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城后裔 八旗子弟留下的血脉
少城内的标志性建筑“恺庐”。
野花变成家花。
出行有马车代步。
满族女人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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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夫文/图
本文要说的成都少城血脉，很大程度上指康熙年间满蒙的八旗后裔，因为在他们来少城之前，张献忠屠杀了成都人，当然也就没了少城了。真正的少城后裔，实际上是那些八旗子弟留下来的血脉。
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光绪三十年，成都满蒙总人口是21760人。
今天在成都的满蒙后裔究竟有多少，没有一个十分确切的数字，据“成都市满蒙学会”的统计，不到一万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成都市满族人口为2817人，蒙古族是989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满族人口为4266人，蒙古族是1343人。然而真正是康熙年间随荆州换防来成都的八旗后裔，可能人数会更少。
随着时光流逝，不用说今天大多数成都人对300年前那段史实不甚了解，就是那些祖上居住在少城的年轻一代，对他们祖辈在少城的生存情况，可能也不一定完全清楚。
于是乎，成都百姓心目中就留下了这样一个总体印象——少城里走出来的都是些“手提鸟笼，赏着花香，哼着小曲”的王公贵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成都生活方式的开创者。因为他们成天坐茶馆，赏花草，遛鸟养宠物……才有了今天成都的茶馆产业，花卉产业和休闲文化。壹 旗兵驻防成都，少城有了新主人
八旗子弟及其后裔生存中的酸甜苦辣，兴衰荣辱，却很少为外人道。的确，他们住在水泄不通铁桶一样的少城里，很少有人撩开其中的神秘面纱，个中甘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正是带着探秘的心理，我走近了在成都为数不多的这批神秘而特殊的人群。
通过走访了解少城和清末住在少城的望族人家，通过他们的故事，折射出少城的荣辱与兴衰。这些当年还是懵懂孩提时代的旗人，如今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从他们朦胧的记忆和切身感受中，我走进了一个个真实的少城旗人生活区。
当年康熙进兵成都，是考虑到其战略地位之重要，因为成都作为进藏重要的门户，无论大征小战，都有着桥头堡的作用。
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在西藏地区由于和硕特部的统治与藏族封建领主发生矛盾，蒙古准噶尔部乘机偷袭，杀死拉藏汗。西安将军额伦特率兵数千，前去弹压，遇伏，全军覆没。清廷决定由青海、四川、巴里坤三路出兵进攻准噶尔部。其时巡抚年羹尧奏请在四川设驻防旗兵，“上嘉其实心任事，遣（付）都统法喇率兵赴川协剿。”法喇从荆州驻防八旗拨三千旗兵入川。这批旗兵曾进驻巴塘、里塘、打箭炉等地，藏乱平定，法喇率兵返回成都，康熙六十年奉命留旗兵驻防成都。
成都这才有了驻防旗兵，也就有了成都的满蒙族。此后，少城便有了它新的真正的主人。贰 八旗实行世袭，大量旗人成“闲散”
《大清圣祖仁康熙徨帝实录六》载，康熙五十七年（1718）八月庚寅，“四川巡抚年羹尧疏言‘川省地居边远，内有土司番人聚处，外与青海西藏接壤，最为紧要。虽经设有提镇，而选取兵丁，外省人多，本省人少，以致心意不同，难以训练。见今驻扎成都之荆州满洲兵丁，与民甚是相安。请将此满洲兵丁酌量留于成都。”
有了朝廷的“御旨”，世代居住北方的旗人，就这样在西南多雨的成都，成家立业，从而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众所周知，成都是座移民城市。明朝末年，四川屡遭兵祸，成都尤甚，民众大量死亡，几十里或几百里都无人烟，田土荒废，长了很多树木，到处野兽成群。
一些住在成都附近的地主富户，事先纷纷携带金银契据带着子女逃进灌县以西地区居住。因之，在成都，现在还留有“弄烂就弄烂，弄烂到灌县”的顺口溜。后来清朝肃亲王统兵从北路进川，清除了四川的兵乱，四川渐次平静。为了改变四川的荒凉现象，清廷当局把湖北两广的人移来四川开辟已经荒废的土地（开辟的土地归自己所育叫做插占）。
乾隆四十一年平定金川之役后，“奏请特设成都将军（全衔称‘镇守成都等处地方将军’）一员，以资镇慑。其权限除内地州县营讯不涉番情者毋庸干预外，如松茂、建昌二道所属三府厅州县管理口外士司者，并松潘、建昌二镇，阜和一协及所属管理口外士司者，悉归将军统辖。”按照清制，驻防八旗将领不能指挥绿营，这也是防止将军的权力过大，互相牵制之术。
