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开篇与君子之道（上）

广安日报 2017-09-17 02:36 大字

刘林书《论语》句。

□景心

《论语》是弟子们各有所闻、各有所记，经过汇总整理而形成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成书与佛经的结集类似，彰显的是一个伟大文化生命的深度、厚度与高度，由于存在诸多编纂者，其跨时代的体证与思想共同融入了这一文化生命，使其不再是单一灵魂的显现，而是一系列伟大心灵的共同成就，进而成为一个民族文化生命的表达。事实上，这一生命也正是唯一能够彰显中华上古政教文明在轴心时代之传承的文化生命。在《汉书·艺文志》里，《论语》不在诸子（儒家）之列，而是作为六经的传记被编排，恰好显示了孔子与六经之间的深远关联，其实质是孔子的生命与上古政教文明的关联：孔子是此前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精神的继承者与推进者。

根据二程的总结，言说方式有三种：有德之言，造道之言，述事之言。“有德之言”只说自己分内之事，因而是实有所得，既得之于心，必见之于身；“造道之言”则是有所见，不能实有所得，即心智上能理解，德性上却达不到；“述事之言”以叙述事情为主，不必关涉精神性的内涵。“有德之言”，不做高远、思辨之语，只存诸德行，实有诸己，不言而信。换言之，“有德之言”必是蕴含在视听言动当中、呈现在身体、内化进生命、深入到血脉的“言说”，通过“德”将深邃的存在的真理显现在当前。《论语》所载孔子之言俱是有德之言，看似浅显，实则深湛，为各种层次的学修之路皆预留了空间：当我们自身处在较低层次时，可从中获得启发；达至甚高境地时，仍能从中获益。但另一方面，无论如何却难以穷尽其深度与理境。

《论语》本身的特殊之处在于：既可以作起点，也可以作为终点。无论你是高者、低者、贤者、不肖者、智者、愚者，无论是在山渊之下，还是在巅峰之上，《论语》皆可示人以道。

洋洋洒洒的语录，文章的编排是个问题。在通行的印象中，语录体似乎并无结构、编次可言。具体从《论语》的篇章看，第一篇是《学而》，最后一篇是《尧曰》，可谓始以“学而时习”，终于“尧舜之道”。《荀子》的首篇是《劝学》，杨雄《法言》第一篇是《学行》，王符《潜夫论》以《赞学》开篇；《孟子》七篇以“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结尾；《荀子》亦结尾以《尧问》；《春秋公羊传》最后也是“尧舜之道”。从这几个文本似可显示，以“学”作为开端并不是一个或有或无的现象，结以尧舜禹三圣结尾的布局也不是孤例，这里暗示出某种共通的结构、理解和意义。这也许正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隐蔽着的事实：结构自始至终都被赋予极为重要的意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结构被赋予内容呈示自身的最重要步骤。语言的顺序应该呈现功夫本身的次第，如果不是功夫本身顺序的言说就不是道。这可以视为在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就已经被普遍同意的思想。

如果不懂得《论语》的结构，就不可能读懂《论语》。事实上，邢昺曾说：“诸篇所次，先儒不无意焉。”这些都提示我们，《论语》并非随意的编排，而是其中别有深意。

那么，《论语》为何以《学而》开篇？

询问为何以“学”开篇，就是询问学习的意义究竟在那里。《论语》以学而时习开端，导向的是人的自修之道，不同于基督教文化旧约以创世的开端导向以信仰为基础的归顺之路。但《论语》并非止于自修之路，而是在自修的基础上探寻对天命的归顺、因应之路，它体现的是作为中国文化精神肉身化表达的孔子下学而上达的踪迹，其间包含了深邃的哲思。

如同吃饭、穿衣、睡觉、呼吸、做梦一样，学习也是生活中的最基本事物。所谓最基本的事情，就是那些即使我们自以为可以离开它们，然而却又不能从根本上离开，以至于它构成根植于我们的生命深处的实事，不可须臾而离。打开这些基本事情的方式，就是《论语》为自己打开文化之门的方式，也是中国文化为自己奠基的方式。

如果说《论语》把个人如何打开生活世界中那些最为日常、也最为基本的现象作为自己的目标的话，那么，学习则是其中最独特、最基本的现象，它不能被限定在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上，而是贯穿在生活的全过程。

《礼记·学记》说：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教育他人，首先是一种自我教育，这种自我教育是从教的基础。在广义的理解中，只要活在“人间世”，人就像离不开呼吸一样无法离开学习。学习将生活世界的最基本现象的开放提升到自觉的层次，从而使得这些现象的开放本身也成为人性开放自身的方式，成为生命个体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开放自身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学习具有更原始、更根本的意义：人必通过学习然后才能通达其他的基本事物。从根本上说，正是通过学习，人才得以学会生活，学会与他人一道生活。《论语》以“学而”开篇，“为政”居后，次之以“八佾”（礼乐）、“里仁”，显然是因为学习可以为为政、礼乐、里仁等提供一个通道。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人生的起点，揭示的是人的自修之路。

印度哲人罗摩克释拏所云：人类的道路只有两种，一是初生猴的道路，一是初生猫的道路。初生的猴子，一手抓住母猴，一手去探测身外的世界。而猫什么也不做，连吃饭都是靠母猫的喂养。前者是自修或自尽之路，后者则是归顺或因应之路。相对而言，在基督教里，人在一个强大的创世论传统下只能走归顺之路，在上帝的安排下做一只温顺的小猫。而《论语》为人指点的则是猴子的道路：在可把握的限度内走人自己的道路。所以孔子所给出的道路主要是指向在人世间完善自己人格的君子，《论语》首篇首章最后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所刻画的道路是君子之路，而这也正是一条人通过自修自尽可以把握的路；《论语》的最后一篇《尧曰》在上出至尧舜禹之道后，最后终篇于“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可见《论语》是始于“君子”而终于“君子”的。“知命”虽不止于君子，而可为君子以及更高的人格类型如圣人、神人等所共通，但《论语》的主体是构建君子之道。

《论语》所确立的成人之道、君子之道，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仁道，所谓“君子去仁，恶乎成名”。故而《论语》以“学而时习”之所示人者，正是人之所以为人、从而对越在天之命的特有方式，此正系《论语》以“学而时习”造端之大义。

（广安市国学学会、广安丰德国学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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