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福桥头说“五福”
《五福桥遗址》作者：王明洲
□夏孟珏
西溪河静静地穿过广安城区五福西路，河上横跨着一座古老的五孔石拱桥——五福桥，已有两百多年历史了。如今，桥的上下机声隆隆，正在施工，这座桥将大大扩宽，使城市交通更加顺畅。
早先，这座桥是石礅木面桥，人称“板桥”，史载曾多次被毁。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广安知州钱国瑞主持将其改建成石拱桥，并改名为“五福桥”。虽然现在这里已是城区，可是早前却是距广安老城五里的郊外乡村，这座桥连接着广安重要的通衢要道——南驿道。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川军邓锡侯部驻防广安时修筑广岳路，利用该桥，从此，五福桥成为公路桥，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交通作用。但原桥比现在窄，上世纪九十年代城南新区兴建时，将桥扩宽近一倍。
当年，知州钱国瑞将板桥改名“五福桥”是有深刻含义的，契合了民众追求幸福的愿望。很多人会问：五福桥之“五福”，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是为“五福”
有人说，福、禄、寿、喜、财为“五福”。其实，这种理解只是民间的粗浅认识。要正确解读“五福”，首先得了解中国的福文化。
中国福文化源远流长。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有一个重要的字贯穿始终，那就是“福”字。一个“福”字，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未来的期盼。福文化博大精深，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中华民族同生，始终伴随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自古以来，我国民间乃至朝廷，都有祈福、崇福、送福等与福有关的活动。如：人们之间问候语多是祝幸福之类的话；民间春节都贴“福”字；贵为天子的清康熙帝曾为祖母孝庄太后“请福续寿”，御笔写下福字，刻成石碑，并跪碑祈福……可以说，福文化是对中华民族影响最深远、最广博的民族主流核心文化，也是世界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于“福”的理解，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诠释。《现代汉语词典》对“福”的解释是“幸福、福气”，跟‘祸’相对。而在福文化的传承之中，古代有各种解说。战国《韩非子》说：“全寿富贵之谓福。”我国最早的字书《说文解字》对“福”的解释采用的是《左传》上的说法：“福，佑也。”意为神灵保佑，逢凶化吉为福。更早的《礼记·祭统》中说：“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也就是说，“福”有顺利、诸事如意的含义。而《尚书·洪范》最早提出了“五福”的概念：“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这几乎成了古代人们认同的多层面的关于幸福观的五条标准，后来把它具体解读为：
第一福“长寿”，即命不夭折，且寿数绵长；
第二福“富贵”，即钱财富足，且受人尊重；
第三福“康宁”，即身体健康，且内心安宁；
第四福“好德”，即生性仁善，且品德高尚；
第五福“善终”，即无遭祸病，且心里无挂碍烦恼，安详寿终。
我们的祖先通过对“五福”的组合，来诠释什么是幸福美满的人生，这充分表达出古人对人生幸福的期待与渴望。大家认为，只有“五福”全部具备才是十全十美的幸福美满人生，此外的各种情况都是美中不足、有缺陷的，以致民间就有了“五福临门”的祈祝语。
笔者认为，“五福”当中，最重要的是第四福——“好德”。因为“德”是“福”的原因和根本，“福”是“德”的结果和表现，以纯洁完美的“德行”立身处世，才可以培植其他“四福”，并使之不断增长，最终“五福”齐备，人生圆满。
不同人对“福”的追求各不相同
其实，古往今来，人们对“福”的追求各不相同。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对幸福的观念有所不同。很多年轻人不懈追求，把事业顺利、前程似锦看作是“福”；中年人往往把事业有成、家庭和顺、子女成才看作是“福”；而老年人则把健康、长寿、有子孙膝下承欢看作是最大的“福”。于是，为迎合老年人以长寿为中心的“五福”观念，明清时期盛行“五福捧寿”的图案。
然而，特别重要的是，不同阶层、不同地位的人对“福”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历史上的平民百姓常处于苛政、战争或灾荒的境地，能合家平安、生存下来就是“福”；广大农民有自己的土地，春种秋收，风调雨顺，丰衣足食就是“福”；商人却往往盘算黄金万两、财源茂盛达三江才是“福”。而文人学士追求的“福”又有不同，十年寒窗苦，一朝人上人，“金榜题名”是最大的“福”……
