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川之战与驿道新生(下)

华西都市报 2018-10-18 03:07 大字

乾隆御碑由高大的护亭罩着。

丹巴碉楼。

藏军堡垒。

金川大渡河两岸也是当年激战的地方。

碉楼左边灰色石块就是被炮击后新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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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金川之战后,让乾隆皇帝睡了几年安稳觉,其间仍有零星冲突,但规模不大。十多年后战云又起,枪炮声、杀伐声再次响彻在迤逦山谷。

乾隆三十六年(1771)四月,大金川土司索诺木(莎罗奔的侄孙)与小金川土司僧格桑,联手再次发动反清战争。乾隆帝获悉,命温福、桂林二将军分别自汶川及打箭炉(康定)攻击小金川。清军一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索诺木忙派兵去助僧格桑抗击清军,双方又打得难解难分。

乾隆三十七年(1772)五月,大将军桂林兵败被黜,乾隆帝以阿桂替代桂林指挥。是年十二月,清军攻占了小金川美诺官寨。僧格桑回军奔袭大金川。次年六月底,小金川藏军反攻清军,收复美诺官寨,大败清军。清军死3000余人,主帅温福将军在懋功(今小金县)沃日河畔战死。

乾隆闻报大怒,急加派健锐营、火器营兵2000人、黑龙江及吉林兵2000人紧急入川增援。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月,清军又攻占美诺。

西洋人傅作霖

成为扭转战局的锁钥

清军第二次征伐金川以来,深陷重围,屡遭失败。乾隆恼羞成怒,一再增兵,令阿桂、阿尔泰全力征伐,拿下金川。

最激烈的战事,均发生在碉楼最密集、最诡异的地方如勒乌围、噶拉依、咯尔等。勒乌围是小金川土司的主要官寨,它前阻大金川河,后负高磡山,地势险要,墙垣坚固。官寨四周建有战碉,最高的战碉达24层,碉寨之间,勾连相通,防御密不透风,且粮草充足,士气高昂,他们决心狠狠教训乾隆派来的清军,也报首次金川之战失利的一箭之仇。

黑云压城,箭镞横飞,战事越来越酷烈。

为了攻破藏军土司的防线,阿尔泰派出测量技术精熟的西洋人傅作霖,奔赴小金川实地测核,配置物料,很快制造出当时在国内较先进的火炮——冲天炮。有了这样的大杀器,清军对准碉楼要塞一阵狂轰。立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力助金川战事得胜。

架不住没日没夜的狂轰滥炸,金川各碉楼、关隘出现了坍塌,堡垒出现了缺口。呛人的硝烟中,双方又纠缠厮杀。数千清军也在一次次的进攻中不断倒下。滔滔河水血污横流,山野里洋溢着死亡的气息,河谷成了饿狼和鹰隼的饕餮之地。

鸩杀僧格桑

索诺木献尸请降未准

《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五载:乾隆四十一年(1776)七月,索诺木眼看战事不利,决定讨好清军,他鸩杀僧格桑,献尸请降,未准。八月,清军一鼓作气,攻破了大金川勒乌围官寨。次年正月,复攻破索诺木最后据守的堡寨噶尔崖官寨,索诺木长叹一声,再也无力支撑,举白旗投降。

至此,历时5年多、死伤2.7万人、耗银7000万两的第二次金川之役,在血色硝烟中惨烈落幕。金川河水,又渐渐恢复美丽的青绿色。

事后,清朝中央政府在大小金川设立懋功、章谷、抚边、绥靖、崇化五屯,驻军屯垦,加强警戒,以防再次发生反抗事件。这一举措,客观上也巩固了西南地区自雍正以来实施的“改土归流”成果,加强了边疆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大小金川之役,从1747年夏到1776年初,清军耗资上亿银两,损亡达3万余人,仅当时清军在四川的总兵力就消耗近三分之一,损失十分惨重,被史家认为多少有些得不偿失。其根本原因,除了碉楼工事坚固难啃,也因乾隆皇帝自己的失策。

乾隆失误何在?

