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就医之路
□肖正银 口述 邻水记者站 孔虹 本报记者 周文平 整理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回想过去这40年，我的感触是：老百姓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看病就医也越来越方便，当然这些都要感谢共产党的领导。
1958年，27岁的我被任命为邻水县西天乡走马村党支部书记。上任后，我最想做的事就是改善村民的就医条件、提高村里的医疗水平。因为位于大山深处的走马村，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差，村民们几乎不出村，祖祖辈辈习惯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即使生病，也是自己“治病”，有不少村民因此延误了治病的时机，将小病拖成大病，最后甚至死亡。
在村里，只要不是什么严重的病，我们都是依靠土方法治病，如将黄豆与辣椒一起炒熟后放碗里化水喝，或是自己上山采中草药熬水吞服。遇上自己无法“医治”的病才去找“赤脚医生”。
所谓“赤脚医生”，就是农村里仅仅通过简单培训的草药医生，他们主要是做防疫工作，比如预防天花、麻疹、疟疾等传染病，还有就是治疗感冒。在农村医疗条件很落后的年代，我们是很相信“赤脚医生”的，他们的两大法宝——银针和草药救过不少人，我就是其中之一。
那是1977年，我右边肋骨长了一个和鸡蛋差不多大的包，刚开始摸着没什么感觉，但是包越长越大，几天后，我的肚子大得就像是快要生产的孕妇，疼得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我以为是生的疮，就让家人到山上为我采各种草药来敷，但一周过去了，包不但一点没消，还流脓溃烂，比以前更疼，甚至连起床都要人扶。母亲不忍我受苦，就去乡上为我找了“赤脚医生”，作为报酬，我们需要给这位医生300斤玉米。
经过半年医治，我的病终于好了，但家里的玉米少了300斤，日子过得更紧张了。
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村里有了诊所，但医疗用品少之又少，村诊所里配备的针头不是一次性的,每次使用完后医生要用开水消毒,再继续使用。如果到了流行感冒高发期，吃药不管用，打针得排队轮着用。虽然条件艰苦，但是相比以前，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了，毕竟“赤脚医生”有了给患者看病的地方。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走马村诊所里的药品和医疗器材随之增多,我们不仅在村诊所看病，还可以去条件更好的乡卫生院、县医院，“赤脚医生”逐渐被专业的乡村医生所取代。
最近几年，我们看病不仅能报销，补偿还逐年提高，药也便宜了，再也不担心没钱看不起病了。就在今年1月，我因患风湿性心脏病和肾结石到县中医院住院9天，医疗费共8800元，通过新农合合规报销和医疗费用补偿措施，我自己只花了总金额的10%。要不是有这些好的医疗政策，我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来治病？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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