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总督奎俊 巧立税名 爱钱入骨
位于北京黑芝麻胡同13号院的奎俊宅邸。图据清源文化遗产
曾经豪华的奎俊宅邸显露出斑驳旧影。图据清源文化遗产
|人物简介|
瓜尔佳·奎俊（1843年-1916年），字乐峰，清朝大臣，书法家。光绪十四年（1888年）任福建兴泉永道，旋升福建按察使。之后任山西巡抚、江苏巡抚。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授四川总督。二十六年（1900年）署成都将军。后历任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内务府大臣等。清帝退位后，解职归里。工书，近赵孟頫，得其神髓。
世界上的事就这么奇怪——
最可怕，最丑陋的东西，在某一刹那看来，往往比什么都可爱。
比如，见不得人的财富，或者贪婪得来的名望。
瓜尔佳·奎俊，晚清四川总督，京城四大财主之一、晚清大佬荣禄的堂叔。
他人生最大的愉悦，不是富可敌国，而是敛财乐趣。
所以，“炮税”和“粪税”，成为杂税的极致发明。
而他，更以敢吃赈灾银，被晚清史学家毒辣评论：贪馋无耻。
1
教育贡献
选派学生留学
12月初的成都，太阳突然露出热烈的姿态。
每到中午，和煦风暖，满城的金黄，让人容易慵懒，也适合遐想：
奎俊到底有多少财富？何能在飘摇的晚清进退自如？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奎俊补授四川总督。七月，奎俊由上海溯江而上，沿江督抚，争相迎送。
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互通电讯，通报如何接待奎俊。刘坤一致张之洞的电报称：
张制台：奎乐帅昨抵宁，明日展轮，上驶到鄂。拟奉拜，仍住船，即换轮赴宜昌入川。此间亦系住船，未肯入行辕。谨闻。坤豪。戊戌八月初四日未刻发，申刻收。
行辕，是为过境的督抚或朝廷要员设立的招待居所，内里豪华。奎俊宁可在船上过夜，也不肯领刘坤一之情，住进同僚精心准备的行辕，其不可一世之锋芒，约略可见。
若把奎俊的孤傲视为假装清廉，那他在“东南互保”中的表现，则是虚与委蛇。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后，慈禧宣布对列国开战，下旨要求各督抚一并向各国开战。
但在英国的操纵下，刘坤一联合张之洞、李鸿章、许应骙、袁世凯等，倡议“东南互保”，称圣旨是拳民胁持下的“矫诏”。奎俊和端方表态支持，但不加入。经买办官僚盛宣怀牵线策划，上海道余联沅出面，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
“坐拥东南，死不奉诏”，此举使得清廷颜面扫地，革命势力得到发展。
主政四川，奎俊唯一对教育的贡献，是将前任总督鹿传霖的办学方略，发扬并完善。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奎俊选派四川中西学堂学生18人和四川尊经书院学生4人，由知府李立元带队到日本和西方“国家公学堂肄业”。
“岁以三年为期，前者毕业，后者继往”，由此拉开四川近代有组织选派学生海外留学的大幕。
同年，奉光绪朱批，奎俊将四川中西学堂与改制后的尊经书院和锦江书院，合并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即今四川大学前身。
但高雅时髦与丑陋粗俗，往往是人性的两面。
2
三道谕旨
革掉成都知府
大年初一，祝福、喜乐、笑声。
多么多姿多彩的一天，成都知府阿麟，却守着一堆残火，忧心自己的未来。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腊月初八，谕旨发出：以声名甚劣，革四川成都府知府阿麟职。
奎俊督川，有两个铁杆下属：藩司员凤林、成都知府阿麟，三人脾胃相投，捞钱为乐。
