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让文字放射人性温暖之光

成都日报 2019-07-08 01:37 大字

安魂一曲云中记梅柏青摄

镇丹巴藏寨

苦难过去,生活依旧如歌

蒋蓝摄

本报记者 蒋蓝/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提要

去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作家阿来听着警报声,泪流满面,决定写一个人和他的村庄。

又一年过去,反思灾后精神和物质生活重建的《云中记》面世。阿来心里老搁着的一个东西终于放下了。

阿来说,世界上有很多伤心的事,但我们需要美好的念想。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苦难、罪过、悲苦,但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和闪光。

嘉宾

阿来,1959年生于四川马尔康,当代一线作家。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200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5届茅盾文学奖,为该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得奖者及首位得奖藏族作家。2009年3月当选四川省作协主席,兼任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2018年,《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由此成为四川文学史上首位获得茅奖、鲁奖的双冠王。主要作品有诗集《梭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散文《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云中记》等。

对话

A

作家要追求有难度的写作

读者要向往有难度的阅读

记者(以下简称记):记得2018年九寨沟笔会期间,你发言说,汶川大地震10年过去了,车载斗量的地震文学,我们可能记不住任何一篇,原因很复杂,更多的原因恐怕在于我们作家没有面对灾难的能力,不具备直面灾难的洞察勇气。我当时就推测,你多半在悄悄写作这一题材……

阿来:2008年5月12日下午我正在写《格萨尔王》,地震发生了。我的妹妹和妹夫正在藏区经营长途客运车,我通过一切方式来了解亲人的下落。几天后,他们竟然带着几十个旅客步行出来了!在西门车站我见到他们,眼泪夺眶而出……十几万元购买的车没有了,但人能活下来,就胜过一切!几天后我开车绕道进入汶川,参加抗震救灾。我的汽车引擎盖上有一个被飞石击穿的洞,至今没有修理更换。这个洞就像一只眼睛,一直在默默注视我。十年过去,2018年5月12日的下午,我听到了警报声,那时我就决定,要动笔写地震,而且当天下午就开笔。

很多问题困扰我:为什么我们中国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只有哭泣,只有悲痛?很多时候我们观察别的文化当中的人,他们对生命、死亡,不管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他们好像总能从苦难悲伤中发现另外一种东西,生命中最高贵的那些东西,以此给自己构成灵魂跟心灵的洗礼。但是,众多死亡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他们的血、他们的泪对我们灵魂的洗礼、心灵的净化,我们没有参透。

记:你当时是否考虑好了小说情节、标题?

阿来:我历来反对首先设计好标题,因为标题有规定性。就在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看摄影家高屯子的几组照片,我看到一个老人的背影,他必须离开家园而迁居,我有莫名的感伤。我想把自己描述的空间放在一个地震波及强烈的高山村寨,所以就定名为《云中村志》,后来在编辑建议下才改为《云中记》。这个事情让我的生活作息被迫调整,每天早晨6点动笔,写到9点左右,约3000字的样子。平时每天快走五六公里的计划改到了晚上。我写了四个月,终于完成了这个长篇。

记:这本书直接写纪念“5·12”地震,通过云中村最后一个祭师祭祀亡灵的故事,展示了人和家园的深挚联系,呈现了自然伟力,感受生命的尊严,展示了守护精神家园的人道立场。今年你满60岁,出版《云中记》,无疑这部作品也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阿来:汶川地震中我遇到了很多种死亡,所以十分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长时间的思考后我终于发现,一个面临死亡的人不止有痛苦和恐惧,还有对华美庄严的生命强烈的表现,写了这部小说,我心里老搁着的一个东西就结束了,对我来讲也是一种解脱。28万字,没有多少戏剧性冲突与人物冲突,人物关系也很简单,就讲述祭师阿巴回到一座遭遇地震、行将消失的村庄,与逝去的亡灵为伴,最终和村庄一起消失的故事。

