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鉴古今
广安市文物管理所广安市博物馆
湖州镜的几种形制。
□肖林芝
联办
湖州镜是宋代至清代我国湖州地区（今浙江湖州一带）铸造的一种有纪年名号的铜镜，因其镜背著有“湖州”字样的铭文而被习惯称为湖州镜。广安市文物部门共收藏有10枚宋代湖州镜，多数为历年墓葬发掘出土，部分为征集入藏，这些湖州镜是古代广安对外商贸交往的实物证据，也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真实写照。
这批湖州镜保存状况相对较好，半数为珍贵文物。所有铜镜皆素面，无纹饰，镜背铸刻铭文，镜前锈蚀，失去照人功用。相较于唐代铜镜，整体尺寸有所减小，镜背花纹不再繁复，但形制变化丰富。除广安市收藏的圆形镜、菱花形镜、葵花形镜外，其他地区还出土了鸡心形镜、亚字形镜、方形镜、带柄镜、钟形镜等等。
除两枚湖州镜由于锈蚀严重、辨不清铭文外，其余8枚基本能辨识可知铜镜铸造地均为“湖州”。根据文献记载，湖州自隋代开始建制，唐代时成为江南第一大郡。宋时，特别是南渡以后，湖州毗邻行都杭州，是江南经济繁荣的著名五府（杭州、嘉兴、苏州、淞江、湖州）之一。繁荣的经济背后必然有发达的制造业、手工业支撑，铜镜制造成为湖州繁荣富庶、享誉全国的手工业品牌。从铭文可知铸造的商家均为“石家”，这是湖州镜的名牌产品，具体铸造者有二叔、念二叔、十五郎等。另有加上铸造商真假之辨的“正”“真”，以及对铜镜质量检验过程的“百炼”，这些信息构成了湖州镜的石家品牌和防伪标识。正是由于宋代湖州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与宽松的政治环境，繁荣的商品经济带来了市场的竞争，市场上相同的铜镜一多，就难免鱼龙混杂，甚至出现了假冒伪劣的石家镜，既损害了石家的声誉，又扰乱了市场秩序，为了表明自家产品的正宗性和唯一性，湖州石家镜铭文中便有了“正”“真”石家的字样，以免被假冒，维持在市场中的地位。而“百炼”更是表明了自家铜镜的制作优良、技术高超，相对市面上其他铜镜在质量上更有优势，也更具吸引力。短短10字左右的铭文，便把铜镜的产地、铸造商、铸造者、质量好坏、炼制过程等记录详细无疑，既为自家商品打了一份广告，也体现了宋代湖州的铜镜制造业呈现出十分鲜明的商品化趋势，反映了宋代手工业的发达。
宋代四川经济文化中心是成都和重庆，两地对外商品贸易交流十分发达。自成都乘船南下，由岷江入长江，经三峡即可到达长江中下游，交通便利，历来就是四川地区对外物资输运的主要通道。广安相距湖州近两千公里，这些湖州镜如何可以千里传来，主要是通过成都和重庆两地周转而来。货物从重庆转运到广安相对便利，一是从嘉陵江、渠江直接逆流而上百余公里便可送达，另外通过华蓥山驿道过大竹、邻水到达广安境内；而成都传输过来的货物除走岷江-长江-嘉陵江、渠江的水路外，另外还有陆路可达，即经遂宁、南充，再直达广安。通过这几条渠道，包括湖州镜在内的中东部商品得以在广安市场销售。
宋代的成都“万井云错，百货川委……奇物异产，瑰琦错落……”，商品经济十分发达，是全国四大商业中心之一。而重庆自古以来就是长江上游的交通枢纽，长江中下游到西蜀必经重庆，因此，重庆成为当时货物集散中转地。同时由于宋代四川地区城乡经济的发展，构成了以州府中心市场、县镇市场和村落小市场的三级市场体系，这种经济特点，才使湖州镜大量出土于成都、重庆两大中心城市外的诸如广安类的三级城市也多有发现。
宋代的成都平原是一个经济十分发达的农业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手工行业：丝织业、造纸业和雕版印刷业，规模大、数量大、经济产值高，远远盖过了铜镜制造业。因此本地铜镜铸造业的衰弱使得质地优良的湖州镜得以大量流入，补充本地市场。但是南宋端平二年（1235）蒙古军入川后，残酷的屠杀和战乱，导致人口剧减，田野荒芜，民不聊生，四川地区繁荣的商品经济被破坏，使得此后湖州镜的运输、销售受到阻碍，因此南宋晚期的湖州镜在四川地区少有发现。而广安地区作为宋蒙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宋蒙军队正面交锋皆在渠江、嘉陵江水陆道路及沿岸，导致烽火连天，经济凋敝，交通受阻，湖州镜的传入也因此受到阻碍，因此馆藏10枚湖州镜不见南宋晚期的。
宋代湖州镜的出现，不仅丰富了广安人民的物质生活，也成为古代广安对外商贸交流发展的重要实物证据，证明了先民们生活的巴賨故地自古就不是穷乡僻壤，而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川东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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