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他作为珠峰测量分队的通讯员，见证了9名登山健儿成功登顶。因为圆满完成任务，他受到表扬，得到了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黄诗全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本报记者 倪鑫宏 侯婷
前段时间，电影《攀登者》热映，以1960年和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登顶珠峰的事迹为背景，讲述方五洲、曲松林等中国攀登者怀揣着最纯粹的梦想集结于珠峰，肩负时代使命于“世界之巅”的故事，相关的“登山史实”“中国精神”“原型人物”一度成为热搜话题。
1975年中国登山队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时，邻水县九龙镇农华村4组的黄诗全，作为珠峰测量分队的通讯员，见证了9名登山健儿成功登顶的历史时刻。圆满完成任务后，黄诗全受到表扬，得到了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无所畏惧 挺进珠峰破万难
今年65岁的黄诗全，是一个有着41年党龄的老党员。在1974年到1981年的军旅生涯中，黄诗全最难忘的就是1975年。那一年，他度过了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黄诗全告诉记者，1974年底的一天早上，正在成都某测绘部队训练的他，突然被叫到首长办公室，并告诉了他被抽选进珠峰测量分队的消息。
1974年12月，黄诗全动身前往北京，接受体质强化训练。1975年2月5日，黄诗全随登山队一起乘火车离京，拉开了进藏帷幕。车队经过雅鲁藏布江，通过曲水大桥，翻过岗巴拉山，越过嘉措拉山……来到了珠峰下海拔5000米的绒布寺大本营。
3月18日，登山队开始了第一次行军。黄诗全记得，那天所有人在大本营的五星红旗下，举行了隆重的宣誓仪式。仪式结束后，登山队员告别大本营，向北坳“天险”进军，测量分队也紧跟进山作业。黄诗全同时接到任务，驻扎在海拔5000余米的二营地，负责和其他营地之间的信息传递。
尽管时隔44年，但黄诗全仍然记得登山队的每次行军和任务完成情况。他告诉记者，4月上旬和下旬，登山队发起第二次和第三次行军，分别征服了7600米处的“大风口”，完成7790米高地的重力测量。4月底至5月上旬，登山队组织了第四次行军，登顶失败。5月18日开始第五次行军，5月27日下午2时30分，9名登山健儿成功登顶；下午4时许，红色金属测量觇标成功竖立在顶峰。
在这期间，黄诗全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常常穿梭于二营地和其他营地之间，负责信息传递。“雪地里只能慢行，遇到雪坡、冰缝等地形则要爬行，如果遇到雪崩就无法前行。”黄诗全说，那时通讯极不发达，在山里作业，所用的报话机只能在5公里以内通话，很多时候都得靠脚力，一天至少跑两次，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
有一次，黄诗全接到任务，负责送摄影队到测绘小组。走到一半，一座像冰刀一样的山阻挡在中间，周围遍布冰柱，旁边还有冰潭，稍不注意就会滑落进去，想要翻过这座山十分困难。大家没有放弃，一点一点地往前挪，花了一天的时间才成功翻山。
由于高原缺氧，风向不定，用小汽油炉烧水做饭是一件很难的事。“我的鸭绒裤子就被烧坏了。”黄诗全说，不仅工作中常常有危险，连吃饭、烧水等小事也危险重重，一名女科考员因距离火炉太近刘海被烧掉，一名炊事员全身烧伤被送回北京。
“比起那些行军登顶的队员来说，我的工作条件好多了，一定要把任务执行好！”抱着这样的信念，伴随着登山队的成功登顶，一直在二营地工作的黄诗全，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成功登顶 熬过的苦会变甜
“那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黄诗全回忆道，当胜利登顶的消息传进营地，顿时一片欢呼：“胜利了！胜利了！”是夜，各个营地打出红绿色信号弹，庆祝胜利！
“回程路途中经过兰州，我们穿着臃肿而又破烂的登山服下车去吃饭时，周围的人都觉得很好笑。”黄诗全说，从进珠峰到成功登顶，这件登山服就一直穿在他身上，即便已经千疮百孔，他的心中仍万般不舍，“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这身衣服意味着什么。”
登顶成功，也意味着黄诗全和战友们工作的结束。珠峰测量分队有7人立功、31人受嘉奖、10人受表扬，黄诗全是受表扬的人员之一。
回到北京，中国登山队和珠峰测量分队受到了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我当时站在第三排的正中间，正前方就是小平同志，当时觉得特别激动、特别光荣。”黄诗全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眼神散发着光。
“唯一能带回的只有那张合影照片，可是我却把它弄丢了。”黄诗全突然低下头轻声地说道，那是他的遗憾。
“现在通讯很发达，我相信肯定能找到。”黄诗全知道照片不好找，就好比当年选择去珠峰一样，过程中充满艰难，但他一直坚信事在人为。
1981年退伍后，黄诗全回到家乡务农，后来与家人做起了布匹和床上用品生意。靠着当年那股肯吃苦、敢拼敢闯的精神，黄诗全在镇上买了房。他的儿子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一家人的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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