失策之一,是乾隆过于依赖“以蕃治蕃”政策。以蕃治蕃的前提是,只有利用大土司治小土司才可能有效;殊不知川西北藏民血浓于水,抱团取暖,清廷很难取得真正实效。一看“治”不了,朝廷就仓促出兵,加之地理不熟,北人不服水土,很难占到便宜。

失策之二,是乾隆自己不懂军事,遥控谋划,首鼠两端,临阵换将,造成军心涣散,无所适从,导致战争拉长,取胜时间也大大延长。

从实际军事战果看,大小金川之战,很难说是乾隆皇帝真正胜利;而装备落后、因地制宜、不屈御敌的藏族土司军队,未必就是输家。

封面新闻记者 李贵平 摄影报道

大小金川之役

大小金川之役是清朝乾隆皇帝的十大武功之二。与乾隆其他八大武功相比,偏居川西一隅、仅有弹丸之地、数万人口的大小金川,却致清王朝先后共投入了近60万人力、7000万帑币,其代价远远超过乾隆的其他任何一次武功。

乾隆初,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夺取小金川泽旺印信,“意欲并吞诸蕃”,又攻明正土司(今康定)。1747年,清军3万人分两路进讨,久而无功,川陕总督张广泗被清廷处死,改派岳钟琪为总兵,刻期进讨。1749年,莎罗奔请降,大金川事件初告平息。

以后,大小金川之间常有冲突。到18世纪60年代,金川局势再度紧张,又一次引起清王朝的关注。1766年,清廷派四川总督阿尔泰联合9家土司会攻大金川,小金川土司僧格桑(泽旺子)却与大金川土司索诺木(莎罗奔侄孙)联合反清。1771年清军败绩,清廷又将阿尔泰革职,派温福入川督师,向金川进兵,第二次金川之役由此开始。1773年,温福战死,清廷又派阿桂为将军,增兵金川。经多次血战,清军死伤众多,终于于1776年初取胜。历时五年、死伤逾万人、耗银7000万两的第二次金川之役至此结束。

战后,清朝在大小金川分置阿尔古、美诺两直隶厅。

茶马古道获“新生”

金川,素有“塞上江南”、嘉绒故土、“东女故国”之美誉。这里有高耸入云的大雪山,有广阔的大草原,有茂密的森林,有河水汹涌的山间峡谷。世代居住的藏民族,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然条件,创造了相对较富裕的生活。金川自古处在“藏彝走廊”的重要位置。提出藏彝走廊这一理论的,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

懋芦线驿道

刺激了茶马互市

费孝通指出,在涵盖阿坝州金川、小金,甘孜州丹巴、泸定,雅安石棉,凉山州冕宁、西昌等地的这条走廊上,峰峦重叠,河谷深邃,群山峡谷中不仅居住着汉、彝、藏、羌等民族,还保存着即将消失的被某一民族语言淹没的基层土语,并积淀着许多至今仍起作用的历史文化遗存。在费孝通的学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保亚看来,这些历史文化遗存,也深藏着茶马古道文化的不朽痕迹。

平定大小金川后,乾隆继续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派任流官,设镇安营,派兵驻防,金川及其临近地区得以安宁。

改土归流,是指改土司制为流官制。它始于明朝中后期,是将原来在西南地区统治少数民族的土司头目予以废除,改为中央政府直接派任流官,以便于操控自己的政权。

不过,重要的是,金川大战之后,一度在炮火中受阻的川藏茶马古道再次获得了“新生”,古老商道得以恢复。这主要体现在,一是道路,二是政策。

乾隆四十四年(1776),懋功方面为了及时恢复茶马贸易,出资加固维修了境内的虹桥山鸟道。清《屯政纪要》载:“由懋功县至猛固桥、八角、抚边、新店子、两河口、越虹桥山至芦杆桥,合于理县,全长156公里。”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国民政府又再次将懋功至抚边、抚边至两河口的驿道进行修治,开辟了著名的懋芦线驿道。如此,刺激了茶马互市和民间商贸往来。

“贡马折银”新制

促进民间互市的繁荣

而在战争中被炮火打乱、摧毁了的金川勒乌围、噶拉依等地的古道,也在流官(政府委派官员)的手中得到加固维修,将路面从原来的1米加宽至1.5米左右。加宽后,来往客商增多了,但溜马槽一段冬天冰雪封冻,白雪皑皑,商贾骡马仍然难行。为此,清末卧龙关总管林镇江,又将麻柳坪经斗架子至卧龙的草地予以凿通,直达金家磨子连接老路(小西路)一线并加固防滑路面。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金川一带茶马商贸的持久兴旺。

茶马交易政策上也有改善。自明代推行了金牌信符制度、互市监制度以及对茶马古道的修缮后,茶马交易均有一定加强。数年后,清廷首次在康藏高原实行“贡马折银”新制,规定每匹马折银八两,每户征银八分,对茶叶改征“茶封税”,默许加大汉藏民间商贸交易,客观上也刺激了民间互市的繁荣。

历史的河流,在拐过一道急弯后又大浪淘沙,奔涌前行。当硝烟散去、化剑为犁,山清水秀的金川河谷又露出蓝天白云。风马旗迎风飘扬,藏汉同胞熟悉的嘚嘚马蹄声、叮当铃儿声、铁器铿锵声、马帮人语声又重新响起,此起彼伏,回荡在崇山峻岭。

封面新闻记者 李贵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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