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忠恕：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
爱因斯坦与罗忠恕。（资料图片）
□李贤臣
1月26日，“两江行”采访组走进武胜县烈面镇，一位学者进入我们的视线，他就是罗忠恕，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他最为人称道的是，游学欧美，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
留学英国掀开中西方文化交流帷幕
罗忠恕，武胜烈面镇人，1903年出生。青少年时代在南充、阆中、成都等地求学。1922年入成都华西协和大学，1931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研究生院，获哲学、心理学硕士学位。1931年至1937年，先后任华西协和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教务长、文学院长。
1937年5月，罗忠恕离开成都，到英国牛津大学深造。7月8日下午，当赫克特尔轮驶进雾都伦敦，长袍马褂的罗忠恕其实已经悄然掀开了中西文化交流帷幕的一角。7月12日，罗忠恕参加世界基督教大会。在会上，他将柏拉图的理想与孔子主张的大同世界作了比较，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罗忠恕性情平和，温文尔雅，但内心却流淌着一颗滚烫的心。人们被这位儒雅的东方人吸引了。1939年11月的一天，在牛津大学斯博第教授家中，罗忠恕与该校高年级同学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文化的讨论，并提出了一份“中英文化合作计划”。以此发端，牛津大学成立了“中英大学文化合作委员会”。随即，剑桥大学也成立了类似的机构，一大批西方学者以及教育家加入到“欧亚交通”的行列。这些人的名字如雷贯耳，在各自领域内都有崇高的学术地位，他们是：数学家兼哲学家罗素，生物学、胚胎学家李约瑟，哲学家杜威，天体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量子物理学家蒲朗克，哲学家柏格森，汉学家白希礼和仪文达，以及印度文豪泰戈尔，等等。一时间，西方学者们纷纷致函中国各大学教授，表达了沟通中西的强烈愿望。牛津大学学者说：“吾人所处之时代，有空前之机会使人类互相发生影响，利用各民族之文化优点，以造人类之幸福。”剑桥大学学者言：“为促成人类之进步计，东西学者与科学家，似有密切联络之必要……盼贵国能容纳学生到贵国就学，俾后受中国思想之熏陶，而得吸收历史悠久之文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色背景下，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帷幕正徐徐拉开，罗忠恕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罗忠恕在欧美的行踪，可见一斑：1937年9月，于罗马拜访哲学家晋提立，此人是意大利前教育部部长；同月，往捷克拜访亚利丝博士，此人是捷克国父马沙利克之女；月底，于柏林大学拜访汉学家韩立奇和史坦。1939年底，在剑桥大学与李约瑟博士第一次会面，参观其工作室，对其建立的有关中国古代科技的10余万张卡片钦佩不已，随即为李约瑟联系访华事宜。1947年1月，晤面物理学家林德曼，此人是丘吉尔首相的科学顾问；同月，在大英博物馆会见东方古物管理员格雷，得见大量古写本佛经和敦煌绘画；2月，结识194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福列明教授；随后，与哲学大师罗素在剑桥共进午餐，纵论东西方文化；12月16日，在美国拜访科学巨擘爱因斯坦，此前，他与爱因斯坦已有通信……
喜食中国豆浆、油条的英国科学巨匠李约瑟无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角。1942年5月3日至24日，李约瑟博士应罗忠恕之邀，来到华西协和大学，给师生们作了12场演讲，内容涉及生物学、胚胎学和中西方科学史以及战时世界科学状况。李约瑟的成都之行收获甚丰，他有幸参观了正在发掘中的王建墓，并从人类学、气象学等方面提出过一些见解。罗忠恕还为其购置了许多中国古代典籍，并牵线搭桥，介绍他用一套《大英百科全书》换得了一套石室中学所藏的中国典籍《图书集成》。罗李二人从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钟情于中国文化的李约瑟后来写就了一部辉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1994年，李约瑟被选为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
成立东西文化学社成都成为东西文化交流中心
