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大儒魏应的高光时刻 有任京杭

魏应，东汉著名大儒，今文经学代表人物，任城人（今济宁市区东南约二十公里），《后汉书·儒林列传》中有传。史家之言虽讲究简略，但于寥寥数语中，仍可管窥魏应一代大儒和经学大师的风采，并非因其大鸿胪、光禄大夫、五官中郎将等高官显位，而是源于他治学的潜心，品行的高洁，以及明经弘儒的矢志不渝，这又可从其一生中的几个高光时刻窥得一二。

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经历了众多的跌宕起落，春秋战国时四处碰壁，秦始皇焚书坑儒又给予重创，但至西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从此奠定了两汉以儒治国的主基调，崇经重儒成为时尚，故而两汉涌现出众多殚见洽闻、智周万物的通儒达士，魏应即是其中之一。

魏应生长于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史书载其“少好学”，及长曾到京师洛阳求学，习《鲁诗》，“闭门诵习，不交僚党，京师称之”。要知道，两汉实行察举制的人才选拔方式，名声对一个意欲仕进者来说何等重要。所以魏应回到老家后，即因“明经”被推举为郡吏，还为济阴王讲授文学。可以说，专心治学以赢得广泛赞誉，是魏应明经弘儒道路上的第一个高光时刻，也为其人生追求搭建了硬实的广阔舞台。

有了背景与舞台，魏应就以鲁诗学派代表和今文经学大师登台亮相，特别是因病免官后“教授山泽中，徒觽常数百人” 。史书又说，魏应“经明行修，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两汉时期，宿儒达士敞开大门广收徒众，有志学子不辞劳远登门从学，本就形成风气，应是出于双方所需，相得益彰，究其原因，大抵都难逃一个“名”字。

这种私相授徒的规模效应，口耳相传的宣传效果，既提高了魏应的知名度，又更加广远地传播了他的今文经学。或许因于此，魏应自是官运亨通，“永平初，为博士，再迁侍中。十三年，迁大鸿胪。十八年，拜光禄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将，诏入授千乘王伉”。魏应的德行操守和博学通识，使弟子远方来学，这是他传授儒业，推广今文经学的又一高光时刻。

相较而言，白虎观论经期间的“专掌难问”，是魏应人生高光时刻最耀眼的巅峰。汉武帝确立的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适应了统治需要而成为正统，此后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争讼不断，谶纬经学又穿凿附会儒家经典，直接引发了社会的精神空虚和腐败没落。

东汉初，经学内部分歧已严重影响民心政局。于是，汉章帝召集白虎观会议，讲议“五经同异”，协调各派，共正经义，以“永为后世则”。这次会议，是继汉宣帝石渠阁会议“讲论五经”统一儒学后，又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参加会议者包括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等今、古文经学知名人士数十人，时任五官中郎将的魏应，受章帝指令负责设置议题。

白虎观会议最直接的成果，就是形成《白虎通义》，确立了今文经学的领导地位。魏应“专掌难问”，有针对性地确定议题并适时发问辨识，应该说是会议期间除章帝之外又一定鼎人物，这也是其一生中最耀眼的经历。

魏应的明经弘儒，力倡今文经学，既是两汉以儒治国背景下的形势使然，也是其生于鲁、长于鲁，学成后又回鲁地收徒授儒的乡土意识使然。应该说，自幼受儒家文化熏陶浸染，长大后又潜心治学儒家经典，以学修身，学用相长，使其以明经弘儒为己任，为今文经学的正统地位不忘初心，孜孜以求，并因此形成了他人生中越来越绚烂的一个个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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