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盅盅饭
□唐小辉
人生有一些经历注定会终身留在脑海里，比如小时候吃盅盅饭的日子。
我们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在生活上多少是吃了一些苦头的。虽然爷爷当过公社副书记，父亲当过几年杀猪匠，但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里还是很穷的，每天放学回来有饭吃就很满足了，哪还有什么奢望呢？有一天，父亲突然叫我中午不要回家吃饭了，就在学校蒸饭吃。我一听，差点蹦起来。以前，每天中午放学走路回到家，父母因为忙于农活，常常耽误了做饭，等我们吃完午饭再急匆匆赶往学校时，往往第一节课都已过了近半时间。记得我们班里当时有两个“大王”很出名，一个是“小说大王”熊元伟，他的父亲在街上的屠宰场当组长，他家总有老师没收不完的画本儿和小说。另一个“迟到大王”就是我。如今，父亲允许我在学校蒸饭吃，“迟到大王”的名号就不会再跟着我了，我也就不会再被罚扫地了，我兴奋得不得了。
父亲给我买的第一个蒸饭用具是一个半大的搪瓷盅盅。说半大，是因为它口径不大，但比一般的盅盅高一些，能蒸半斤米的饭。可惜没过多久，这个盅盅就连同里面的饭不翼而飞了。好在父亲没有责怪我，又给我准备了新的蒸饭盅盅。
到了初中三年级，因为课程重，稍远的同学都住校了，我也不例外。我们学校是寺庙改建的，还保存有一些老建筑，所以住宿条件还不错。校园内，两幢木楼相对而立，分别作为男女生宿舍。几步楼梯上去，九间房屋一字排开。大人们用稻草捆扎成草茧，送到学校来，铺在木楼板上，再在草茧上铺席子，这样就暖和了。也因为住校，和同学们白天晚上都在一起，发现大家的盅盅饭吃得也各有千秋。有的在饭里只加了点盐巴，有的加了两三节红苕。当然，偶尔也有加一两片肥肉蒸在盅盅里的，那是极难看到的。由于长期在学校吃盅盅饭，很难沾到一点儿油荤，白饭又难以下咽，于是，家长们就给我们准备了下饭的各种咸菜。每周星期一上学时，大家除了带六七斤米到学校，最不可忘记的就是带一瓶咸菜来，酸萝卜块、萝卜干、胡豆瓣、水咸菜，是最常见的。酸萝卜块不容易保存，很容易发白或发臭，一般吃到星期三就得再回家去取；萝卜干嚼在嘴里脆生生的，好吃却不多见，毕竟那时候人们最想解决的是先填饱肚子，一般人家哪里舍得用花椒面、海椒面拌在萝卜干里呢？在我们眼里，能经常带萝卜干的同学，家境一定比我们要好。至于胡豆瓣，那是我们川东人家家家户户都要做的。在高粱快要熟的季节，大人们把胡豆用石磨碾烂，用水泡一定时间，去掉黑色的壳后把它摊在簸箕上，然后摘回一些绿绿的高粱叶子盖在上面，不几天，胡豆就长出了白绒绒的细毛。大人说这是香粉，香粉越长，做成的胡豆瓣就越香。然后将土里的辣椒摘回来，用刀剁得碎碎的，加一点儿老姜、大蒜，把霉好的胡豆洗净，和上一些生菜油、酱油，搅和一番，装进坛子里，搁上三五个月，揭开坛盖，那才叫一个香呀！我们带到学校用来下饭的胡豆瓣，往往是放了几年的老货，吃在嘴里，香喷喷、辣乎乎的。至于水咸菜，做法倒不是特别讲究，一般是青菜出来的季节，选那些嫩一些的菜心，晾干后洗净，切得细细的，拌上盐巴直接装坛就可以了。我们带到学校下饭的水咸菜，一般是用菜油加青海椒炒了的，自然又好吃了许多。
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广安师范学校。那时候读师范，国家每个月补贴二十七块五毛钱，我们都在食堂吃饭，从此再也没有吃过盅盅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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