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溪起义是我一生中最震撼的事”

广安日报 2018-09-07 02:15 大字

□武胜记者站 夏俊林 见习记者 雷彬 本报记者 李倩

武胜县城电力公司预制件厂,有一栋老式居民楼,89岁的邓大学在此颐养天年。

耄耋之年的邓大学,依旧精神矍铄、思维清晰,且记忆力惊人。让他记忆最为深刻的事,便是他在华蓥山武装起义前夕做了地下党交通员,成为三溪起义的见证者。

“我有幸受到了王璞这位革命家的教育引导。”邓大学娓娓道来。

“华蓥山武装起义前,我是地下党的交通员”

1946年12月的一个下午,在武胜县立师范学校上学的邓大学,见到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个男子身着长衫,戴着“博士帽”,用四川话作自我介绍:“我姓刘,叫‘刘胡子\’,是你叔父介绍来的,你叫我表叔就行。”

邓大学的叔父是地下党员邓华朗,当时是地下党的交通员。邓大学得知来者是叔父的朋友,便和他到闲聊起来。

“你们学校情况如何?”“刘胡子”向邓大学询问学生反内战的情况,并向他讲述了重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情况,引导邓大学认清时局。

临走之前,刘胡子交给邓大学一封用白纸包裹好的信,托他在元旦节假期带回去给邓华朗。邓大学欣然应允。

“后来我才知道,‘刘胡子\’就是王璞。他想让我和叔父一样,做地下党的交通员,为革命作贡献。”

邓大学说,后来,王璞还来学校找过他两次,每一次都给他分析当前的形势,动员他参加革命。谈话结束后,都会托他带一本杂志给邓华朗。

王璞的话,总是让邓大学心潮澎湃,他暗暗下定决心:做好组织交办的任务,为革命出一份力。“我知道杂志里有联络暗号,所以接到任务总是小心谨慎。”

1947年7月,邓大学师范毕业,留在学校附小教学。1948年上半年,为了党组织联络需要,他来到武胜真静小学任教。3月,邓大学收到一封邓华朗写来的家书。他细细揣摩,发现了当中的暗号。根据暗号,邓大学来到真静和金子沱交界的毗连寺,从接头者手上拿到了一本杂志。

原来,杂志上的暗号是“筹集枪资、准备起义”。5月,组织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邓华朗和邓大学。“我和叔父想尽办法,一个月时间内,筹到了300个大洋,借到了一杆马枪和50发子弹,买了两把枪。”邓大学小心翼翼,把买来的枪支藏在菜篮里,转交给了地下党。

任务圆满完成,意味着邓大学通过了党组织的考验。6月,邓大学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邓大学隐约察觉到,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革命即将到来。

“革命的壮举,发生在我的家乡”

70年前那个不寻常的炽热8月,革命风暴席卷

华蓥山区。8月10日、12日,代市、观阁两地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拉开了华蓥山武装起义的大幕。

两场起义失利后,川东临委迅速将起义重点转入岳武合三县交界一带,让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8月17日,上川东第八工委领导了三溪起义。尽管没能参加起义,但邓大学讲述这场发生在身边的壮举时格外激动,对那段历史铭记于心。

“7月下旬,蔡衣渠、罗永晔、蒋可然等,根据王璞召开的七、八工委紧急会议的决定,在新场、白庙等地多次召开会议部署起义。”邓大学说,后来确定起义队伍命名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八支队”,由蔡衣渠、蒋可然领导,下设三个大队,高垭一带为一大队,新场一带为二大队,三溪一带为三大队。计划将三个大队约400多人,集中在三溪乡(现三溪镇)黄明桥附近隐蔽起来进行整训,然后攻下三溪、新场,提缴飞龙乡公所枪支,会合第七支队,上华蓥山建立游击根据地。

“起义并非一帆风顺,还有个小插曲呢。”邓大学说,7月25日,八工委领导人蔡衣渠、罗永晔、蒋可然和负责军事的罗禺乔等,在新场共产党员邓良臣家研究起义计划。第二天早晨,罗禺乔试枪惊动了敌人,有几人被新场乡公所拘留审查。幸运的是,经过营救,大家全部脱险,但起义前的组织联系工作因此受到影响。蔡衣渠脱险后转移到岳池回龙乡,罗禺乔、蒋可然不时秘密回到新场、三溪一带继续活动。

后来,蒋可然、罗禺乔等研究决定,仍按原计划分别通知武装队员集中。8月16日晚,罗禺乔、曹文翰通知白庙、杨柳、新场、高垭等地的武装队伍150余人,在新场石乌龟集中,编为一个大队。

罗禺乔、曹文翰将队伍带到黄明桥隐蔽,准备与三溪一带的武装队伍会师。队伍抵达黄明桥时已是17日凌晨。“大队指挥员罗禺乔派唐君祥找蒋可然接头,没有联系上。于是决定向三溪乡场开拔,去提取乡公所枪支。”邓大学说,以茂密的竹林和高粱等“青纱帐”掩护,队伍直奔三溪街上。

三溪乡公所得知此事,乡队副张胜廷立即带领乡丁向黄明桥进发。刚出三溪场口就遇上游击队,双方发生战斗。寡不敌众,游击队边打边往北林桥方向撤退。三溪乡丁尾追不放,新场乡丁与飞龙乡丁也已赶到,游击队只好一步步退到了报国寺。

“参加起义的两支队伍因力量不足没有集中起来,决定分散隐蔽。”后来,蔡衣渠、蒋可然、曹文翰等分别带领队员共20余名,在岳池酉溪乡、三元寨等地参加了王璞、陈伯纯、王屏藩等领导的第三、第四支队的战斗行列。

三溪起义之后,邓大学只见过叔父一次,得知邓华朗准备参加石盘起义。后来,在1949年国民党“11.27”大屠杀中,邓华朗牺牲在了重庆渣滓洞。

“三溪起义是我一生中最为震撼的事。”邓大学无尽感慨,“要是没有革命者前赴后继、舍生取义,哪里能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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