记:你历来提倡作家要追求有难度的写作,读者要向往有难度的阅读。《云中记》的文体明显比《尘埃落定》更收敛,更节制,但更有力量,有鹰翅一般硬语盘空的大力。

阿来:《云中记》对我而言的确是一个挑战,如何书写死亡?如何书写生的尊严?如何将写实和灵知结合得自然而可信?这些都是挑战。

B

既是“非遗”传人

也是乡村最后的守护神

记:灾难范畴内的时间,不再是外部平常的时间;灾难范畴内的空间,也不再是外部平常的空间,因为在灾难的底部与上部,一定还藏匿着迄今为止未曾展露的命运与诡异。

阿来:这是“灾异的书写”内容,我想,必须把这些书写的想法落地,才是文学家应该面对的。

记:小说的叙述几乎没有显露作者的声音和角度,而是阿巴一个人在活动,阿巴也与村子里的一草一木以及土地、魂灵融为一体。

阿来:我的叙事是从哲理和精神的层面来关怀死者,把纪念转化为对死亡经验的独特体验,这就有了最后的祭师阿巴对死者灵魂的祭祀。他是灵魂的二传手。我处理死亡经验比较坦然,因为藏族的生命观与自然观是一致性的。汉民族当然也非常重视处理死亡的经验,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其实我们可能永远也不懂得死亡,这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本体思考完全不同。《云中记》里,通过阿巴这样一个孤独的灵魂来独自面对云中村的死者的灵魂,表达了他所承载的对乡亲们的哀悼,也是阿巴个人精神的通灵。在那种敬畏的、信奉的、祈祷的通灵氛围中,阿巴的形象树木一样屹立。他显然远非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他也是乡村最后的守护神,他既是献祭者,更是精神性的代言者。

记:你写作这部作品,一直是在莫扎特《安魂曲》的陪伴下获得启示的。你在《云中记》题词中也特别致敬了莫扎特:“写作这本书时,我心中总回想着《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

阿来:汶川大地震的第二天,晚上没地方住,我睡在吉普车里。仰望满天星斗,背后的河谷里有挖掘机在作业,偶尔不远处传来遇难者家属的哭声。除了哭声,生者无法对死亡进行其他表达。我睡不着,在车里找到了莫扎特的《安魂曲》CD,悲悯庄严的旋律播散四野,我感到那些逝去的生命正在升华。我意识到,中国自古以来关于悼亡的文字,一直缺乏如《安魂曲》那样的力量。如果人们可以参透死亡,对生命本质有更深入的认知和体会,那么遇难的死者就没有白白逝去。在《云中记》写作过程中,《安魂曲》宛如藏地的河流,墨水一样流过我的字里行间……

C

以肯定的态度

面对乡村的现代化进程

记:铁凝说:“我相信,在阿来那里,写作是一件有神性的事情,一切听凭机缘的发生,机缘到来时,故事自然会从某个人的意识中探出头来,在世间流传。”其实,《云中记》第一个自然段:“阿巴一个人在山上攀爬。道路蜿蜒在陡峭的山壁上。山壁粗粝,植被稀疏,石骨裸露。”这是一种“神示”般的开头。紧接着是极富画面感的描写,山川道路、藏地风貌、两匹马……多重叙事的变奏下,交错互嵌、对撞生成为你的独特文体。

阿来:《云中记》3个字,不多不少,很美很空灵。我喜欢这样的美感。世界上有很多令人伤心的事情,我们需要美好的念想。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和闪光之处。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

记:《云中记》有很多对藏地风俗的描绘,比如阿巴买马的诸多细节。

阿来:哦,那完全来自我多年的藏区生活经历。

记:很多作家对于山河巨变造成的乡村搬迁,总是持批评态度。

阿来:面对乡村的现代化进程,我始终秉持肯定的态度。现代化更多在于传统乡村的解构与新型乡村的重建,文学不能只讲述凋敝而不注意新生事物的到来。《云中记》通过描绘传统世界与现代世界之间隔断的突然性打破,对现代社会进行了反思。传统和现代是这个世界的一体两面。书中虽然阿巴被电的威力唤醒了,但真正让他醍醐灌顶的是,看懂这个世界的是老喇嘛手中清澈的泉水。现代文明只能让人醒来,却不足以获得智慧,只有融入传统文化之后,那一种默化,才能让我们的人性清亮。

《云中记》是我的自我救赎。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是我思考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时代的契机。借阿巴祭师这样一个人物反思我们的乡村建设,反思我们的文明,站在高地上,至少,我们要有收拾旧山河的雄心。

