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水县“三抗”斗争（二）
抗税。一是用空头信用承包各项地方税收。1947至1948年，张志刚取得该县经收处主任和实权派张巨川、殷仲略和邹新德、刘儒林等人的信任和支持后，经与秦渊、王古泽、林大寿等研究决定，由张志刚以教育会理事长及三青团股长的身份，用空头信用，出具押金金额限期结付字据，向经收处承担经济信用。由王古泽、王鼎新、林大寿、张永福、谢国荣、贾羽、王保成、刘长路、吴国钧等人分别承包了普新、观音、复兴、金垭、鼎屏等地的屠宰、炭斤等地方税收。这样，既破坏了国民党的税收，也为地下党增加了经费来源，还为党员和地下群众提供了社会职业掩护。如达（县）大（竹）边区起义失利后，共产党员王成转移到邻水，就安排为普新屠宰税收员。
二是软拖硬抗。如复盛乡保长冯书清为征税被群众殴打。共产党员冯治宗就以副乡长身份，乘机说服乡长少派或不派苛捐杂税。同时派人打入各种民间组织，以聊天等方式揭露国民党的腐败，激发群众对横征暴敛的不满和反抗情绪。
三是发动群众抗捐。复兴乡乡长刘茂才不仅以修学校为名，上年发个鸡蛋，下年强迫农民交一只3斤重的鸡，中饱私囊，还强迫农民从60里以外的山上把木料运到河边（不给分文），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共产党员林大寿在街上鸣锣聚众，对此进行揭发宣传，并发动群众向县府联名控告，斗争获胜。复盛乡乡长冯宗模，以整修中心校为名，提交乡民代表大会讨论“以户为主，春天每家发一个鸡蛋，秋后交3.5斤重的一只肥鸡，不足标准的按市价折收”的坑农提案。乌龟桥党小组（复、耳、柳三角地带）发动群众反对，使这一提案未能通过。
四是在市场交易中，以通货膨胀为由，发动群众以物易物，或以银币、铜币进行流通，而拒用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元券、银元券、关金券等纸币进行交易。
抗丁。由于群众憎恨内战，不愿去为反动派充当炮灰，因此党组织提出的抗丁斗争深得民心，抗丁的形式多样而巧妙，斗争遍及全县。其主要办法有：一是在党组织控制了基层政权的地方，有的软拖硬抗，把应交的壮丁任务往后推；有的专抓老弱病残，明知验收不合格，以此应付差事；有的明抓暗放，或以看守不严，或事先通知壮丁逃走；有的把应征的壮丁吸收为乡丁，或编入保自卫队，以资掩护。二是发动群众利用民间组织“山王会”“生期会”“兰交会”等互相支援，协同抗丁。如遇抓丁，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三是组织地下武装在解送壮丁的要道伏截，放走壮丁。例如，1947年9月，九龙乡户籍干事张壁全向县府呈报说：“此次职乡中正、副签壮丁，现据各保长报告，已大部逃匿，剩下者多半身体不健全”，以此抵制了国民党征兵。年底，时任八耳乡副乡长的甘善业，有意派名为乡丁、实为地下群众的甘在齐、夏邦成看守抓来的几十名壮丁。当天半夜，甘善业叫他们把壮丁全部放了，后以看守不慎了之。
民青成员刘德昌任九龙方家寺保保队副后，他把有被抓丁危险的青壮年都编入自卫队。同时他还利用职务之便，提前获取征丁名单，如果被征者未编入自卫队，就设法通知他们躲避；如事先未获取征丁名单而抓丁者已至，就将前往抓丁的人“请”至自己家中，以酒肉款待，然后暗地派人通知；如这一招仍不行，则打着火把，大张旗鼓、拖拖拉拉前往抓丁，到了应抓者家附近，又故意敲其邻居的门，查问被抓者住哪一家，变相通知被抓者及时逃脱。1949年，该保乡派壮丁任务33人，只送了1名时有偷盗行为，群众可恶的人去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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