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永远带着问题意识去写作
8月16日上午，徐则臣正在上海一家酒店的小餐厅里，为他的新书《从一个蛋开始》接受媒体专访，中途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消息传来，一个个电话轰炸而至，他没有接听，手机放到一边，坚持和在场记者做完访谈。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几乎婉拒了所有采访。接着便躲到甘肃山里，一消失就是一个多星期。当徐则臣有空接受采访时，茅奖新闻的热度过去了。不过，对于读者来说，阅读茅奖作品，什么时候开始都不为晚。在中国人的必读文学书单中，邂逅徐则臣，也是迟早的事。
摩羯座的徐则臣，以文坛劳模的姿态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学领地的开辟。他把自己形容成一个“问题青年”，永远带着问题意识去写作，而他的问题之绵密之宏大，往低去要穿越大千世界，向高走要抵达辽远星空——这也是典型的摩羯座心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徐则臣做到了。
（以下部分节选自徐则臣接受记者的访谈）
谈茅奖
没有鲜花和掌声这活儿也得继续干
问：获奖后这段时间您是怎么度过的？是不是一个又一个采访连着来？
徐则臣：没你想象的那么热闹。评奖结果出来后，我就去甘南和天水采风了，很多采访邀请基本都婉拒了。其实没有一惊一乍的，没庆祝也没仪式，家人朋友高兴一下就行了。作品是公共的，生活还是我自己的，接下来该怎么忙还是怎么忙，我不认为会有什么变化。我看待自己的写作，依靠的不是一个又一个奖，而是一部又一部作品。都是老运动员了，都知道写作到底是怎么回事，有鲜花和掌声固然很好，没有，这活儿也得继续干。
问：大家提起徐则臣，总会给您贴上“70后”作家、新锐作家、青年作家的标签，您自己对这些标签怎么看？
徐则臣：标签也好、命名也好，都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方便评价和界定，把你放到某一个可以言说的范畴里。我对这个没有任何的不适。评说由人。说是“70后”作家、青年作家，都没问题，被夸年轻总不是什么坏事吧。今年4月羊城晚报给我颁了2019年花地文学榜年度新锐文学奖，如果是从文学作品的既新且锐这个角度讲，对我、对《北上》都是美好的褒奖。尽管我已经写了22年，应该算是老同志了，但你不能要求别人如何看你，顺其自然吧。大家觉得“70后”进入这个阵营，是文学继往开来的一个节点，对年轻作家们也是一个鼓舞和激励。很长时间以来，大家对“70后”作家似乎都没什么信心。其实“70后”不年轻了，我都41了，茅奖历史上40多岁的获奖作家有好几个，真不能想当然地“倚小卖小”了。
谈“70后”作家群五年或十年后气象一定蔚为大观
问：您认为“70后”作家被低估了吗？
徐则臣：我没有觉得被低估或高估，我只是认为应该正视这一代人的写作，要对他们抱有希望和信心。“70后”作家总体上有一个特点，长篇写得少，进入长篇小说相对比较晚，很多实践都花费在中短篇小说上。“70后”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都非常好，我们是伴随着期刊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期刊对我们的培养和训练大部分也是在中短篇小说上。但现在判断一个人和一代人的写作成就，习惯上拿长篇小说做标准。我相信在五年或者十年后，等优秀的“70后”作家都能写出自己成熟的长篇了，那气象一定蔚为大观。
问：同时代的作家在写作上是否存在共通性？
徐则臣：共性肯定是有的。很多人不愿意使用代际的说法，认为这样会窄化了我们的写作，甚至觉得这是一种鼠目寸光，短视。长远来看，文学史中的10年、20年，代际的确没什么意义。比如我们现在看李白和杜甫的写作，完全可以大而化之地认为他们代表了唐诗的巅峰，根本不会去考究他们的年龄差，但如果具体分析他们的作品你会发现，安史之乱对杜甫的影响非常大，但对李白影响不大，这就导致了他们的作品内容和风格有着巨大的差别。对作家来说，时代对他创作的影响显而易见，没一个作家能够逃脱时代，操起显微镜一端详，代际打在他们身上的烙印一清二楚。对代际这个问题，也许我们可以平常心地去看待它的合理性。“70后”作家的共通性，可以交给学者、批评家，交给时间和文学史去梳理。
谈写作问题意识是我个人写作的初衷
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徐则臣：高二开始写第一篇小说，高三开始写诗，但是那时还没想过要成为一名作家。真正想当作家，是在大一暑假，突然觉得作家是个神奇的职业，写作对我的诱惑很大。
问：您参加工作两年后考入北大中文系读研，是为了专业学习写作吗？
徐则臣：去北大之前我已经写了好几年了，读书是为了更好地写作。北大对我的影响很大，一是我的导师曹文轩先生，他对我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终生；另一个就是北大的学术环境，让我有了一个比较扎实的文学史背景，在北大接受的系统的思维和学术训练，对我后来的写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问：有人将你归类为“学院派”作家，您认同吗？
徐则臣：之所以有这种命名，可能是因为我作品中的思辨性和问题意识相对突出。我只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写，没想过去靠上什么派。问题意识确实是我个人写作的初衷，如果没有问题，我不会去写东西，不管最后能否解决某个问题，它的确是我写作的动力所在。我不会因为一个故事很好就去讲它，只有当它包含了我的某种困惑，或者可能提供解决困惑的某种路径，我才有兴趣去讲它。