延伸

阿来新作《云中记》,讲述了汶川大地震后4年,受灾严重的高山村寨——云中村的村民们都迁移到了安全地带,安居乐业,生活也开始走上正轨,但祭师阿巴却回到了云中村,祭祀村里埋在地下的亡灵,他要超度这些亡灵……

灾后的世界是灰暗的,阿来并不想让灰暗长久笼罩。阿巴和书中其他人物实现了自我确认与救赎,正如阿来所说:“一个年复一年压在心头的沉重记忆,终于找到一个方式让内心的晦暗照见了光芒。”

手记

2019年6月26日 成都

阿来在《成都物候记:栀子》中仔细描述他微醺后轻步在院子里感受栀子花的感觉:“朦胧灯光中,真的无风,园中池塘,有几声蛙鸣,香气再次猛然袭来……我笑,笑花香该是闻见的,却偏偏真的听见,脚步作了一个听的姿态,这些光影中盈动暗香的,轻盈、缥缈而来的是今年最早开放的栀子花”。这一场景表明,身边的植物,无论高矮美丑,一直是阿来关注大地与生机的一种最直接的方式。

我好几次与阿来一道外出参加笔会,他以前喜欢用单反照相机拍摄植物,或蹲,或趴,或仰卧,像一个准备冲锋的古罗马士兵。一旦举起照相机,他的身体造型反而成为别人抓拍的对象。近年来我发现他不大背着沉重的摄影包出门了,而是改用手机,他说手机像素很高,可以拍得很清晰,出门轻松得多了。经过多年现实景象与《田野植物手册》的反复比对,据说阿来可以辨认出上千种植物。

2018年初夏,我们一道去参加九寨沟笔会,大家在牛背山附近的草甸上漫步,见到一种蓝白色的小喇叭花,谁也不认识。有人掏出手机准备用软件识别,却没有信号。阿来慢慢走过来:“这叫蓝玉簪龙胆,在高原上很常见。”说完,慢慢走开,又低头去寻找“芳踪”了。我甚至注意到,他有时会掏出纸笔匆匆记录几句……估计是摇曳的植物让他联想到了什么,必须赶紧记下来,别让风吹跑了。

作家迟子建曾写过《阿来的如花世界》:“阿来与花,是否有着前世的姻缘?至少,我没见过像他那么痴迷于花的男子!我与他多次同行参加中外文学交流活动……当一行人热热闹闹地在风景名胜前留影时,阿来却是独自走向别处,将镜头聚焦在花朵上。花儿在阳光和风中千姿百态,赏花和拍花的阿来,也是千姿百态。这时的花儿成了隐秘的河流,而阿来是自由的鱼儿。印象最深的是他屈膝拍花的姿态,就像是向花儿求爱。”

这就是说,阿来与“亲爱的植物”,姻缘由来已久。几支烟抽完,他马上就要思念植物了。他也许害怕它们移形换位,失去了所在。他曾说:“我不能忍受自己对置身的环境一无所知……既然我们身处如此开阔敞亮的自然界,为什么不试图以谦逊的姿态进入它、学习它呢?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尽力去了解这个世界。”

《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完成,不过是阿来观察植物王国的一角,我知道他有更庞大的植物散文写作计划。采访开始我们聊起了九龙县,他说:“1929年,探险家约瑟夫·洛克在川西木里和雅砻江发现了五小叶槭,这种美丽的槭树有手指状的叶子,他收集到的种子有少量发芽,一部分曾在英国汉普敦郡的希里尔苗圃栽培,但没有普及。另一部分种植在旧金山金门公园的斯垂宾树木园内……我近几年应康定环保组织之邀,去过新龙、木里等地,重走洛克之路,在九龙县发现了几百株槭树……”

所以说,藏地植物的散文写作,不但将成为阿来庞大写作计划的一部分,而且以他对藏彝走廊的熟悉程度,还决定了他对进入这一区域的西方探险家的深度打量,相关作品也在写作构思之中。

阿来不轻易引用古人的相关记述,而是纯然依托自己的观察和感觉写风物散文,成为汉语散文里一个至今尚未得到充分关注的人文现象。“高原上的植物以及围绕植物的人与事,会成为我日后的写作点位。”苍茫大地上,阿来会把腰弯得更低,去与植物耳鬓厮磨,在心中对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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