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不回的老摊铺（三）
□夏孟珏
西洋镜摊儿
少年儿童无不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和渴望，进而发展成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儿时，懵懂的我们看电影不易，就爱上了看街头的西洋镜儿。
那时，广安街头的热闹处常会见到西洋镜摊儿。摊主身边摆着描绘得五颜六色带有架子的木箱，木箱内装着八九个单筒画片机。那画片机形状和大小都有点像一个老式的手提海鸥照相机，也有一个像镜头一样的圆环突出来，那就是往里看的孔洞。每个机子都有一根五六尺长的电线与木箱连接，原以为那电线对看图像有重要作用，后来才知道，西洋镜儿根本不用电，电线只相当于绳子，与木箱连接，免得丢失。好像当时是一分钱看一次，付钱后挑一只内容自己喜欢的机子，捧在手里，喜滋滋地眯起一只眼，另一只眼贴上机子孔洞往里看。一边看，一边还要旋转机子旁边的卷动轴旋钮，里面的画面就不停地变换。那个年代还没有彩色照片，偶尔看到这些漂亮的彩色图片，通过放大镜的效果，图像更加清晰，色彩更加艳丽，感到十分的赏心悦目。如果几张画面是连续的，快速转动旋钮，就会呈现出动画效果，更令我们感到十分新奇。
大概是因为这东西最早传入中国时，都是外国的风景和人物图片，所以老百姓才叫它为西洋镜儿。西洋镜儿对细娃娃的吸引力巨大，其原理也很简单。如果将画片机打开来看毫不稀奇：它就是一只暗盒，里面有一片放大镜和多幅彩色图片。虽然极为简单，看起来却美好新奇，正因如此，过去的老话就把揭破假象和伪装等情况形容为“拆穿西洋镜儿”。
那时广安只有这种小西洋镜儿，听说外地还有一种大西洋镜儿，操作起来更复杂，让人看起来更过瘾。听到过大城市的小伙伴回来说，那里的大西洋镜儿又叫“拉洋片”，是一个花花绿绿的大木箱，在木箱一侧的下端，并排有几个观望孔，可以同时供多人观看。木箱内装有转轮，里面装有多幅贴在硬纸板上的精美图画，每块画板用一根绳子控制，摊主拉动绳子，里面的画面即可不断转换。木箱顶端安装着一套简单的锣鼓家什，也用几根绳子连着操控。摊主即是艺人，还确实有些技艺，他一手拉动变换画面的绳子，另一手和双脚牵动敲响锣鼓的绳子，同时配合画面述说和演唱，声像同步，精彩纷呈。
当年，能满足人们文化需求的东西实在太少，才造成西洋镜儿的流行。后来，电影较为普及了，看个学生场，只花8分钱，这样一来西洋镜儿对细娃娃的吸引力大减。“文革”一来，几乎所有原来的文化活动都被扫荡和取缔，不用说内容，光是西洋镜儿这名字就会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于是理所当然它也就销声匿迹了。改革开放后，虽政策放开，但电影、电视及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已极大地丰富，西洋镜儿就再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西洋镜儿传入中国直至消失大概也就百来年时间，历史资料里都难以查到，可它在我们的幼小心灵中留下了美好印记，至今仍存在于我们这些老年人的记忆之中。
冷酒馆
生活多劳，人世多艰，喝酒怕是劳碌人生难得的一点乐趣吧。说它“难得”，更是因为当年物资匮乏，人们普遍经济紧张，很少有像现在许多有酒瘾的人，家中有大酒壶长期装着酒，想喝就喝。那时人们要喝酒，多半是临时上街打点酒回家喝，酒瘾来急了就钻进街头的冷酒馆里喝。记得小时候我不时为父亲上街打酒，所以对冷酒馆的情况了解不少，至今不曾淡忘。
之所以叫冷酒馆，我以为原因有二：其一，这些酒馆不卖热菜，佐酒的只是小碟里装着的几颗胡豆或花生米，也有切成三尖角，三五分钱一块的豆腐干；其二，酒馆不提供温酒服务，只卖冷酒，供顾客坐在店里喝或提来瓶子打去家里喝。
