杨祖之的文章《我从集中营出来》，送到重庆《国民公报》。4日，文章刊登出来，第一次系统地讲述了渣滓洞监狱发生的革命斗争，引起了轰动。1950年4月，他被分配到重庆团市委工作，先后任科长、办公室主任、常委等职。在这期间，杨益言以过硬的文字功夫，经常代表团市委给重庆市委主要领导撰写讲话材料。
《红岩》的创作历程
1955年，共青团中央号召全国青少年向英雄人物学习，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在全国各地纷纷展开。重庆市委迅速行动，组织了报告团，成员中有杨益言、罗广斌、刘德彬等人，他们到成都、自贡、江津等地，巡回报告。渣滓洞监狱里革命志士可歌可泣的斗争故事，让三个年轻人热血沸腾。1956年，在杨本泉的提议下，他们自发地向市委组织部部长肖泽宽（原下川东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之一）请假两个月，在南温泉开始了文学创作，各自写出熟悉的故事，然后汇集在一起，取名为《禁锢的世界》。但是，除少数稿件被《重庆日报》刊发外，其余的几乎无人问津。
这个时候，三个年轻人才意识到，文学创作的道路并不平坦，更不是信手拈来那么简单。然而，人世间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1957年，团中央在讨论干部写作时，有人想到了这个题材，于是向四川、重庆两级团的组织提出，希望组织人员创作这方面题材的作品。经过讨论，四川、重庆两级文联决定将此题材的创作作为向新生的人民共和国10周年的献礼作品。
195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刊物《红旗飘飘》向杨益言约稿。同年8月，全国上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而杨益言此时却身患肺炎，团市委领导出于对他的关心，安排他值守办公室。他利用这难得的三天三夜时间，每天完成1.6万多字的写作。随后，杨益言将文稿寄给罗广斌修改。这个时候，罗广斌正在重庆的一个郊县一门心思地研究养鱼高产技术，根本就没时间，也没兴趣细看稿子，只对个别文字做了改动，就寄回杨益言处。而与此同时，刘德彬已被打成了极右派，下
放农场劳动，与杨、罗两人基本失去联系。孤身一人的杨益言无可奈何，只得再次对原来的稿子进行修改，取名《在烈火中永生》，寄向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表在《红旗飘飘》第六期上。
《在烈火中永生》曾在《北京晚报》全文发表。1959年2月，全国正式出版，发行328万册。随即，部分章节被选入中小学生课本，一时引来轰动。
但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认为，《在烈火中永生》这篇5万字的文稿内容过于单调，如果要成为一部长篇小说，必须进行改写。
于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兼党组书记朱语今亲自出马协调重庆方面，并指定青年编辑王维龄具体联系杨益言，用重庆集中营的斗争故事这个题材创作一部长篇小说。
不久，经过重庆市委组织部的审查，杨益言和罗广斌被确定为《红岩》的创作者，杨益言当时很惊讶，第一反应是觉得自己不行，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从来没有写过小说。1959年2月，杨益言和罗广斌二人正式脱离各自工作岗位，汇聚到了重庆中山四路81号大院，全面展开创作。
杨益言的妻子何明杨曾经回忆说：“杨益言当时很苦恼，创作愿望与实践矛盾经常困扰他们，他们发现以前的资料好少，不够进一步‘集中和概括\’。”
杨本泉对此也有所感，他说：“杨益言他们写得很苦，初稿拿出来后很不令人满意。”
时任中青社编辑的王维玲回忆，初稿写成后，杨益言和罗广斌对书中人物的塑造感觉不满意，甚至不愿再谈起这件事，小说《红岩》几乎面临半途而废的窘境。
但事情也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此时，包括时任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在内的许多人，通过不同方式为二人打气，鼓励他们走出困境。
1960年夏天，重庆市委组织部安排二人到北京参观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时期的电报手稿，这给了他们极大的启发。杨益言说：“我们看后觉得，需要用更开阔的视野去考虑小说的谋篇布局和人物塑造。”
1960年冬天，新的创作开始了。当时国家处在困难时期，写作房内没有取暖设备，脚冻僵了，手写僵了，食物也不足，但饥寒交迫没有让他们退缩，反而让他们有了更旺盛的创作激情，他们经常彻夜工作。
那年的冬天，杨益言和罗广斌还从创作中抽出时间，走进华蓥山武装起义革命遗址所在地——武胜、广安等县，重踏先烈足迹，探访英雄事迹，收集人物故事，丰富小说情节。当年，正在武胜深入生活、进行采风创作的著名作家沙汀和艾芜，在武胜县与杨益言见面，共同研究、修改这部小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1961年春天，大改之后的小说再次送到北京，受到各方面的高度评价。同年12月，全书定稿付印，任白戈定书名为《红岩》。红是革命的颜色，岩石又是非常坚硬的物质，而革命者在狱中坚持斗争，意志像岩石那样坚硬。
《红岩》的出版，立即在国内外引起轰动。两年后，发行量超过400万册。
1963年，杨益言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为四川省重庆文联专业作家，以后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等。
《红岩》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
从1961年出版至今，《红岩》再版51次，在国内外发行1000多万册，成为一本“共产主义的奇书”。作者以昂扬的激情和壮美的色彩，塑造了众多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的英雄群像。《红岩》先后被改成歌剧《江姐》、电影《不屈的人们》《烈火中永生》及京剧、电视剧等，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观看，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该书被中宣部、文化部、团中央命名为百部爱国主义教科书之一。文学无国界，在国外，《红岩》被译成越、日、英、德、法、朝等10多种外文出版，国外出版、再版400多万部。当年，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向中国大使馆索要《红岩》，爱不释手，连夜读完，指示出版。1963年，日共中央将《红岩》列入《中国革命文学选》，翻译成日文出版100万部，日本友人赞叹《红岩》“是一部用生命写成的书”。在那个轰烈的时代，《红岩》引导了亚非拉各国人民开展民族和解放斗争，外国朋友赞扬“《红岩》可与高尔基的《母亲》媲美”。
《红岩》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集体创作，在国内外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赢得了巨大声誉。在创作过程中，杨益言他们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反复进行修改完善，是一部没有夸大的真实文学。《红岩》创作的题材来源于真实的革命斗争故事，鼓励着文学创作人员不断深入生活，使文学根植于大地，根植于生活，根植于人民。
小说《红岩》，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品质最高度的概括。“红岩精神”，是革命先烈坚持真理、改造社会的人生伟大实践，是革命先辈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
“晨星闪闪，迎接黎明。林间，群鸟争鸣，天将破晓。东方的地平线上，渐渐透出一派红光，闪烁在碧绿的嘉陵江。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绚丽的朝霞，放射出万道光芒。”这是长篇小说《红岩》对解放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黎明的描写。这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是无数的英雄志士用鲜血换来的，血染红岩，才挣得今天的安居乐业。我们要衷心感谢《红岩》，不仅因为它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更由于它使我们深入地体味到什么是光辉的历程，什么是血染的风采，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什么是珍贵的青春，使我们对人生价值有了崭新的理解与认识。
杨益言曾说：“民族魂是国家最基本的凝聚力，民族精神永远不能忘。‘红岩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的体现，要让后代永远记住它，让‘红岩精神\’在人们脑海中永远清晰……”
如今，斯人已逝，但他留下的“红岩精神”，相信会永久地在大地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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