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让文字放射人性温暖之光
安魂一曲云中记梅柏青摄
镇丹巴藏寨
苦难过去，生活依旧如歌
蒋蓝摄
本报记者 蒋蓝/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提要
去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作家阿来听着警报声，泪流满面，决定写一个人和他的村庄。
又一年过去，反思灾后精神和物质生活重建的《云中记》面世。阿来心里老搁着的一个东西终于放下了。
阿来说，世界上有很多伤心的事，但我们需要美好的念想。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苦难、罪过、悲苦，但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和闪光。
嘉宾
阿来，1959年生于四川马尔康，当代一线作家。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200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5届茅盾文学奖，为该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得奖者及首位得奖藏族作家。2009年3月当选四川省作协主席，兼任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2018年，《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由此成为四川文学史上首位获得茅奖、鲁奖的双冠王。主要作品有诗集《梭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散文《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云中记》等。
对话
A
作家要追求有难度的写作
读者要向往有难度的阅读
记者（以下简称记）：记得2018年九寨沟笔会期间，你发言说，汶川大地震10年过去了，车载斗量的地震文学，我们可能记不住任何一篇，原因很复杂，更多的原因恐怕在于我们作家没有面对灾难的能力，不具备直面灾难的洞察勇气。我当时就推测，你多半在悄悄写作这一题材……
阿来：2008年5月12日下午我正在写《格萨尔王》，地震发生了。我的妹妹和妹夫正在藏区经营长途客运车，我通过一切方式来了解亲人的下落。几天后，他们竟然带着几十个旅客步行出来了！在西门车站我见到他们，眼泪夺眶而出……十几万元购买的车没有了，但人能活下来，就胜过一切！几天后我开车绕道进入汶川，参加抗震救灾。我的汽车引擎盖上有一个被飞石击穿的洞，至今没有修理更换。这个洞就像一只眼睛，一直在默默注视我。十年过去，2018年5月12日的下午，我听到了警报声，那时我就决定，要动笔写地震，而且当天下午就开笔。
很多问题困扰我：为什么我们中国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只有哭泣，只有悲痛？很多时候我们观察别的文化当中的人，他们对生命、死亡，不管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他们好像总能从苦难悲伤中发现另外一种东西，生命中最高贵的那些东西，以此给自己构成灵魂跟心灵的洗礼。但是，众多死亡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他们的血、他们的泪对我们灵魂的洗礼、心灵的净化，我们没有参透。
记：你当时是否考虑好了小说情节、标题？
阿来：我历来反对首先设计好标题，因为标题有规定性。就在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看摄影家高屯子的几组照片，我看到一个老人的背影，他必须离开家园而迁居，我有莫名的感伤。我想把自己描述的空间放在一个地震波及强烈的高山村寨，所以就定名为《云中村志》，后来在编辑建议下才改为《云中记》。这个事情让我的生活作息被迫调整，每天早晨6点动笔，写到9点左右，约3000字的样子。平时每天快走五六公里的计划改到了晚上。我写了四个月，终于完成了这个长篇。
