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读者》告诉读者
本报记者张栎
被誉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中国期刊第一品牌”的《读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降生于甘肃兰州这片黄土地上。多年来，《读者》伴随共和国一同成长，并和新时期的中国一同腾飞，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发行量稳居中国期刊排名第一，亚洲期刊排名第一，世界综合性期刊排名第四。
移动互联网的勃兴和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引领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新形势下，《读者》如何守初心、担使命，又如何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人们充满了期待。
再次“赶考”的《读者》，又一次惊艳了世界！
改革开放中诞生的《读者》
《读者》杂志在改革开放中诞生，伴随改革开放成长，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参与者，也是改革开放结出的文化硕果。
1981年4月，《读者文摘》在兰州正式创刊。“那是38年前的事了。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出版社和其他行业一样，正在酝酿一场巨大变革，出版社要‘断奶’政府补贴，必须自己养活自己。所以要办些杂志，以刊养书。”参与了《读者》创办的胡亚权胡亚权回忆。
在创办《读者文摘》前，胡亚权是甘肃人民出版社科技编辑室的一名普通编辑。一个上午，甘肃人民出版社新调来的总编辑曹克己将他叫到办公室，要他办一份新杂志，并且要求他“办啥，你自己去想；人，你自己去找。”
胡亚权回忆：“我回家仔细想了想，脑海里过了一遍和我经历差不多的几位中年编辑，第二天试探着问了问，没有结果。于是找到了郑元绪，结果他回话:一起干！”
于是，两个人的编辑班子搭建成功。办什么杂志？只有自己去调查。“在跑遍书店、图书馆、书摊、夜间地摊之后，结果出乎意料。大变革时代，西部内陆地区虽不如东部沿海一带活跃，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人们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同样强烈。”胡亚权说，“甘肃作为内陆省份，信息闭塞，经费吃紧，交通不便，作者稀少，稿源不足，思想滞后，这些因素迫使我们最后选择了创办文摘杂志。出版社领导听取了我们的意见，决定办一份综合性文摘杂志。”
经过内部简短的刊名征集后，这本杂志定名为《读者文摘》。
第一期的编辑工作中，胡亚权、郑元绪二人遍览手头能见到的一切报刊图书，甚至重新翻阅了大学的读书笔记，终于在1980年年底编辑好了创刊号送审稿。
“1981年春节前夕，送审稿被退回，抽换了3篇大文章。此举促使我们放弃了对敏感题材的追逐，也不再媚俗跟风，这反而成为此后杂志编辑的一条重要原则。”胡亚权说，杂志是有生命的，她是出版人学养、理想的再现；杂志也是有寿命的，出版者的最大责任是使她长期保持健康和活力。
1981年4月，《读者文摘》杂志问世。创刊号印了3万册，每册定价0.30元。拿到带有墨香的《读者文摘》创刊号，胡亚权和郑元绪欣喜不已。“当时老郑问我，‘像杂志吗？’我答:‘当然，一本好杂志。’”
当年，《读者文摘》共出版了5期，年底期发行量达到了9万册。1982年，发行量达到29万册，1983年达到90万册，1984年超过136万册。1993年，《读者文摘》更名为《读者》，发行量突破300万册，进入中国大刊方阵。1998年以后，《读者》连续入选全国百种重点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高期刊，2001年、2002年连续获得两届国家期刊奖。（转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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