检索中国现代学术的历史，下列名字同样如雷贯耳：钱穆、冯友兰、朱光潜、蒙文通、顾颉刚、张东荪、梁漱溟、萧公权、牟宗三……1942年11月19日，“东西文化学社”在成都华西坝正式宣告成立，以上人士皆是学社成员，古老的成都一时文气鼎盛，群星闪耀，成为中国抗战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罗忠恕是发起人，也是学社社长。
是何种精神感召着这些大师呢？史学家钱穆在《东西文化学社缘起》一文中说：“夫各民族文化之进展，常需不断有去腐生新之努力。而欲求去腐生新，一面当不断对其文化源头作新鲜之认识，而一面又当不断向外对异文化从事于尽量之吸收。今我中华文化，在此极平极弱之后，其有需于一番去腐生新之工作，即已为吾华有识之士所共识。”在那个非凡的年代，重振中华雄风，深明大义的学者们自是责无旁贷。早在1934年，罗忠恕在华大教改意见中也曾指出：“本校系基督教所办大学，对于中西文化之沟通，应有特殊任务。外籍教师可指导学生研究西方文化，但中国文化实具有足以维持世界和平之因素，如文学、美术及政治思想等，确可贡献于人类。今天学校之教育方针不仅当尽量吸收西洋文化之优点，尤应发扬中国文化之特殊精神。”罗忠恕的洞见力与大师们可谓如出一辙。
史学大师顾颉刚曾坦言：“在前方枪炮声惊天动地，到了重庆是上天下地，来到华西坝使人欢天喜地。”诚哉斯言！罗忠恕利用历史给予的机遇在成都集合了众多精英，并与牛津、剑桥两所世界名校在交换教授和学者、出版刊物、文化考察等方面建立了联系。同时，成立东西文化交流所，经常集会讨论有关世界学术和文化交流问题。罗忠恕率先开讲《文化与大学教育》，之后，林语堂、陈白尘、潘光旦、冯汉骥等文史学家、科学家先后登场。国外方面，还可以开出一个简略而不能忽略的名单，他们是：澳洲首任驻华公使艾格斯顿爵士，牛津大学中英学术委员会修中诚副教授、陶德斯教授，印度加尔各答大学甘戈理教授，加拿大文幼章博士，英国议会访华团艾尔文爵士，澳洲首都大学校长普兰先生，法国、波兰大使和印度公使等。此外，据说海明威、斯坦贝克、费德林等人也于华西坝留下踪迹。
应聘联合国哲学顾问继续致力中外文化交流
1945年4月，在美国旧金山制订联合国宪章时，“东西文化学社”起草了有关联合国文化交流意见书，提出教育、科学、文化合作规划。意见书由我国代表团散发给出席该会的各国代表，其主要建议在联合国宪章中都得到了体现。罗忠恕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自不必言说。
1947年5月28日，罗忠恕在李约瑟博士的陪同下前往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赫胥黎聘请他担任该组织的哲学顾问。在这期间，罗忠恕以题为《中国传统中的人权思想》的论文，向全世界发布了一个中国教授的人权观。文章是用英文写成的，罗忠恕的女儿、四川大学教授罗义蕴摘译过其中一段，其文如下：“生存权与环境保护有着密切关系。物质资源不能浪费，每一个人从社会中取走需要的东西时也要对社会作出贡献，不能以懒惰来侵占别人的劳动。自我表现权实际上是自立、自尊。每一个人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社会进步靠每一个人的表现。而享受权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社会和内心的。内心世界的平静，工作与闲暇的合理分配，文化、美学、宗教、求知都要得到满足。宗教与宗教之间要提倡容忍，对无神论者也要有容忍精神。”该文1949年被收入联合国《人权论集》。
破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情怀，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20世纪，罗忠恕将此种精神提升到了新的境界。他的世界视野使他的言论不乏深刻的洞察力和前瞻性。“要勉励外国学生学好汉语，中国学生学好外语，以加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这是罗忠恕在弥留之际留给后人的最后一句话。当我们沿着这句话溯本探源，发现几十年前那场文化交流的壮举已积淀出深厚的历史魅力。
“文化大革命”期间，罗忠恕虽然遭受残酷迫害，但他坚信党总有一天能把问题弄清楚，让他重登讲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拨乱反正，彻底纠正冤假错案，给他落实了政策，他心情愉快，多次表示要在有限的时间里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罗忠恕不为名、不图利，退休后在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等校任教，全尽义务，不计报酬。生病后，罗忠恕的眼睛几乎失明，但他仍然勤奋工作，拿着放大镜逐字逐句翻译资料。甚至病危通知书送到家里时，他还在不停地写，一如他生前所说，“我要一直工作到死”。1985年4月，罗忠恕病逝于成都，享年82岁。一位名贯中西的文化使者走完了自己灿烂辉煌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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