记：这本书直接写纪念“5·12”地震，通过云中村最后一个祭师祭祀亡灵的故事，展示了人和家园的深挚联系，呈现了自然伟力，感受生命的尊严，展示了守护精神家园的人道立场。今年你满60岁，出版《云中记》，无疑这部作品也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阿来：汶川地震中我遇到了很多种死亡，所以十分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长时间的思考后我终于发现，一个面临死亡的人不止有痛苦和恐惧，还有对华美庄严的生命强烈的表现，写了这部小说，我心里老搁着的一个东西就结束了，对我来讲也是一种解脱。28万字，没有多少戏剧性冲突与人物冲突，人物关系也很简单，就讲述祭师阿巴回到一座遭遇地震、行将消失的村庄，与逝去的亡灵为伴，最终和村庄一起消失的故事。
记：你历来提倡作家要追求有难度的写作，读者要向往有难度的阅读。《云中记》的文体明显比《尘埃落定》更收敛，更节制，但更有力量，有鹰翅一般硬语盘空的大力。
阿来：《云中记》对我而言的确是一个挑战，如何书写死亡？如何书写生的尊严？如何将写实和灵知结合得自然而可信？这些都是挑战。
B
既是“非遗”传人
也是乡村最后的守护神
记：灾难范畴内的时间，不再是外部平常的时间；灾难范畴内的空间，也不再是外部平常的空间，因为在灾难的底部与上部，一定还藏匿着迄今为止未曾展露的命运与诡异。
阿来：这是“灾异的书写”内容，我想，必须把这些书写的想法落地，才是文学家应该面对的。
记：小说的叙述几乎没有显露作者的声音和角度，而是阿巴一个人在活动，阿巴也与村子里的一草一木以及土地、魂灵融为一体。
阿来：我的叙事是从哲理和精神的层面来关怀死者，把纪念转化为对死亡经验的独特体验，这就有了最后的祭师阿巴对死者灵魂的祭祀。他是灵魂的二传手。我处理死亡经验比较坦然，因为藏族的生命观与自然观是一致性的。汉民族当然也非常重视处理死亡的经验，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其实我们可能永远也不懂得死亡，这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本体思考完全不同。《云中记》里，通过阿巴这样一个孤独的灵魂来独自面对云中村的死者的灵魂，表达了他所承载的对乡亲们的哀悼，也是阿巴个人精神的通灵。在那种敬畏的、信奉的、祈祷的通灵氛围中，阿巴的形象树木一样屹立。他显然远非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他也是乡村最后的守护神，他既是献祭者，更是精神性的代言者。
记：你写作这部作品，一直是在莫扎特《安魂曲》的陪伴下获得启示的。你在《云中记》题词中也特别致敬了莫扎特：“写作这本书时，我心中总回想着《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
阿来：汶川大地震的第二天，晚上没地方住，我睡在吉普车里。仰望满天星斗，背后的河谷里有挖掘机在作业，偶尔不远处传来遇难者家属的哭声。除了哭声，生者无法对死亡进行其他表达。我睡不着，在车里找到了莫扎特的《安魂曲》CD，悲悯庄严的旋律播散四野，我感到那些逝去的生命正在升华。我意识到，中国自古以来关于悼亡的文字，一直缺乏如《安魂曲》那样的力量。如果人们可以参透死亡，对生命本质有更深入的认知和体会，那么遇难的死者就没有白白逝去。在《云中记》写作过程中，《安魂曲》宛如藏地的河流，墨水一样流过我的字里行间……
C
以肯定的态度
面对乡村的现代化进程
记：铁凝说：“我相信，在阿来那里，写作是一件有神性的事情，一切听凭机缘的发生，机缘到来时，故事自然会从某个人的意识中探出头来，在世间流传。”其实，《云中记》第一个自然段：“阿巴一个人在山上攀爬。道路蜿蜒在陡峭的山壁上。山壁粗粝，植被稀疏，石骨裸露。”这是一种“神示”般的开头。紧接着是极富画面感的描写，山川道路、藏地风貌、两匹马……多重叙事的变奏下，交错互嵌、对撞生成为你的独特文体。
阿来：《云中记》3个字，不多不少，很美很空灵。我喜欢这样的美感。世界上有很多令人伤心的事情，我们需要美好的念想。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和闪光之处。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
记：《云中记》有很多对藏地风俗的描绘，比如阿巴买马的诸多细节。
阿来：哦，那完全来自我多年的藏区生活经历。
记：很多作家对于山河巨变造成的乡村搬迁，总是持批评态度。