光绪二十七年，朝廷给奎俊连发三道谕旨：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四川成都府知府阿麟，捕务废弛，信任家丁，致吏治不修，盗风日炽。藩司员凤林，不甚留心吏治，昏愦善忘，年老嗜利。
接到第一道谕旨，奎俊不以为然，因为他是名门望族瓜尔佳氏。
瓜尔佳氏中，最出名的是苏完瓜尔佳，鳌拜一支；乌喇瓜尔佳，奎俊、荣禄一支。
乌喇瓜尔佳这一支，在清初并不显赫，但从荣禄祖父塔斯哈开始，突然崛起，一飞冲天。
《官场现形记》里刻画过一个爱受人请托的“华中堂”，胡适认为原型就是荣禄。
朝中有了瓜尔佳·荣禄这样的堂侄、坚强的后腰，奎俊对第一道谕旨置之不理。
很快，御史再次上奏。光绪紧接着发出第二道谕旨：
四川吏治之弊，匿灾讳盗，相习成风。藩司员凤林，昏愦健忘。首府阿麟，贪黩著闻。吏治军政，诸多废弛。川省地方紧要，奎俊身膺疆寄，责无旁贷。务当振刷精神。
这道谕旨发出前，荣禄已经寄出密信，让奎俊弃车保帅。由于荣禄的幕后操作，朝廷最终只给阿麟革职了事。但陆保璿所作《满清稗史》却称“阿麟为奎俊鹰犬，多行不义，阴济其贪”。
诸如此类官场任免、革职查办，奎俊与荣禄常常书信来往，互通情报。
《荣禄（存札）》仅收录其自庚子夏至去世前（1901年6月至1903年4月），不到三年内各地官员的来函，其中涉及请托者竟有三四百件之多。
这些信札清楚记录了请托者的身份、心理和逢迎馈赠等请托手段，对于考察晚清官场的幕后运作，有着不可多得的价值。
重庆知府鄂昌，费尽心机弄到一个署夔州知府的机会，这是四川首屈一指的“肥缺”，忽闻总督奎俊保举其候选驻藏帮办大臣，忙求荣禄“设法援手，俾得免此一行”。
3
一声炮响
百姓黯然发抖
光绪二十六年后，为应对“庚子赔款”的巨大缺口，直接分摊各省。同时清廷要求地方政府自筹经费，大举新政，各地乘机巧立杂税名目。
四川由于历任总督增加税种，有食物税、用物税、牲畜税、营业税、肉厘、茶捐、花捐等四五十种，导致税率一直较其他省份高。
税名如此繁多，最奇葩的莫过于“炮税”和“粪税”。
清末官员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官将去任，减价勒税，名曰“放炮”。地方官每放炮一次，可得五千至一万两白银。
官员要调任时，让差役放话，“粮食税、肉税可以打折。”百姓贪图小利，纷纷交税。但有些官员，放了炮却没走，称之为“太平炮”。
哪知新官到任，又减价催税，称之为“倒炮”，百姓苦不堪言。
以光绪末年永川县令为例，俞县令，放炮二十一次，收税二十一万四千两；邹县令放炮两次，收税二万四千两。
这样的盘剥，到后来百姓一听炮响，黯然发抖。
最为荒唐的“粪税”，则是奎俊主政期间亘古未有的发明。庚子赔款四川每年要摊派220万两白银，奎俊掘地无门，成都知府阿麟献计，“农民入城担粪，即抽粪税，每担取数文，每厕月取数百文。”
据说讽刺大师刘师亮写下绝妙对联：“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此联一度被误认为是郭沫若所作。
4
操盘金融
当铺与银元局
奎俊之所以能成为晚清富豪，还在于他是一个新式的“金融操盘手”。
手段有二，一是和荣禄合股在京城经营当铺，二是在四川开办银元局。
晚清大员之所以热衷典当业，与当时吏治腐败有直接关系。这些身居高位的权臣，积累了大量财富后，并不满足，还想进一步“以钱生钱”，于是将贪污受贿得来的银两当作本钱，大量投入典当行业。
荣禄在“戊戌政变”之后，大权独揽，送礼行贿者纷至沓来，他于辛丑年由西安返回京师前夕，致奎俊的家书称：
京城南院花园各房，均已收回，将来到京后再为斟酌办理。小号本钱，昨汇至山东“一零二七”“四五三七”，交蔚廷、佑文，代存听用，以免由此动身赘累。
蔚廷，指袁世凯，戊戌政变后取得荣禄信任，被提拔为山东巡抚；佑文，指山东粮道达斌，与袁世凯、荣禄关系密切。密信中所谓“小号本钱”，指京官和各地官员的行贿银两，均变成了荣禄的“本钱”。
