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人心是好的旅行文学的标志
晨书房：您是何时决定成为旅行作家的？怎么决定的？
刘子超：我一直想成为作家，这是很早就有的想法，但一开始并没有刻意把旅行写作当作职业。当作家总得需要一个起点，我觉得如果我一开始就写小说可能不会有太多优势，这是成长环境和经历决定的，既没有过残酷青春，也没经历过大风大浪。即便工作以后，一天班也没坐过，社交也非常疏离。这样的人生虽不能说不值一提，但作为作家出道的确特色不明。但在旅行写作这个小门类里，我比较能发挥自己的特点，综合得分比较高。另外，真正的旅行写作在国内方兴未艾，大有可为。
晨书房：第一次旅行的契机是什么，您为什么想要去探索这片土地？
刘子超：第一次去中亚是2011年秋天，苏联解体二十周年之际。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去探索一片未知之地——中亚和中国在历史上有如此深刻的联结，如今又变得如此陌生——我想去那里走走，看看自己能否写点东西。第一次回来后大为震动，但由于对中亚的理解尚浅，写不出有价值的东西来。是之后的几年里不断地前往、阅读、积累，才最终有能力写出《失落的卫星》。
晨书房：第一次去的时候，有什么是让您比较震撼的呢？有没有碰到有趣的人或事？
刘子超：2011年我去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发现苏联解体仿佛就像昨天刚发生的一样——街上的汽车还是苏联时代的拉达，人们的穿着打扮和城市的建筑风格，好像还停留在20年前。从一个不断巨变的国度，来到一个相对停滞的地方，看到很多似曾相识的东西，那种感觉非常震撼。还有一点很震撼我的是，中亚人的长相特别丰富——蒙古人、突厥人、波斯人、俄罗斯人、高加索人、朝鲜人和鞑靼人的长相都有。我惊讶于中亚地区民族的多样性，原先并没想到中亚的群族如此混杂丰富。
晨书房：您在九年时间里多次深入亚洲腹地，几乎走遍了中亚可以去到的地方，您觉得旅行是认识世界的方式么？
刘子超：是的，中国古人早就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与旅行相辅相成，是认识世界的最好方式。
晨书房：除了中亚，接下来还准备去别的地方探索么？
刘子超：最近在青海，走青海和甘肃大环线。之后会去西藏和云南。虽然疫情之下出国变得困难，但好在祖国山河足够壮阔，也算是一种幸运了。
晨书房：您在去一座城市之前会做怎么样的准备？
刘子超：不太做专门的准备，因为最好的准备是长期积累。我每天都阅读大量国内外新闻杂志，关注各个地区的动态，保持长期关注。这样的积累不是一日之功，必须假以时日才能对某个地区形成较为全面的认知。这样在去这些地方之前就不会两眼一抹黑了。
晨书房：您认为一部好的旅行文学作品是什么样的？
刘子超：文学性、宽阔的视野、成熟的世界观，还有对人的关注。在写《失落的卫星》之初，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要去遇到各种各样的人，要去写这些人的故事。“努力找人”成为我旅行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对我来说，旅行现在慢慢变成了一种方法：旅行渐渐退后，让人浮现出来。旅行的目的就是去遇见人，寻找具有时代感的故事。就像奈保尔说的，好的旅行文学应该“充满人的故事”，因为只有人的故事最打动人。好的旅行文学，应该呈现出那个地方的人心。
晨书房：您比较喜欢的作家都有哪些？谁对您影响比较大？
刘子超：海明威、托尔斯泰、莫迪亚诺、康拉德、何伟——这些人对我都有影响。在《失落的卫星》里，我一共三次提到康拉德，特别是他的小说《黑暗的心》。那里写了一个名叫库尔兹的白人。他独自生活在刚果的热带雨林里，为大英帝国搜罗了不计其数的钻石和象牙。那是一百多年前的故事，那时英国在整个世界开疆拓土。现在这种开拓性的角色似乎轮到了我们。在旅行中，我目睹了很多中国人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工作，不管环境多么艰苦，依旧保持着强大的、无法摧毁的内核。这一点让我感到深深的震撼。康拉德的作品也让我意识到自己写作的意义之一。那就是去见证这些中国人的故事，用笔把它们记录下来。
晨书房：您最近在读什么书？能简单介绍下么？
刘子超：在读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的《美国佬》。这本书讲了一对年轻的尼日利亚情侣，在美国和英国的奋斗历程，饱含对西方文明和种族主义的思考和反思。
晨书房：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么？
刘子超：计划很多，要根据现实情况不断调整。长期计划是“环地中海三部曲”（北非一本，欧洲到巴尔干一本，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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