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中长期的潜在增长率（外三则）

研判潜在经济增长率不论对于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和公共政策制定，还是短期的逆周期宏观调控，都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特别是对像我国这样当前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的发展中大国而言，这项工作显得更为重要。

由于测算方法、前提假定、参数选取等的不同，文献中对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结果也存在一定差异。

大体而言，2025 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结果多落在5%~6.5%，个别文献的测算结果低于5% 或高于7%；2035 年的测算结果多落在4%~5%，个别文献的测算结果低于4% 或超过6%2050 年的测算结果大致处于2.5%~4%。

按照目标倒推路径的思路，如果将十九大提出的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应的经济含义简化地理解为人均收入达到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中位数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只要在未来三十年里保持年均4.1% 以上的增速就能实现该目标。研究表明，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能够满足这一要求。

需要强调的是，潜在增长率研究揭示了未来经济增长的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结果。一方面，潜在增长率的实现取决于经济中各类主体在政策激励下的行为决策。如果政策制定出现偏差、扭曲激励，那么潜在增长空间就可能被限制，难以得到充分释放，从而导致实际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而如果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激励劳动、资本、土地、技术、数据等各类要素资源优化再配置，则能充分释放增长潜能。

另一方面，如果未来一些条件发生变化，潜在增长率也可能随之改变。所谓条件变化，既可能来自难以预知的外生事件，也可能来自人的主观能动性。前者如科学技术跃迁、国际安全环境转变等；后者如生育率提升、劳动参与率和敬业精神变化、耐心程度和储蓄意愿的改变等。因而，应当强调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一种反映和结果，应当避免用“机械主义”的错误观点来刻板地看待潜在增长率研究的估算数字，要认识到，通过恰当的改革开放创新举措来理顺激励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潜在增长率。这恰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最宝贵的经验之一。

高质量发展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不重要。恰恰相反，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把握和治理仍将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方面。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速仍至关重要。

当前“经济增长治理”的要义：一是在短期要确保实际经济增速不过度偏离潜在增长率，避免产出缺口过度放大；二是在中长期要尽可能地创造条件提高潜在增长率水平。前者的任务主要由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等逆周期调节工具来实现，后者的任务则须要通过深化结构性改革的方法来实现。

其中，当下最为紧迫、对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最为有效的改革领域主要包括：一是科技创新体制改革，丰富国家创新生态，增强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二是以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为核心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三是广义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在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同时，拓展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的广度和深度，双管齐下扩大内需，壮大经济内循环；四是教育体制改革，实施国民人力资本提升工程，不断培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多样化、多层次人力资源；五是提高生育率，缓冲老龄化压力，避免人口断崖；六是加快实现城乡社会一体化治理，逐步破除城乡二元壁垒，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释放发展潜力。

（本文原题“中国经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研究：进展、共识和分歧”，原载《财经智库》2020年第5期。作者冯明。）中国目前何以没有发生经济危机

本研究对中国经济的诊断可以总结为以下几句话：

第一，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必须将其和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之前的高速增长放在同一个框架下来看待，今天的经济增长失速，就是曾经结构性扭曲的高速增长所必然付出的代价。

第二，虽然在宏观加总层面中国经济的失速是在国际经济危机之后，特别是2010年之后才出现，但是在微观层面，结构性扭曲的拐点出现在2003年，只是在2003－2008年投资和外需拉动的高速增长，掩盖了早就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第三，理解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宏观经济必须采取结构和空间的视角，仅仅看加总层面上的变量会掩盖很多不易被觉察的事实。

从生产要素市场存在的政府影响入手，是理解中国宏观经济中结构性扭曲和空间错配的关键。中国宏观经济中投资和消费的占比、劳动收入占比之类的异常，都与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抑制和对资本的补贴相关。不仅如此，在中国这样一个疆域和人口都超大的大国，不同地区的经济表现也大相径庭。总体而言，中国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出现的是人口持续流入，而土地供应跟不上，导致地价上涨。同时，住房供应跟不上人口增长导致的房价上涨，又进一步推升工资，从而削弱了沿海地区的竞争力。而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出现的现象，主要是人口流出同时投资加大，而且，由于投资大量依赖政府债务，偏离比较优势且投资过量，最终导致债务持续上涨。

