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健 光影为笔绘敦煌
吴健在工作现场。 受访者供图
甘肃敦煌莫高窟第130窟弥勒大佛像（盛唐）。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20窟（北魏）。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12窟外景（北魏）。
以上均为吴健摄影作品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谢志娟
时隔41年，回头再看，事情的开端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与敦煌结缘，是如此；与文物摄影结缘，同样如此。
41年，当时少年已近花甲，仍最喜钻进洞窟，对着一尊尊泥菩萨一拍一整天，他们隔着千百年时光静静对视，其中的千言万语唯有镜头可述说。
41年，仍喜一寸寸走过丝绸古道，脚下黄沙粗石、耳边风声猎猎，亘古不变的无边无际，见证过多少惊心动魄、儿女情长，这无言的豪迈沧桑，唯有镜头可记录。
在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吴健眼里，菩萨、天王、金刚、力士，一个个石窟、甚至一粒粒黄沙……它们都是活生生的，与它们漫长生命重合的一瞬间，是彼此之幸。为了记录看到他们那一刻的心悸、留下那一刻所感受到的感受，孜孜一生为之付出，值得。
风吹铁马入梦来
1980年年底，家住酒泉市的吴健正备战高考，看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招考启事，完全是个偶然。恰好看到一期《甘肃画报》上有莫高窟九层楼的图片，觉得“这个地方好啊”。瞒着一心想让他读大学的家人悄悄报了名。
一进考场，当了一天考官的贺世哲先生已疲惫地瘫坐在椅子上，看见又有考生进来，说道：“这样吧！有道题今天一天好多人没答上，看你能不能答上？”老先生往前探了探身，说，“从上海出发到英国伦敦，走海上航线，要经过哪些海峡、港口、城市？”
吴健心中暗喜，只要不考数学题，这考不倒我嘛。答完了，被通知等复试。再然后，就成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一员。
1981年3月31日，吴健第一次来到敦煌莫高窟。到达时天已晚，却激动得睡不着，“耳边听着‘叮咚、叮咚’，心想这是个啥声音？”
第二天一醒来就往外跑，哇！画报上的九层楼就在眼前，“叮咚、叮咚”的声音原来是九层楼檐下的铁马被风吹动发出来的声响。大家觉得挺新鲜，一帮人爬上爬下，开心得很。
可过了没几天，觉得不好玩了。不是九层楼就是三危山，爬了几次也没啥意思，一星期才发一趟通勤车去县城，县城也就一条街一个门市部，也没觉得多艰苦，就是觉得荒凉。
好在有事要干，每天要上课，上完课还要考试。
段文杰、樊锦诗、刘玉权、潘玉闪等敦煌学专家亲自为他们授课。培训结束后，吴健他们开始轮流带游客参观，“我不爱带，带得不多”。
一个月后，要分配工作了。
段文杰把吴健叫到办公室，“小伙子，听说你不好好带参观，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工作？”
吴健赶紧回答：“没有！没有！”
“这样吧！我让你学一门技术，你干不干？”
“好啊！”吴健眼一亮。
“我看你这么个大个头、看你这么个灵敏度，让你去学摄影，你愿不愿意？”
摄影？！这是吴健第一次听说“摄影”这个词，“以前我只听说过照相”。但不假思索地回答。“愿意！”
从此，摄影成为吴健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且终成一生至爱。
蓦然回首莫高窟
吴健遇到的启蒙老师，名为李贞伯。
李贞伯学识渊博而又经历传奇，曾执教中央美院、与徐悲鸿亦师亦友，曾参加过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建设……
当然，吴健认识李贞伯时，看不出老先生有多渊博又有多传奇，只是觉得比较有趣。
几人被分配去学摄影时，李贞伯主动“认领”了这个听说打过架的小伙子，“小吴跟我吧！”
拍不拍照不要紧，走！先跟我爬山去！边爬山边给吴健讲过去的故事，一个讲得开心，一个听得开心。
“他让我明白艰苦的地方不是没有生活，越是艰苦越要热爱生活。”大泉河的水又咸又苦，李贞伯说，小吴，你抓把茶叶放进去煮。“什么茶叶嘛！砖块一样，说不定老鼠还爬进去过。”小吴心里边嘀咕边煮茶，可这喝茶的习惯就这么养成了。
一年后，李贞伯病了，师徒俩不能再一同爬山一同喝茶一同拍洞窟了。19岁的吴健也就此出了师，开始独自承担拍摄任务。
