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方志协会副会长罗保平：从地名之中 解锁古都旧事
9月23日，罗保平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走过东西城所有的胡同街巷，罗保平的大半辈子，都在与北京城的地名打交道。
缘分始于上世纪80年代，在我国首次地名普查中，罗保平曾拿着皮尺、踩着自行车，在西二环丈量宽度、为“鸭子桥”寻求正解。
对他来说，北京像有两个，一个此时此地，一个彼情彼景。当古城旧事在群体印象中逐渐淡漠，老地名中还锁着往昔的京城影像，等待后人追问探寻。
【人物档案】
罗保平
北京地方志协会副会长。我国地名普查最早的一批亲历者。他参与编写了西城区地名志及北京其他地区地名普查工作，关注地名保护四十余年。
1让老地名进“家谱”
年过古稀，北京地方志协会副会长罗保平仍频繁往来于各个会场。不同的会议，往往围绕着相似的主题：北京城的地名保护。
在罗保平眼里，北京大概是“双份儿”的。一个是触手可及的城市，装着月坛公园、白塔寺、鲁迅故居与大白猫晒毛打滚的四合院。另一个是逐渐远去的历史的北京，经过几百上千年的时光淘洗，仍留下一些昔日影像，锁在街头巷尾的地名里。
他的大半辈子，都在与这些名字打交道。
地名保护的基础，是完整的地名普查，罗保平是最早的一批亲历者。
改革开放初期，城市迅速发展变化起来，新地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时代背景催生了1980年我国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地名普查。在北京，这项任务被安置在规划委，当时，大学毕业的罗保平正好进入西城区规划委工作，在几年中走遍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
查地名就像查户口。名字所覆盖的范围内，道路的长宽走向、挂了多少门牌儿、有哪些单位机构和文化设施，种种现状都要摸清楚。走访下来，一些实际情况与老北京人的印象并不一样。
大栅栏、地安门北大街、宣武门内大街是西城最为繁华的地方，在居民心里，沿街的商业网点得有几十上百个。罗保平在道路两侧从头到尾走了一遍，挨个儿数数，发现实际并没有那么多，宣内和大栅栏是20来个，地安门北大街也就50多个；出行纯靠腿，丈量长宽就靠一卷皮尺，他曾亲自量过西二环的街面，一共得量三次，但大马路上来来往往全是车，常常弄得他灰头土脸。
最让他下功夫的，还是为地名“溯源”。
2解锁古城旧事
罗保平的专业是历史，尤其喜欢北京史。当城市日新月异，古城旧事逐渐从群体记忆中淡漠，保留下来的名字，还能提示一些往日时光。
西城琉璃厂，因明代在此处烧制砖瓦琉璃而得名，清代乾隆时期，琉璃厂挖出一个前代的古坟，墓碑上写着，墓主葬于城东海王村，后人因此得知此地原名海王村。琉璃厂多文人雅客，中国人又好古，直到现在，还有商家借用此名。
并非所有地名都有清晰的渊源。有时，民间故事与猜想填补了历史的空缺。解释地名没有标准答案，过程中难免会出错，有的要耗费十余年的时光。
西城广安门往南走一站地，有地名“鸭子桥”，上世纪80年代，已无人得知桥名从何而来。人们编了一个故事，称桥边多养鸭户，桥下多见鸭子成群结队，故事流传甚广，但没有证据。罗保平后来认定，鸭子桥与鸭子无关，实际与关公庙有关。
“关庙自古今，遍华夷。其祠于京畿也，鼓钟接闻，又岁有增焉，又月有增焉。”北京城曾遍布关公庙，且有诸多民间俗称：红庙、白庙、高庙……其中一称即鸭子庙。鸭子庙等同于关公庙的解析，见于历史文献，而广安门的桥边，正有一关公庙。第一次地名普查完成后，鸭子桥的困惑始终放在他心中，数年之后，才在查阅文献中豁然开朗。
什刹海与鸭子桥类似，也似曾遭误解。有说法称，什刹海的名字源自附近有十座佛寺，这个解释流传已久，罗保平一开始也不以为奇。直到某一天重读《帝京景物略》，发现什刹海或引用了“十刹海”的名称，后者为一庙名。据书中记载，“京师梵宇，莫十刹海若者”，此刹建造者为明代和尚三藏师，终身苦行，世所仰慕。
类似有待考证的民间解释还有不少，如北新桥“恶龙打仗”的传说、“前百户”“后百户”的由来。要搞清楚真正的渊源，需要研究者查阅文献、钻研历史地图、实地走访探查。几年之中，西城3000多个地点，罗保平都一一走过，除了编写西城区地名志，也参与了北京其他地区地名普查，从这些地名中，第一次接触到另一个时间维度的老北京。
3消亡与新生的地名
几年之后，罗保平工作调动，转而钻研北京史，却仍始终关注城市地名的动态。
如今走进北京城，身处何街何巷，路牌上一目了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胡同院落有门牌，街巷却是没有名牌的。地名普查完成后，地名保护的概念真正出现，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街小巷挂牌亮出了名字，北京同时出台了地名申报、审批等制度。
罗保平说，他那会儿财政可报销额度一年仅有3000元。2014年，第二次地名普查开始，财政投入远超过首次。时代变迁也渗透在工作中，普查员随身携带的不再是纸笔皮尺，而是摄像机。
在罗保平印象中，近十来年，对地名的管理变得更加严格与规范。在固化老地名的同时，新地名的取用，也应尽量反映当地的历史滥觞。
聚集了庞大人流的回龙观地区，早先只是城北一片农地。随着人口暴涨，村居变为楼房。罗保平曾参与三个街道办的命名，北边的叫北七家，中间的叫龙泽，南边的在回龙观、龙回等几个备用名之间选择，最后综合地理、历史、意境和社会接受度，选择了回龙观。而类似这样的会议，他每年要参加几十场。
4保护与发展之问
如同生物新陈代谢，地名也在城市发展中不断更新与消亡。
第一次普查中，西城的地名有3000多条，现在只剩下一半。随着居住区的消失，很多地名也流失了。罗保平认为，地名更新是必然趋势，但城市发展与地名保护之间如何平衡，应该有一个命题，保护名录的出台，用意就在于此。
罗保平参与了第一批名录的筛选。在数量庞大的地名中，专家组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层级，有的必须保护，有的尽量保护，有的可保可不保，通过登记入册的方式，有价值的老地名将被保存下来，即便日后城市继续发展，这些名称也不会随着街巷建筑的变迁而消失。很快，第二批名录也将出台。
除了保护机制，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对地名保护带来影响。在过去，许多名字是基于真实的民间地情，后人出于各种原因对其进行了修改。如辟才胡同，原名劈柴胡同，上世纪初，有人在此置办私塾，取开辟人才之意将其更名；雅宝路，之前是大哑巴胡同和小哑巴胡同，后人觉得不雅，便改为雅宝；崇文的粪厂胡同，也被更名为奋张胡同。“有的地名的确不好听，但有的原意更有味道。”罗保平说。
此外，不少地名历史仍有待探究挖掘。清代胡同百花深处真如民国故事中所描述，是曾有老夫妻在当地遍植鲜花吗？大栅栏在明代名为廊坊四条，清代为何更名，读音又区别于栅（zhà）栏？这些未解之处，罗保平搁在心里，“慢慢找，指不定哪辈子就搞懂了。”
新京报记者戴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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