那么，到目前为止中国似乎没有出现经济危机，是什么原因呢？从表面来看，中国的确没有出现在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危机时出现的企业大量破产、劳动力大量失业、政府债务危机甚至关门停摆等状况。但是换个角度来看。经济危机本质上来讲是对过于乐观的生产者的惩罚和淘汰机制。如果供给增长过于乐观，而消费不足，那么过剩的产能就通过市场机制来淘汰失败者。如果在生产端没有严重的问题，而在金融市场上，对于增长过于乐观，则会出现证券和房地产市场上的泡沫，最终产生的是金融危机。经济的危机和金融的危机既可能有关联，也可能因为两者的联系不强而仅仅主要表现在其中某一方面。

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似乎都没有出现如同其他国家那样严重的表现。但是我们却不能回避，在中国存在的经济增长持续下滑、投资回报率下降、政府债务率上升等状况本身就预示着风险在累积。表面上危机没有发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国家信用。由于国家信用的支撑，在地方政府端持续存在的债务问题不被认为会导致大面积违约，公共部门即使发不出工资也不会关门。在企业端，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虽然不一定会出现大面积破产和解雇员工的情况，但是可能表现为大量僵尸企业存在并维持就业和税收。

即便如此，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就业问题已经出现日益严峻的局面。在金融市场上，银行的坏账也因为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而没有得以充分暴露。社会公众也始终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银行体系不会出现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危机时的银行破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经济危机以债务和僵尸企业的形式予以存在，那种认为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论调是不负责任的看法，只能说中国的体制防止了更剧烈的波动。

（本文原题“诊断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下的增长与波动”，原载《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6期。作者陆铭。）

中国何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全球化依然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显著的时代背景，与各国的经济增长有深度关联，对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重要影响。本研究立足全球化的发展背景，寻找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主要因素，以期为塑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提供经验支撑。

基于中国1978至2018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全球化、制度变革、科技创新和能源消费绿色化可有效提升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能力; 全球化对潜在产出的作用力度最大，制度变革其次，科技创新与能源消费绿色化的增长效应较为接近。

其次，1981至2018 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约为9. 70%，比同区间的平均实际经济增速略高0. 14 个百分点; 最近一轮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跌始于2011 年，比潜在经济增长率滞后了6 年，说明本轮实际经济增速下滑是结构性的，源于潜在经济增速的下滑。

第三，结构性改革使得基于模型预测的潜在经济增长趋势出现了“跃升”后缓慢下滑，2050年约降至3.81%; 2019至2050 年的潜在经济增长年均提高约5.5个百分点，2019至2035 年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为6. 40%，2036～2050 年的约为4. 48%。

不同情境下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队列的时间区间是［2025，2030］，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时间范围是［2045，2050］，但需要注意这两个目标的实现是以全球化水平稳步提高、制度变革红利释放、科技创新潜力积累提升与能源消费绿色化转型为前提条件的。

（本文原题“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与趋势再估计”，原载《工业技术经济》2020年第10期。作者齐子豪、李标。）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引起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国各地方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出台了一系列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从而导致政府支出增长，政府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了地方政府规模和经济同时增长的局面。

对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的研究，一些学者总结出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扩大政府的规模将促进经济增长；另一些学者研究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会增加政府融资需求，引发税负的不断增长，挤占私人部门的投资与消费，由此对经济产生负面效应。有学者发现，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的关系，过度扩大政府的规模会造成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国内更多的研究对象是国家、省级数据，涉及的是一般型地方政府，以市、县为研究对象的较少，对民族区域型地方政府研究更少。由于不同类型的政府分工不同，提供的政策以及公共服务的类型也是不同的。

鉴于此，本研究立足于西北地区，利用西北地区28 个地州市（包括甘肃省的2 个自治州，青海省的4 个自治州，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所有地级市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所有地级市）的数据，探讨该区域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以及西北各地区的发展年鉴。

实证结果表明，对西北地区来说，政府规模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本结论对现实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但也有一定局限性，指标的选择不全面，西北地区“地广人稀”情况没有考虑。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建议，其一，逐步降低政府支出力度，减小政府规模，让政府成为市场的监管者，而不是市场的参与者，逐步降低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恢复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其二，加快人才引进策略以及企业引进进程，加强对外开放的力度。西北地区由于所处位置以及民族的特性，与外界合作交流较少，应加强与外界的交流，促进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使资源合理流动，从而完成产业的优化升级。

（本文原题“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28 个地州市的经验证据”，原载《当代经济》2020 年第12 期，作者杨丽琴、张旭娜、刘海兵。）(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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