阿来：面对乡村的现代化进程，我始终秉持肯定的态度。现代化更多在于传统乡村的解构与新型乡村的重建，文学不能只讲述凋敝而不注意新生事物的到来。《云中记》通过描绘传统世界与现代世界之间隔断的突然性打破，对现代社会进行了反思。传统和现代是这个世界的一体两面。书中虽然阿巴被电的威力唤醒了，但真正让他醍醐灌顶的是，看懂这个世界的是老喇嘛手中清澈的泉水。现代文明只能让人醒来，却不足以获得智慧，只有融入传统文化之后，那一种默化，才能让我们的人性清亮。
《云中记》是我的自我救赎。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是我思考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时代的契机。借阿巴祭师这样一个人物反思我们的乡村建设，反思我们的文明，站在高地上，至少，我们要有收拾旧山河的雄心。
延伸
阿来新作《云中记》，讲述了汶川大地震后4年，受灾严重的高山村寨——云中村的村民们都迁移到了安全地带，安居乐业，生活也开始走上正轨，但祭师阿巴却回到了云中村，祭祀村里埋在地下的亡灵，他要超度这些亡灵……
灾后的世界是灰暗的，阿来并不想让灰暗长久笼罩。阿巴和书中其他人物实现了自我确认与救赎，正如阿来所说：“一个年复一年压在心头的沉重记忆，终于找到一个方式让内心的晦暗照见了光芒。”
手记
2019年6月26日 成都
阿来在《成都物候记：栀子》中仔细描述他微醺后轻步在院子里感受栀子花的感觉：“朦胧灯光中，真的无风，园中池塘，有几声蛙鸣，香气再次猛然袭来……我笑，笑花香该是闻见的，却偏偏真的听见，脚步作了一个听的姿态，这些光影中盈动暗香的，轻盈、缥缈而来的是今年最早开放的栀子花”。这一场景表明，身边的植物，无论高矮美丑，一直是阿来关注大地与生机的一种最直接的方式。
我好几次与阿来一道外出参加笔会，他以前喜欢用单反照相机拍摄植物，或蹲，或趴，或仰卧，像一个准备冲锋的古罗马士兵。一旦举起照相机，他的身体造型反而成为别人抓拍的对象。近年来我发现他不大背着沉重的摄影包出门了，而是改用手机，他说手机像素很高，可以拍得很清晰，出门轻松得多了。经过多年现实景象与《田野植物手册》的反复比对，据说阿来可以辨认出上千种植物。
2018年初夏，我们一道去参加九寨沟笔会，大家在牛背山附近的草甸上漫步，见到一种蓝白色的小喇叭花，谁也不认识。有人掏出手机准备用软件识别，却没有信号。阿来慢慢走过来：“这叫蓝玉簪龙胆，在高原上很常见。”说完，慢慢走开，又低头去寻找“芳踪”了。我甚至注意到，他有时会掏出纸笔匆匆记录几句……估计是摇曳的植物让他联想到了什么，必须赶紧记下来，别让风吹跑了。
作家迟子建曾写过《阿来的如花世界》：“阿来与花，是否有着前世的姻缘？至少，我没见过像他那么痴迷于花的男子！我与他多次同行参加中外文学交流活动……当一行人热热闹闹地在风景名胜前留影时，阿来却是独自走向别处，将镜头聚焦在花朵上。花儿在阳光和风中千姿百态，赏花和拍花的阿来，也是千姿百态。这时的花儿成了隐秘的河流，而阿来是自由的鱼儿。印象最深的是他屈膝拍花的姿态，就像是向花儿求爱。”
这就是说，阿来与“亲爱的植物”，姻缘由来已久。几支烟抽完，他马上就要思念植物了。他也许害怕它们移形换位，失去了所在。他曾说：“我不能忍受自己对置身的环境一无所知……既然我们身处如此开阔敞亮的自然界，为什么不试图以谦逊的姿态进入它、学习它呢？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尽力去了解这个世界。”
《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完成，不过是阿来观察植物王国的一角，我知道他有更庞大的植物散文写作计划。采访开始我们聊起了九龙县，他说：“1929年，探险家约瑟夫·洛克在川西木里和雅砻江发现了五小叶槭，这种美丽的槭树有手指状的叶子，他收集到的种子有少量发芽，一部分曾在英国汉普敦郡的希里尔苗圃栽培，但没有普及。另一部分种植在旧金山金门公园的斯垂宾树木园内……我近几年应康定环保组织之邀，去过新龙、木里等地，重走洛克之路，在九龙县发现了几百株槭树……”
所以说，藏地植物的散文写作，不但将成为阿来庞大写作计划的一部分，而且以他对藏彝走廊的熟悉程度，还决定了他对进入这一区域的西方探险家的深度打量，相关作品也在写作构思之中。
阿来不轻易引用古人的相关记述，而是纯然依托自己的观察和感觉写风物散文，成为汉语散文里一个至今尚未得到充分关注的人文现象。“高原上的植物以及围绕植物的人与事，会成为我日后的写作点位。”苍茫大地上，阿来会把腰弯得更低，去与植物耳鬓厮磨，在心中对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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