问：在您之前的作品中，城市文学占了很大比例，您是否觉得到了您这代作家，乡土文学已经没什么好写的了？
徐则臣：“50后”作家完整地经历了乡土达到顶峰然后开始衰落的过程，乡土中国的峰值存在于他们那代人的生活里，我们没赶上。我18岁离开老家出来读书，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里生活。我当然也可以写乡村，18年的记忆和多年写作训练出来的想象力应该不至于掉链子，但我总觉得目前最困扰我的，无论是现实问题还是精神困惑，都是来自城市生活。我愿意迎面而上，注意力自然也就会在城市这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中，城市文学起步比较晚。在这个多年里一直都无比巨大的乡土社会中，城市文学在整个文学脉络里从来不是主流，一直是草蛇灰线般存在的潜流。一个文学潮流的壮大需要漫长的时间，我愿意在它没那么成熟的时候，跟它一起成长，努力做一点有益的探索。
谈《北上》
我花费精力最多的一部作品
问：《北上》面对的是什么困惑？
徐则臣：写《北上》，首先是因为我和水的情感联结。京杭大运河在我生活中意义重大，我自以为对它很熟悉，但事实上非常吊诡，你对一个东西越熟悉，你对它的困惑就越大：你会有从整体上探究它的冲动，不仅关注它的现在，还会对它的过去和将来保有兴趣。一旦要写的想法出现，问题就来了。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这条河，它仅仅是一条河吗？它有哪些巨大的作用？在过去、在今天、在未来，它的作用以及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它的态度有哪些差异？这条河既是流淌在大地上的，也是流淌在纸上、书中，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我想从文化的意义上重新打量这条河。
问：《北上》是不是您最满意的一部作品？
徐则臣：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不会厚此薄彼，也难以如此区分。但我可以说，它是我花费精力最多的一部作品，也是我对世界、对历史、对现实试图整体性把握的一个最新的呈现。小说写得比较艰难，你无法在既有的作品中找到可资借鉴的方法论，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移植过来，尤其小说的结构，如何处理辽阔的时间和空间跨度，花了我很长时间去推敲。
谈文学面对文学式微不必哀嚎
问：写了22年了，您会对写作的意义产生焦虑吗？
徐则臣：焦虑就像一条狗，一直跟随着我。理论上我当然知道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在哪里，但当你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去做一件事时，你又常会不自主地去怀疑它。《北上》刚写完，有一阵子我一直陷在自我怀疑里，整个人有种被掏空的悲伤和惆怅。有天晚上，我在散步时听纪录片《再说长江》的音频，片头里有一颗水珠滴落的声音，那声音饱满、明净、硬朗，闪着张艺谋镜头中高分辨率的清晰的光，你都能想象得出那水珠晶莹剔透的模样。接着是另外一个声音，一个小姑娘在长江边伴着涛声奔跑，一边跑一边奶声奶气咯咯地笑，笑声清新、干净，散发出青草、溪水与阳光的气息。我眼泪哗一下就出来了。这两个细节让我备受感动，我觉得听这个节目值了。当时我就想，如果别人看《北上》，也能在浩浩三十万字中被某个细节如此这般地感动，我这四年也值了。
问：对文学呢？关注文学的人越来越少了。
徐则臣：这个我倒没那么焦虑。时代的发展不会永远按照我们过去制定的标准和趣味在运行。时代变了，作为持有既定审美规范和标准的一帮人，我们可以做出自己挽救的努力，也希望我们的标准寿命更长一些，但如果它果真不可逆转，那就要正视，不必抱残守缺，更不能硬操着一把尺寸确定的游标卡尺去衡量世界上所有的人和事。与时俱进，有时必须接受新东西。“破”的过程的确很痛苦，只哀嚎没有用，要转变思路，开动脑筋去探求围绕新的时代标准重“立”的可能性。我也不觉得14亿人每人每天都捧着《红楼梦》，就是世界上最美好最正常的生活。
问：所以您也没有读者焦虑吗？不关心作品的销量？
徐则臣：没有。我希望书出来有人喜欢看，但我不会为了销量去改变自己的写作。你跟着某种可能畅销的时髦趣味走，迟早会被时髦带丢，因为时髦和趣味本身就在变，你不可能永远都能迅速地跟得上。写作本身就是滞后的，还不如该怎么来就怎么来，我只对自己负责。不是矫情。你没法对别人负责，最好的办法就是忠实于自我表达。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跟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有那么几个人的频道跟你一样，就够了。
《北上》虚构了一个1901年沿着大运河北上寻找弟弟的意大利人，这名意大利人在途中与随行翻译、水手、脚夫等人建立了紧密的情谊，在抵达大运河尽头时，他却不幸离世，但他的弟弟、中国朋友以及他们的后人，却与他北上的这条大运河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阔大开展，气韵沉雄，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书写出一百年来大运河的精神图谱和一个民族的旧邦新命。
据《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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