“我跟李先生相处的时间不太长，但他对我一生都有很大影响。他告诉我摄影工作很重要，让我好好干，把这些资源拍下去，把档案建起来……是他让我能够在这里待下去。”
同时吴健也无法忘记，一次李先生心情不太好喝了点酒，有些伤感地说：“小吴啊，文物摄影死路一条，搞不出啥来！”
文物摄影，究竟是大有作为还是死路一条呢？年轻的吴健带着这个问题踏上了几十年的追寻之路。
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敦煌文物事业同样蓄势待发，一大批成果急需出版，画册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
1983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计划出版《中国美术全集》，其中敦煌石窟的内容有三卷。这么重要的任务，段文杰愣是敢用年轻人，“小吴，你拍雕塑！”
初生牛犊也不怕虎，20岁的吴健提着相机就进了45窟。拍完冲洗出来，出版社的人一看说：“呀！这个好！”
吴健于是就钻进一个个洞窟，自己拍摄、自己冲洗、自己把稿件交到出版社……1986年，图册正式出版了。“那是我的第一本专著。现在看有很多不如意，如果现在再让我拍，当然不会那么拍，但当时我尽力了。”
这件事，真正使敦煌艺术在吴健心里扎下了根。此后，他又相继投入了榆林窟拍摄、敦煌石窟壁画拍摄等工作中，又加入到新启动的莫高窟录像工作中。吴健越来越忙碌，也越来越沉醉其中，他认识到，“我愿意干这个事！”但也模糊认识到自己真正从艺术、学术、传承相结合的角度认识敦煌，还有很大差距。
1987年，得知天津工艺美术学院招生，吴健找到段文杰，说：“段院长，我要读书去！”
“去吧！”当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回答很干脆。
在天津读书的两年间，吴健带着工作中的一些思考如饥似渴地读书，他学画画、学设计、学美学、学美术史、学文学史……“我对摄影的认识，从如实记录上升到视觉艺术，就是这两年完成的。”
头脑接受到太多冲击后，吴健跳出敦煌再看敦煌艺术。他想，雕塑原来应该这么拍！那些雕塑的原型是活生生的人啊，应该跟人像拍摄结合起来。“摄影不同于照相，而是用光去绘画。”
临毕业，有几家单位邀请吴健去工作。段文杰得知后，吓唬他：“你要敢走，打断你的腿！”看着一点点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如果放任离开该是剜骨剔肉般不舍吧！在吴健读书期间，每临近放假，段院长的信就来了，喊他放了假赶紧回敦煌。
有人牵挂、有事要做，敦煌到底割舍不下。
“哪儿我也不去了！”吴健心想，“虽然说大城市有万家灯火，但哪一家也不是我的灯火，我的灯火就在莫高窟。”
众里寻他千百度
吴健回到敦煌，继续探寻文物摄影之路。
“我还是喜欢洞窟门一关，拍佛。好像我们在对话，可又难在他不会说话。”每次进洞窟都有不同感受，光影有千万变化，彼此又似有千万言语，可又难在石窟文物的不可移动以及空间的种种限制等难题。
挑战无处不在，从挑战中得到的幸福也无处不在。每一天、每一刻，吴健都沉浸其中，乐在其中。
时间如水滑过。
2009年的一天，著名作家冯骥才打来电话，“我给你揽了个事，你接不接？”吴健一听是邀请自己拍摄云冈石窟，非常激动，“说来难以置信，我在敦煌莫高窟从事文物摄影工作近30年，去过国内外大大小小石窟十余处，却从未到过云冈，这种愿望在心中形成了一个长久的期待。”
2009年6月，吴健第一次到了云冈石窟，现场一看“就傻了！佛像那么高，空间那么窄，怎么拍？”
三天时间里，吴健一直盯着看，脑子里翻江倒海地思索。回到敦煌后，又查了一个月资料，渐渐地，云冈石窟摄影方案成型。7月底，他带着三个20多岁年轻人再次到达云冈石窟，全面展开拍摄工作。
那是一段怎样的日子呢？日落而作，日出而息。每天等游客离去后，他们走进洞窟。打开灯光，飞蛾瞬间扑面而来；爬上脚手架，千百年前的灰尘也扑面而来；无数次爬上爬下，手指、脚趾、膝关节酸痛不已，一旦坐下休息，再很难自己站起。每天，听到树上的麻雀叽叽喳喳，噢！天亮了，这一天的拍摄工作告一段落，收工回到宾馆，倒数据、记笔记，“每天拍得咋样心里得有数”。
在一个月的拍摄时间里，吴健认识到，云冈石窟的摄影，不仅是追求和解决一个高度、一个角度，还需要力求表现一种意境、一种氛围、一种内涵、一种韵味。“摄影艺术就是去寻找美、发现美、塑造美，摄影家的观察力尤为重要。”
这一个月，太艰难、太难忘。也许有人看到吴健拍的云冈石窟摄影作品时，会提出一些异议，比如这个角度再远一点，再高一些，再偏一点，再正一点，或再……“我完全理解这种想法，但往往为了拍好甚至是拍到一尊佛像，常常是人在10多米高处上演杂技，一只脚站在铁架上，另一只脚及半个身子悬空……一句话，尽力了，一切都达到了极限：角度、景别、高度、镜头与我。”
