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渭南人的丝路之旅
王茹辛
汉武帝时，博望侯张骞“凿空西域”所开辟的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东西方商贸大动脉，人文交流的大通道。商路连通中西，远达欧洲，唐、宋、元极为繁盛。明、清实行闭关锁国，致使海陆国际贸易逐渐衰。但秦商、晋商却依然活跃于国境内丝路之上的甘肃、新疆、蒙古等地。渭南人曾是陕商的主力军之一，1949年前，我们村至少有3户人家在甘肃经商，我的岳祖就是其中之一，并为1938年出生的我的岳父起乳名酒泉以示纪念。
一个世纪前，今临渭区三张镇岳家村刘家庄走出了一位颇有影响的学者官员，名叫刘文海（1894-1983年,字静波）。1928年因经商于甘肃酒泉的父亲患病，供职于国民政府审计院任上的刘文海借探父之名开始了他的西北之行，并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他的见闻以及社会调查，并对调查出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具体措施，回南京复任后整理出版了红极一时的《西北见闻记》。
刘文海的父亲刘永生（1857-1928年），秉承秦商“厚重质直、忠义仁勇”的价值观，常年在丝绸之路上的甘肃酒泉等地经商，经营范围远达今天的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新疆乌鲁木齐、北京、河北、山西一带；他豪侠如义，注重信誉，坚持秦商“人硬、货硬、脾气硬”的精神，堪称秦商的优秀代表；他素有爱国救民之心，经商时常留心考察，感到“（中国）西北边地之空虚，外患将至之无日”，于是全力资助儿子刘文海留学欧美10年，学习国际政治，以资报国。1921年刘文海学成回国，先后受聘于东南大学、西北大学、东北大学，讲授国际公法、国际政治等课程，成为学生竞相选修的热门课程。他每到一校，都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师长。1928年2月，国民政府成立审计院，10月经于右任先生推荐，刘文海开始从政审计院。
上任不久，他得知父亲病危，11月25日刘文海携年幼的长子刘邦琛从南京出发，北上到达徐州，然后沿陇海铁路向西，经郑州、洛阳、陕州、灵宝，几次换车后由潼关入陕，过渭南时也顾不上回老家就直奔西安，由此开始了他的丝路之旅。12月6日，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安排刘文海跟随给兰州运送军用物资的车队西行。车队向西，刘文海看到西安以西已是灾民满目。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横贯甘肃的丝绸之路，虽是无数商贾眼中的黄金之路，但也是危机四伏的凶险之路。1920年底，甘肃海原发生了8.5级大地震。一年时间里，发生余震1024次，涉及全国17个省，地理面积251平方公里，以甘肃灾情最为惨烈，致使“城楼倒塌，垛城全无，衙署摇平，民房荡尽。”因地震及北洋政府救灾不力，导致二十六七万人殒命，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破坏性最大的一次地震。加之1927—1929年,陕、甘、宁、青发生了近代史上最严重的连续3年的特大旱灾，即“民国十八年年馑”。当时甘肃境内军阀混战，匪患猖獗。他们上不对中央负责，下不对省府负责，各自为政。县长以土匪自居，军阀为了自身利益强迫百姓种植鸦片，使粮食种植面积大大减少、土地更加贫瘠；加之运输不便，税吏为虐，居民多有逃亡，致使饥民遍野。这些“土皇帝”们在丝绸古道上乱设关卡，随意征税，任意检查、扣押商客的邮件、电报，并对上告者实行责罚。半个世纪之前，左宗棠收复新疆时，从潼关至哈密道旁广植杨柳200余万株，人称“左公柳”。沿途，刘文海看到民众无以为食，左公柳被饥民剥去树皮，用来充饥，已所余无多，整个甘肃满目疮痍、赤地千里。后来张恨水西行时触景写道，“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杨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
12月30日，刘文海到了兰州，得知父亲已经去世，家里的骆驼队被地方军阀拉差，他无奈拿着国民政府的介绍信，找到了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刘郁芬表示，安排人查询，让他耐心等候。此时，刘家的骆驼已被从甘肃拉到了青海，刘文海“饥寒忧患，皆所备尝”，刘郁芬利用刘文海是南京国民政府要人身份才帮他要回不到一半骆驼。
在嘉峪关，当地政府对商帮盘剥更厉害，征收令人诧异的洋关税。端午节时当地驻军因军饷发生哗变，乱兵一度围攻刘家，刘文海翻墙躲到邻居家。后来听人说，乱兵是听说他家有一匹好马，为夺马而来，就在要破门而入时，被几个老兵拦住。老兵们说刘老先生经常扶助四周百姓，是个善人。在老兵的劝说下，乱兵这才散去。这就体现了秦商以义取利的经营理念，而且在关键时刻得到意外的回报。
后来他遵照父亲遗嘱，想把父亲的灵榇送回故里渭南西塬安葬，但他人地两生，没有盘缠，贩运货物又遭到失败。手里虽然有西北国民军的护照(证明文件)也不管用，不仅被盘查，甚至被怀疑为暗探，住所被监视，被传至军署盘问审查，严令不许发电报给南京赈灾委员会报告灾情，无奈中他连准备寄往南方报纸反映灾情的稿子也烧了。
经过与随父经商的兄长刘文潮商议，决定由兄长继续料理后事，刘文海返京复职。但归途艰险，刘文海无法沿原路东返。他曾计划远走新疆，经阿富汗、印度再沿海路返回南京。因各种原因西行不成，最后在热心人的帮助下他死里逃生，从哈密取道内蒙古，沿草原丝绸之路的支线一路辗转到达绥远，再到张家口，由北京到达天津，最后乘船到上海，从上海返回南京。在绥远，当地税丁对他携带的馈赠亲友长辈的几个哈密瓜也不放过，要征收火车税、地方杂税、出口税、善后税、杀虎关经过税等各色税种，而且耽误他两天都未能按时登上火车。在完税后，乡友又为他交了几块钱的“运动费”，才使刘文海的“各物可望随车而行。”
刘文海的大西北之旅，在中国北方绕了一大圈，足迹遍及陕西、甘肃、新疆、蒙古、山西、河北等10余省，前后费时14个月。他著述的《西行见闻记》1930年1月完稿，1933年由南京书店出版。分别记述了他从南京到甘肃、从甘肃酒泉到新疆哈密、从新疆哈密到绥远、从绥远返回南京四段旅行亲历，再总结各地的社会状况；全面地反映了他所经之处的经济、文化、民俗以及民族关系等等，感念所到之处，积弊日深，最后提出改进意见与解决办法，呼吁政府从赈灾救灾、整治吏治、民族关系、殖民实边、振兴商业实业、防止地方分裂势力等方面加强边疆治理；内容涉及历史学、地理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计四章10万余字。于右任先生读后，题词“纯粹学人业，艰难孤子心”，给予高度的评价，并为之作序，赞该书“读者应宝爱焉！”
刘文海的《西行见闻记》，是一部秦商活动经历的真实记录，保存了近代秦商的珍贵资料，使今天的人们对动乱年代丝绸之路上商旅状况有一个明晰的了解；为张恨水、范长江等后来的西北之行提供了借鉴，也为后人研究近代西北地区社会、民族、经济、文化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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