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家老院子”的老故事
朴实无华的三合院，被一丛丛翠竹环抱着。当地人称这座院子为“邓家老院子”。1904年8月，邓小平同志就出生在这座农家院里。
邓小平在这里生活了15个年头。望着院外四周的翠竹，聆听着这古老院落里发生的故事，我们探索着童年小平走向伟人小平的生命轨迹。
邓小平一生中被父亲责打过三次，第一次是在北山小学读书时，第一次考了第二名；第二次是小平带头爬上当地人尊为“神仙碑”的御赐神道碑；最后一次则是因为他“偷”了家里5块大洋（当时能买500斤稻谷）。
当然，考第二名挨打，是因为小平平时学习优异，提高了父母的期望值；爬神道碑源自他的顽皮和不信神、不信邪的叛逆精神，而第三次挨打则体现了小平从小就富有的同情心和责任感。当时盛怒的父亲把全家人喊到堂屋，但还未及开口，小平就主动站了出来，并且把“家法”（棍子）递给父亲。在一顿责打之中，小平始终一声不吭，这使邓绍昌困惑不解：这娃儿平时家里给他两个铜板或一合米，他都舍不得吃用，怎么突然这次拿这么多钱？后来他到班上了解，才知道小平同学的妹妹病情很重又无钱医治，他将钱给了他的同学替妹妹治病。“失察”的父亲愧疚地称赞儿子做得对，同时也不解儿子为什么甘愿挨打而不道出实情，小平说，同学有难我应该帮助，而采取偷的手段则应该受罚。
故居的竹林中还掩映着一栋不太起眼的蚕房院子。它建于清朝末年，是邓氏族人栽桑、养蚕的劳动场所。少年时期的邓小平，常常到这里来帮母亲采桑养蚕。小平的母亲淡老夫人，待人热情，性格开朗、大方，周围的邻居百姓都愿意和她接近，特别那些贫苦的农家，都乐意向她求助，淡老夫人也总是尽最大努力去帮助别人。据小平胞姐邓先烈说，小平对父亲疏远，敬而畏之；对母亲亲近，百依百顺。但父亲的正直敢言、办事公道、坚强自信、勇担责任和母亲的勤劳俭朴、乐善好施、宽宏大量、体贴入微都体现在小平身上。
邓先烈说，弟弟天资聪颖，记性特好；虽然顽皮好动，老师教的书能认能背。每当父亲端坐正堂太师椅上抽弟弟背书和检查作业时，他都顺利过关。只要听到父亲说“有进步，要努力”时，他总是大声回答：“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然后鞠个躬，转身飞跑出大院，邀约小伙伴打“泥巴仗”去了。
离小平故居约1公里的地方，还有座四合院，当地人称“翰林院子”，它建于清乾隆年间，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系邓小平先祖清代翰林邓时敏告老还乡的旧宅。1909年，5岁的邓小平在此启蒙读私塾。小平的塾师邓俊德，人称“邓三先生”，清末落第举子。他对塾童单个教授，因材施教，谁学得快，便对谁教得多。在私塾期间，先生所教的课文小平全能熟背，而且没有被罚跪过孔夫子神位和挨过手板，引来塾童的羡慕。
两年后，7岁的小平进入协兴老街的“协兴北山小学堂”，这所新式学堂是1910年刚建的，四个班，共100多名学生，小平分在丁班。说来也巧，国文教师又是“邓三先生”。他除了选教《论语》《古文观止》上一些名篇外，常在课堂上毫无顾忌地大讲“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公开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并把邹容作为楷模，要求学子学习他的爱国精神。
小平的姐夫唐惠民回忆，他与小平同窗共读时，小平说，他十分赞赏邓三先生的学识，喜欢邓三先生讲的故事，诸如“岳飞精忠报国”等故事。而后来小平就读的广安中学也是治学严谨，爱国教育的理念十分明晰。岳飞的《满江红》是全校师生的必唱歌曲，小平在1983年2月游杭州西湖时，面对岳飞手书的《满江红》，无限感慨地对陪游人员说：“我小时候就会唱《满江红》哩。”由此看来，生活在邓家老院子的邓小平从小就接受着爱国主义的熏陶。
1981年2月，他在为英国培格曼公司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英文版题序中写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一句平白朴实的话，展现了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道出了小平同志真实的内心世界，揭示了他一生拼搏、愈挫愈奋的力量源泉。
正是这种爱国热情，使邓小平很小就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
童年小平属于中国社会转折时期的孩子，1911年，四川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遍及全川的反清武装起义，小平父亲当时担任协兴场新军训练营营长，协兴镇这个偏僻沉寂的乡村顿时沉浸在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振奋之中，7个月以后，起义失败。
少年邓小平目睹了身边发生的这场革命，虽然他不清楚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变动的具体过程，也不了解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委，但从父亲由亢奋到消沉、由喜悦到惆怅的神情变化中，使他多少发现一点端倪，直到几十年后，他还记得随父到革命军营里住过的日子，难以忘记那如火如荼的革命火焰。这是革命留给他的第一个印象，少年小平已经不知不觉地感受到了。
父亲为了让大儿子受到自己力所能及的最好教育，1918年夏天，将14岁的邓小平送进了广安县立中学第10班读书。这期间，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在广安中学师生中广泛流传的《晨报》和《新青年》杂志，闯进了少年小平的视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重庆各校学生首先燃起了反侵略反卖国的怒火，对川东各县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广安县立中学响应全国学生爱国运动，最先成立了广安学生爱国分会，并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罢课。在这些活动中，邓小平是积极的参与者，张贴标语，呼喊口号，参加抵制日货的宣传。
邓小平后来回忆，由于参加了五四运动，爱国救国思想有所提高。参加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对于他以后共产主义理想的形成和革命活动的实践，具有相当大的意义。邓小平的实践与后来的一大批共产党精英一样，其理想信念的轨迹都是从爱国主义进而信仰共产主义的。
不久，父亲邓绍昌从重庆回来，带来了重庆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消息。他主张儿子去报考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将来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到法国去学习。邓绍昌做出这样一个在当时颇不同凡响的决定，正中小平心意，因为小平曾多次给同学讲，他想到国外去闯一闯，见见大世面，学点真本事，以报效国家。
1919年，邓小平告别家人与父老乡亲，踏上了县城东门口渠江码头的货船，走上了救国救民之路。
1986年，邓小平在成都与幺舅淡以兴相见时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我们都老了，儿时的美好时光仅成记忆了。”邓家老院子历经沧桑，院外密密匝匝的翠竹和发生在这个老院子的故事，依然“山色不随春老；竹枝长向人新”。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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