《荣禄存札》还揭示了收受贿赂的具体数字与细节，令人触目惊心。
四川银元局与四川机器局，则是四川近代金融和工业的代表，贪腐也在向这两个新兴行业深入。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四川总督鹿传霖以川省制钱缺乏、银价过低为由，奏请购机办厂，铸造制钱银元。利用四川机器局空地，设立银元局。地址在成都东门内撞扒街一号。光绪二十四年四月，机器陆续运到安装，七月开铸。二十五年，朝廷旨令各省银元改归湖北、广东代铸，因而停办。二十七年，奎俊以四川地僻道险，求邻非易，奏准复设，并代云南附铸银元。
此时的奎俊有长远的打算。当时的四川，经过多位总督经营，战乱平息多年，人口繁衍很快，经济总量已超过千万两白银。成都已是商贾云集，百货集聚，俨然偏僻西南的中心。他想让白银、宝钞、铜钱、银票同时流通，官办、私营相互通兑，让成都自成西南的金融中心。
同时，他还奏请扩充制造四川机器局，经费请由八万两再加两万两，仍由成绵道库土货厘金项下开支。
此后的四年间，奎俊又以添造枪械、培修厂房为名，增加经费两万五千余两。“去岁扩充制造，已添设绘图委员一人。此次培修各厂，应添绘图、白药房各一所，以资办公。”
5
离川“哭穷”
吃赈银五千两
孟德斯鸠说：“变坏的绝不是新生的一代，只有在年长的人已经腐化之后，他们才会败坏下去。”
插足四川各个行业，混迹于改革，奎俊捞到了大量钱财。四川的吏治越发荒废，苛捐杂税、层层压榨，民不堪负。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四川大旱，赤地生烟，饥民累累。四川各地掀起了风起云涌的义和团运动，新都石板滩廖九妹便是其中的代表。
多次剿灭无力、官军节节失利，廖九妹一度打到成都。清廷震动，将奎俊开缺回京，调岑春煊入川“救火”。
仕途折翼，对大多数官员来说，此时恐怕是“身若浮云，心如止水”，但奎俊是另类。
《大清财政史料》指出，“迨壬寅秋，奎俊开缺回京，食赈银至五千两，派船价银五千两，而贪乃显著。”
光绪戊戌、己亥年间，山东大灾，天下奉旨筹赈，四川官绅集捐甚巨。当时赈款不收入库，交给山西巨商蔚长厚代收，除汇往山东外，赈款还存有六千六百两。
奎俊离开四川时，向新任川督岑春煊及藩臬两司“哭穷”，索要一万两车马费。
臬司曹穗，奎俊的好朋友。他与藩司员凤林、藩幕宾沈荫余商量后，提取山东赈款五千两作为新任川督司道之仪。又令成都、华阳两县及沿江彭山至巫山二十州县共出船价五千两，合成一万两。奎俊笑纳。
贪到如此地步，也只能感叹其强大的逻辑：能赚一点钱，总比空手而归的好。
回到京城，奎俊很快起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任理藩院尚书；三月补授正白旗蒙古都统；七月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八月二十一日调补刑部尚书；十月初四日，奉旨赏在紫禁城内骑马。
奎俊的宅邸，现尚存于北京南锣鼓巷黑芝麻胡同13号。豪华的宅邸建在七级台阶上，东为花园，西为住宅，共有五进院落。
北京南锣鼓巷周边曾是元大都的市中心，明清时期更是大富大贵之地，王府豪庭数不胜数，每一条胡同都住过许多达官显贵、社会名流。
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
那边走，者边走，且饮金樽酒。
前蜀后主王衍的《醉妆词》，唱的是王者之歌，唱的是享乐之道。
可是，无论怎样的奢华显赫，都将被时间的巨轮碾碎。将相王侯，终是历史硝烟里的悲歌。只有那几百年的青瓦灰墙,风雨不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仲伟 绘图 罗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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