历史上正直为民的官员，他们也有自己的幸福观。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欧阳修在《纪德陈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一诗中，表达了他对幸福的看法：“事国一心勤以瘁，还家五福寿而康。”他认为，为国勤勉工作、为民鞠躬尽瘁，就能够得到“五福”，健康而长寿地乐享晚年。
五福桥相关史实令人感怀
从作为古代官员的欧阳修在诗中表达的幸福观，笔者不禁联想到五福桥与官员相关的史实。
横跨西溪河的五福桥建成44年之后的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桥头边建起了一座凉亭，额匾上“清官亭”三个大字赫然醒目，那是广安民众为感激怀念离任的知州程祖润而捐资修建的。《广安州新志·职官志·广安知州》载：“程祖润，河南祥符县（今开封市祥符区）人，进士，道光二十九年春署。”从时间推算，程祖润就任广安知州仅一年，次年春即从广安离任，他何德何能受到广安州民如此爱戴与怀念呢？从史料中得知，虽然程祖润在广安为官时间很短，但他勤政廉明，造福一方，深受百姓爱戴。他离任时，民众送至郊外五福桥头，“州人泣送不绝”，后“公民颂德建亭，以志之嗣”。
《广安州新志·名宦志》载，知州程祖润勤政爱民、清正廉明，他经常下乡了解民情，勤察民隐，关注民生，革除陋规。短短一年时间里，他还修桥补路，方便民众。史志记载：老城北门外通衢要道上有一条很深的溪沟，上跨一座二孔石梁桥——老福寿桥（现四九滩电站大门内，已填埋），即是他主持所建。
而老百姓最感念程知州的是两件事，一是筹集资金创修义学。州城浓洄镇渠江对岸原有一座甘棠书院，系明代被誉为“当代真儒”的先贤广安人吴伯通创办，其时已破败荒废。程知州见状十分痛心，他多方奔走，“筹修金，备膏火”，终于使义学在书院遗址重建开学。
另一件事是巧断疑案，严惩恶棍。夏日，一怀抱幼儿的少妇路过西瓜地，守瓜人见少妇貌美，顿起歹意，欲将少妇拖入瓜棚强奸。怎奈少妇刚烈不从，大声呼救，引来四周乡民和路人。守瓜人强奸未遂，便反诬少妇偷窃，带着五个西瓜扭着少妇来到衙门，状告少妇偷瓜。程知州升堂听取二人陈述，见少妇身材娇小、衣衫不整，守瓜人身魁力壮，五个西瓜散放堂前。他心中自有主张，佯装大怒，训斥少妇偷瓜的不耻行为，判令少妇之幼儿归守瓜人。守瓜人抱过小孩准备离去，程知州叫其将五个西瓜一并带回。守瓜人手抱小孩，怎么也无法将五个西瓜带走，抓狂不已。程知州徐徐言道：“一男子尚难携五瓜，妇人抱子岂能为盗？”即令衙役将小孩归还少妇，重杖守瓜人40大板，赶出衙外。围观民众大惊，连呼程公断案神明，“从此，土豪奸民闻风远遁”。
1850年春，程祖润离任，广安百姓挥泪送别至郊外五福桥，并捐资建亭。百姓之举引起官府重视，“后凡官新旧往来，遂以为迎送公所”，意在告诫官员要勤政廉明、恪尽职守、造福一方。
广安民众没有忘记历史上的这位好官，为纪念程知州，96年后，广安老城的小东街于1946年曾改名为“祖润路”，可见清官的功德永驻民心。
五福桥历史承载独特的“五福”含义
五福桥头的清官亭毁于民国中期。清官亭虽毁，但清官的政绩和功德却永留青史。站在五福桥头，笔者由此想到，当今，对于服务社会的公务人员，所要追求人生幸福齐备的“五福”，其中还应该包括一层极其重要的含义，那就是：为国为民勤政廉洁，才是最大的“福”。
现在说“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的确如此，老百姓满意的口碑，是为官一任最大的政绩。老百姓是最懂得感恩的，只要官员清正廉洁，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他们会牢记在心并口口相传的。这样的官员品德良好，虽然没有大富，但也足够丰衣足食。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勤政爱民、廉洁奉公，必能得到民众真诚的敬意，他们也就会内心愉悦、宁静，身心健康，必定能长寿而得善终。对照传统的“五福”标准，他们当然就是有福之人。
反观有的官员，不能好好把握自己，心中的幸福观已被扭曲，将党纪国法抛到一边，追求自己心目中的所谓“幸福”，他们不愿清正为官，身居官位就嚣张倨傲，贪污徇私，敛财贪色，那结果当然会冠冕落地，身陷牢狱，给自己带来最大的灾祸。这类官员由于无德，品行败坏，到头来长寿、富贵、康宁、美德、善终的“五福”一无所有，沦为最不幸福的可悲之人。
但愿所有公务人员不忘初心、牢记宗旨，都能在心中扎牢正确的幸福观，廉洁处世，清正为官，为国为民勤奋工作，造福一方。这样，实际上就是在追求自己真正的幸福，他也必定会得偿所愿，生活在幸福之中。
（参考文献：观同《观同说文解福》，李刚《五福桥头清官亭》，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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