一句尽力了，蕴含了无数的夜以继日、风餐露宿、疾病伤痛……
从古都长安大雁塔下，到西域帕米尔高原，玄奘之路、莫贺延碛、冰山雪峰，两次横穿古丝绸之路，完成国内外40多处石窟的全面拍摄任务。吴健一次次创新突破，只为超越自己。
2015年，第十五届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颁奖，吴健凭借作品《丝路印记》摘得最受关注的“优秀摄影师大奖”，这是甘肃摄影家首次获此殊荣。颁奖语赞道：“作者利用光与影的变幻，用丰富的视角，再次唤起了我们对这条古老道路的敬意。”
2018年，吴健摄影作品《西风东渐·佛影重现》(组照)荣获第十二届中国摄影金像奖，成为甘肃省摄影领域获此殊荣第一人。评语为：“作品体现了科学与艺术、历史与人文的精妙融合。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精确完备的文物图谱，也为敦煌艺术的传播发扬贡献了一份极其珍贵的视觉样本。”
文物摄影究竟是什么呢？数十年的苦苦追寻，吴健悟出，文物摄影不仅是记录，更是用灵魂再创作。从艺术角度讲，它没有标准，永无止境。
为了永无止境的艺术追求，吴健永远在路上。
曾遥看交河故城，大地、远山、河流，或深黑或深蓝，唯有故城所在处绚丽明亮，穿透历史烟云直击视觉，用什么来形容呢？静谧？震撼？任何文字都不足以表达，为它摁下快门吧。
曾站在崤函古道前，这段丝绸之路上唯一的道路遗产，不过是一段150米长的遗迹，但你看那清晰可见的条条车辙、钢钎凿痕还有马蹄印记，可曾触摸到虽经风雨剥蚀却依然跳动的历史脉搏？为它摁下快门吧。
曾站在龙门石窟前，卢舍那大佛满是岁月印痕、断臂处岩石嶙峋，可那如月弯眉、低垂双目、微扬嘴角，又分明洞察世人的千疮百孔。为它摁下快门吧。
……
时光若再回到从前，吴健想告诉当年曾经困惑的自己，文物摄影，大有作为。
东风夜放花千树
如今，人们都知道数字敦煌，从“敦煌女儿”樊锦诗当年极富远见地提出这一设想，至今日渐成规模，走过了长长一段路。
这段路，吴健从头参与。
这段路，也是吴健竭尽心力将科学与艺术融合的长长旅途。
“这个事情非常有价值。但图像咋来？它可不是一张照片啊。整壁的照片怎么采集？怎么保存？”
自1999年4月启动，从莫高窟196窟西壁的《劳度叉斗圣变》开始，从胶片拍摄到数码采集，从75DPI到150DPI再到300DPI，随着分辨率的提高，工作量几何倍地增长，但吴健和他的同伴们，从来没有退缩过。
“从75到150再到300，我们对敦煌的奉献与热爱全在里面。”在工作中，他们总是自己给自己不断找难题，“没有人要求我们这么做，也没有人要求我们一年拍多少个洞窟。可文物每天都在老去，我们不能等啊！”吴健和同伴们的步伐越来越快，“我们不仅要把敦煌的事情做好，也有责任帮各地留住人类的文化遗产。”
从发展期到成熟期，再到创新期。技术标准不断提高、专业人才不断成长。截至2020年初，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部部长吴健带领团队已完成敦煌石窟壁画采集精度为300DPI的洞窟共230个，拼接处理完成共149个洞窟，完成140个洞窟的全景漫游节目制作；完成莫高窟7处大遗址的三维重建；完成莫高窟44身彩塑、1座木构窟檐的三维重建；完成113个洞窟空间结构三维激光扫描；完成41020万张历史档案底片的数字化扫描工作；完成7省市14处文博单位数字化技术支撑和项目实施……与之同时开展的一个个重大项目或已结项或正进行，2021年年初，吴健带领团队完成的《多元异构的敦煌石窟数字化保护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广》项目荣获甘肃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专业术语背后，是一个个文化遗产的“重生”，是脆弱的人类记忆的永久保存、永续利用。在吴健看来，它们从来不是冰冷的技术，它们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是文化。
“莫高窟养育了我。”吴健说，“我就想默默把事情做好，如果不做点事情，你说我待到这儿干啥？”
就是这待了几十年的莫高窟啊，365天看它，360度拍它，怎么拍，依然拍不尽它的美。一幕幕、一幅幅，每一次摁下快门，都是在竭尽全力定格心中的汹涌澎湃。
这种汹涌澎湃从起笔到积聚、从起伏到喷发、从奔流到绵延，经过了41个春夏秋冬，可纵使百年又如何够用？
这一生，这一世，只愿以光影为笔，为敦煌作传，为丝路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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