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伤寒与温病
新华社发
裴正学
专家简介：
裴正学，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生导师，甘肃中医药大学博士、硕士生导师。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全国第三批名老中医、甘肃省首批名老中医。
热病是伤寒与温病的总称。伤寒是寒邪致病，温病是热邪致病，二者虽然不同，但都可引致发热，故统称为热病。在对热病的探讨方面，中医历来有伤寒学派和温病学派之分。伤寒学派抓住了热病的寒因、伤阳等特点，注重辛温解表、急救回阳诸法；温病学派抓住了热病的热因、耗阴等特点，注重辛凉解表、滋阴降火诸法。长期以来两种学派各执己见，相互对立，形成了祖国医学史上著名的伤寒、温病之争。
但是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伤寒与温病同属外感热病，就同一热病而言，可能同时具备伤寒与温病的双重特点，亦可交替出现一些伤寒与温病的临床表现，因此把伤寒和温病的辨证方法截然分开，显然不利于临床诊断的客观需要。能否使二者的辨证论治有机结合，形成中医对热病的统一辨证方法，这是摆在广大中医工作者面前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素问·热论》记载：“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热病。”又说：“今夫热内有皆伤寒之类也。”这是有关伤寒的最早论述，它认为伤寒就是热病。《素问·生气通天论》记载：“夫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这说明温病是包括在伤寒之内的。《素问·热论》又将热病分为巨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等六个方面（六经），虽然未能详及病机，症候，方药，但为六经辨证的产生提供了依据。
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结合自己丰富的医疗实践著《伤寒杂病论》，并在《内经》六经的基础上创立了伤寒辨证法则——六经辨证，使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趋于系统化。汉末战乱，《伤寒杂病论》篇简散落，晋代王叔和重新编订，使该书流传于世。自宋代成无己起，医家们对伤寒六经相继阐述，有按论治法论六经的，有按方药论六经的，有按脏腑论六经的，有按八纲论六经的，有按经络论六经的，总之人们试图使六经辨证与不断发展中的临床实践相适应。
与此同时，医家们还把一些有效验方应用于临床，以补伤寒方药之不足，如钱仲阳的败毒散、刘守真的双解散、张元素的九味羌活汤、李东垣的普济消毒饮等，在一定程度上都超越了《伤寒论》辛温解表之范畴。这说明随着医疗实践逐渐丰富，人们对伤寒论的原有治法在进行着不断充实和提高。特别是刘守真对热病的阐述尤为精详，他扩大了《内经》病机十九条火热病证的范围，强调了火热病证与风、寒、湿、燥、暑等五气的关系，从而形成了“六气都从火化”的观点。在治疗上力主清热泻火法，并指出了单用辛温解表的流弊。刘氏的这一成就，在客观上弥补了《伤寒论》的不足，给温病学说的产生创造了先决条件。明代王安道（1332-1391年）第一个把伤寒和温病明确区分，他说：“夫惟世以温病混称伤寒……以用温热之药，若此者，因名乱实而戕人之生，其名可不正乎。”王安道并从症候、病机、治法诸方面阐述了温病不同于伤寒的道理，从而使温病学说开始独树一帜。鉴于此，后人把王安道尊为温病学说的奠基者，这是不无道理的。
此后，明代汪石山（1463-1539年）提出了新感温病的概念，他说：“冬伤于……至春而发……此伏气温病也；有不因冬月伤于寒而病瘟者，此特春瘟之气，可名春瘟，与冬之伤寒，秋之伤湿、夏之中暑相同，此新感之温病也。”至此，伏气与新感便成为温病生发的两大类型。明末崇祯辛巳（1641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省瘟疫流行，诸医以伤寒法治，无效；吴又可用温病法治，疗效良好。他认为瘟疫本属温热范畴，与伤寒有霄壤之别，并著《瘟疫论》一书，使温病学的范围涉及所有热性传染病。稍后，另一位温病大家叶天士（1666-1745年）著《温热论》，创“卫气营血”辨证，总结了热病辨证施治的规律。他说：“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如犀角、元参、丹皮等物，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吴鞠通（1736-1820年）师承了叶氏学说，著《温病条辨》，在“卫气营血”辨证的基础上，提出以三焦为命题的温病辨证纲领——三焦辨证。他说：“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转，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脾与胃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至此温病学说已形成一个理、法、方、药完整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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