成都却是例外，“将军兼统绿营者惟四川”（《清史稿·兵制》）。表明成都驻防八旗有统辖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任务。
八旗实行世袭制，兵员只能在他们的后代中挑选。随着驻防八旗人口的增长，编制也时有增补，主要是增加养育兵和余兵的名额，它带有救济贫困旗人的性质。同治以后增添“精锐营”“振威营”“新威营”。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兵额的需要，实际上只能是半世袭制，往往一个旗人家庭只有一个军人，也要养活一家人。因而，大量的旗人成为“八旗闲散”。
正因为满城四面高墙，铁桶一样围得水泄不通，不与城外汉人相通，因而“与民甚是相安”。慢慢地，八旗兵便成为“井底之蛙”，以至于在大清末年，连自我生存的本领也没有了。
这也怪不了满蒙旗子弟，他们的祖辈都是过着“清语骑射”的日子一辈一辈过来的，吃穿全是皇粮皇饷。清代八旗兵的制度，原是平时牧畜，战时召集成军，入关以后拨各地驻防，便成职业军人，代代都靠粮饷生活。
由于兵额有限，粮饷也有定额，这就使得人口繁衍速度缓慢。
据载，康熙六十年来川驻防的旗兵，满蒙户口二千余户，人丁五千余。到嘉庆时百年当中满蒙旗兵户口是2153户，人丁10998名，没有大的增长。同治十年报部册籍，户口四千五百余户，人丁13700余名。光绪九年将驻防闲散100名（旗兵家属不是额设兵士）移调杭州填防，连家属其三百余名。光绪卅年将军绰哈布查核册籍，实有户数五千一百余户，男子一万二千余名，女子九千余名，共二万一千余名。
说穿了，是整个大清体制这个“笼子”，把他们禁锢在少城这样的优越环境里，纵然他们自己有三头六臂，走不出少城半步，也是枉然。叁 将花与战马，带到遥远的成都
住在峨眉电影制片厂宿舍的赵尔寰家里挂着不少书法作品，一看就是个读书人家，屋子里，窗户边全是花盆，那些花盆里的花真可谓争奇斗妍，赏心悦目。同样，在赵宏枢和苏成纪两位老人的家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世世代代生活在成都的八旗后裔们的生活方式很特别，也很浪漫。
就像赵宏枢、苏成纪这些老人一样，可能他们的生活并不富有，可即或是手里只剩下买一束花的钱，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买束花回家。
这，就是真正的骨子里的满蒙人。
旗人爱花的历史，据说与他们的祖辈生活经历有关。作为曾经马背上的民族，他们祖先的眼里，是漫山遍野的野花。我们可以想象，面对那些叫不出名字来的各式各样的野花，他们的妻子儿女会以怎样激动的心情去采摘？那些职业军人们在战争间隙，卧榻在营房，枕边有几束鲜花相伴，是残酷的战争中最为温馨也最为奢侈的伴侣。
日积月累。花的种子便留了下来，随着战马游走四方，只要稍一停留下来，花种撒进土壤里，五彩缤纷的鲜花便迎风而开，花香千里。或许，那些南征北战的旗兵们，在每每看到花的时候，便会想起遥远的家乡。或许只有花这个看得见的载体，才能勾起旗兵们心灵深处的种种思念。
花，是这个马背上民族最好的精神寄托。
经过天南地北，那些采摘的各式各样野花，同样带到了曾经遥远的温润的成都。从成都流传下来的竹枝词里，我们可以看出清初八旗兵营里，较为殷实的花一般的岁月。
“满洲城”静不繁华，种树栽花各有涯。好景一年看不尽，炎天“武庙”赏荷花。
旗人爱种树、栽花，满城内一年四季景色秀美。
荷花是满城一大特色。同治《重修成都县志》载“武庙，在满城军署前，国朝乾隆癸卯年（1783）建修，名关帝庙。左有莲池，右有太极池。引金水河由正殿前横过。”
傅崇矩在《成都通览》中对满城环境也有类似描述：“城内景物清幽，花木甚多，空气清新，鸠声树影，令人神畅。”
“小东门”与“娘娘庙”，“安顺桥”头花市分。卖尽千筐供佛少，日高齐上万乌云。
小东门，是满城的一道城门。同治《重修成都县志》说，娘娘庙“在满城内都统街。正白旗二甲建。”旗人爱花，有固定地点的花市自不足为怪。
“西教场”兵旗下家，一心崇俭黜浮华。马肠零截小猪肉，难等关钱贱卖花。
“西教场”是八旗兵练武场所。清中后期的旗人“崇俭黜浮华”，生活简单朴素，卖花成为谋生手段之一。为了能吃上“马肠零截小猪肉”，等不及关钱即将花贱卖。
有着“芙蓉古城”之称的成都，自古就有爱花的习俗，少城里的花与大城的花浑然一体，构成了成都这个温润的花花世界。很难说今天我们最喜爱的花里面，某一种就是当年旗兵们从草原上带来的野花。
不仅如此，成都数百种名特小吃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这些满蒙人的作品。比如风靡成都的“甜水面”“洒琪玛”“芙蓉糕”等。这些都是典型的北方风格的食品，然而却在包容性极强的成都发扬光大，大受欢迎。
对于这座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城池而言，八旗子弟及其后裔无疑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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