中国人自古就有将酒温热了喝的习惯，据说商周时代就有了专门温酒的青铜器皿，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关于温酒的记叙描写比比皆是。《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动辄就“切一盘熟牛肉，烫一壶好酒”；《三国演义》里，温酒斩华雄、煮酒论英雄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红楼梦》中，宝钗劝宝玉莫喝冷酒：“若冷吃下去，便凝结在内，拿五脏去暖它，岂不受害？”鲁迅笔下，苏杭一带的人们也都是把酒烫热了喝。据我所知，全国很多地方至今仍保持着温酒的习惯，可我总有些迷惑：广安人乃至四川人，为什么不会温酒而一直喝冷酒呢？许是川酒多是高度白酒，性烈，不需要温热了喝吧。
那时冷酒馆全城有好多家，大多是巴掌大的铺面，只能摆下一两张方桌。铺面左边或右边靠墙摆一个曲尺形的小柜台，短的一面朝街，柜台上整齐地放着几个瓷器或土陶的酒坛，还有打酒的提子和敞子（漏斗）等物品，铺面剩下的地方摆着桌子和条凳，屋角放着几个半人高、肚大口小的大酒缸。那时的店铺一般都不兴装修，柜台和桌凳都没有上漆，原木本色，年深日久，油光发亮。这一切摆在充满沧桑感的木结构老房子中，呈现出人们平实、安恬的生活情态。
现在餐馆打酒的酒敞子和酒提子都是塑料的，那时的酒敞子是白铁皮敲成的，酒提子却是竹节制成，依竹径大小，一斤半斤的、一两二两的都有。鲁迅笔下咸亨酒店的酒客们喝的是酒精度较低的黄酒，所以用小碗喝，我们这儿主要是喝高度白酒，所以冷酒馆里用的一般都是能装一二两酒的青花瓷杯，一提一杯，喝完再打。
冷酒馆的主顾虽没有鲁迅笔下咸亨酒店里的“长衫”“短衣”之分，但却一眼就可以分辨出城里人和乡下人。不逢集市的日子，上午一般没多少酒客，下午和晚上，喝酒的多是酒馆附近的街坊邻居，独饮或三两朋友边喝边聊；一到逢场天，上午、下午各酒馆都顾客盈门，则基本上都是赶场的乡下人了。他们有些还穿着平时干农活的衣衫，嚷嚷着挑箩排担地进来；有些穿着出门才穿的自己最体面的“拜客衫”，但总让人看着有些不自然，像是借来穿的。进来的人急忙忙地要店家打酒，若桌子边没座位了，就斜靠在柜台边喝。酒是各喝各的，凑在一起的人大声武气聊着的话题却是共同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起，酒客们就极不容易喝到粮食白酒了，冷酒馆卖的常常是味道很差的代用品，如一股烂红苕味儿的红苕干酒、用甘蔗渣烤的味道怪怪的“榨皮子酒”等等。当时还小的我跟着父亲尝到最好喝的是广柑酒，味儿甜，很适口，可那些酒客却不满意，说当喝糖开水，没酒味儿，“杀不到酒虫”。卖啥喝啥，没法挑拣，酒客们就照样喝得憨起劲——端起杯，抿着嘴，喝得“嗞嗞”响，却并没喝进去多少，然后往嘴里丢进一颗胡豆、花生米，或尖着牙咬下很小一块豆腐干，慢慢咀嚼。生活艰辛，这就是难得的享受，是得慢慢来，好好晕味儿呐。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人们口袋中的钱渐渐多了起来，各种散装白酒和瓶装酒也丰富得很了。酒瘾一来，要么买酒回家炒菜喝，要么进餐馆要酒要菜地喝，于是，城市的冷酒馆就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至今，有的乡场还有个别冷酒馆，当场天还有不少顾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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