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华先生学记
□陈泽奎
蒙先生错爱，师从先生治秦汉史三年，但懵然不知先生治学精深处。毕业后虽也在从事所谓文化工作，但与先生所希望的治学方向渐行渐远。幸而和先生共居一城，且工作上多有交集（我供职于甘肃人民出版社即现今读者出版集团的前身，先生自1987年起兼任兰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至1996年），时有聆听先生教诲之便，但因所事行当性质上的差异，虽道同但所谋不同，故而虽有向先生问学之便，但因生性愚钝，虽身处宝山而不自知，每次访先生也仅限于生活起居之候问而已。
2019年7月（农历己亥年六月），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为先生和李蔚先生举办八十五华诞学术研讨会，有幸被邀，忝列其中，听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各届学长及后学齐集共话学术及师生情，浏览郝树声先生整理提供之《刘光华教授主要论著目录》，始知先生治史、向学深博无涯。
先生于1953年自陕西汉中到兰州大学历史学系向学，四年后留校任教，孜孜以求，潜心向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术研究的繁盛期，“五朵金花”是当时历史学界当然的显学（“五朵金花”是指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学界泰斗各有所持，学界精英悉数参与，形成了持续的学术争鸣和研究热潮。而学术热点话题的研究、讨论、参与，是学术精英养成的舞台和相互砥砺前行的动力。先生于1957年先后发表的《两汉是封建社会》、《对“西汉初期的土地问题”的两点意见》，所论涉及“五朵金花”中的两朵，这是先生对学界热点问题的参与与回应，也是先生向学的第一次实践，表现出了一个以学术为生的学人向学难得的功底与锐气。
五十年代后期至整个七十年代，十余年间，先生在学术上几无论文面世。这是一代学人的困顿期。命运弄人，先生此时的身份是甘肃酒泉的戈壁上放骆驼的牧驼人。
1980年，是中国学术界的春天。1980至1988年间，先生的《汉武帝对河西的开发及其意义》《西汉前期的封建“治世”》《建郡后的汉代河西》等论文发表。所论问题多集中在秦汉史的研究方面，不论是对宏观问题的阐述，还是对微观问题的辨析，都是先生厚积薄发的学术成果的集中体现。“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一系列的文章反映出先生在科学春天里的激情呐喊，也是他在学术春天里的第一次舒枝展叶。
1988年，《中国古代西北历史资料辑录（一）》出版。诚如有人评论所言，这是一种一人受累、众人得益的工作，但也是一件需要不畏繁琐、不惮其劳，费时费力的所谓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据说兰州大学历史系原计划是分工合作出版一套中国古代史资料辑录，即迄先秦至1840年的古代史资料辑录，而实际上只有先生所承担的第一辑，即先秦两汉部分，亦即古代西北秦汉史资料辑录按期完成并出版了，而其他部分则至今阙如。由此可见先生在资料整理和占有上的深厚基础。
从1990年开始，先生除继续钟情于秦汉史的研究外，对西北民族史及甘肃地方史志的研究也用力甚勤，《西汉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段会宗在西域活动的年代背景及其评价》《关于兰州历史上的几个问题》等文章表达出先生在西北民族、西北史地研究方面的学术素养。而其间出版的由先生主编的《秦汉西北史地丛稿》等著作，则是先生在西北史志方面深厚积累和对史料娴熟统驭能力的具体体现。
以上两个时期所发表的论文及其先后出版的专著如《汉代西北屯田研究》，与楼劲合著《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研究》以及由先生和楼劲任主编的《黄河文化丛书.黄河人》等，奠定了先生陇上学人的地位。2016年，甘肃人民出版社遴选先生论文十五篇联缀成《陇上学人文存·刘光华卷》出版，彰显了先生在学术上取得的重要成就，表达了甘肃学界对先生学术地位的尊敬。
先生的向学第二春始于1996年。是年，先生按职业年龄退休，也静静地开启了先生学术硕果的丰收季的大门——1997年参撰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出版，1999年主编的《兰州市志·建置区划志》完成出版，2001年与楼劲联合主编的《黄河文化丛书·黄河人》出版，2005年先生主编并主撰的《西北通史》第1卷出版，2007年先生主编的《秦汉西北史地论丛》，《谷苞先生90华诞纪念文集》问世，2008年先生主编的《甘肃省志.建置志》出版面世，2009年至2013年先生任总主编的八卷本《甘肃通史》出版，2018年清乾隆版《甘肃通志》点校完成出版。
这些煌煌巨著，其中的绝大部分实乃成于众人之手。但这些由先生领衔众人襄理的煌煌巨著，实也彰显了先生在其中所起而别人无法取代的作用。
《甘肃通史》总策划周德祥先生如是说：“《甘肃通史》的主编刘光华先生，以耄耋之年，不惮其劳，总纂大纲，审读稿件，耐心细致地听取各方改进意见，撰稿过程中字斟句酌，呕心沥血，其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令人铭念至深。”
《甘肃通史.先秦卷》作者祝中熹说：“刘光华先生从内容到体例给予了全面指导，帮助我克服了不少难点。有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曾反复交换意见，诚挚坦率地进行探讨，直到达成认识上的基本一致。刘先生为提高此书质量耗费了大量心血，令人感佩至深。”
《甘肃通史.隋唐五代卷》作者尹伟先说：“刘光华教授自始至终关心本书稿的写作，并参加了部分章节的修改，倾注了大量心血，其认真负责的态度令人难以忘怀。”
……
以上各人所述，散见于《甘肃通史》各卷的前言或后记，个人觉得其说是中肯的，客观的，是对先生在总纂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重要作用的褒奖和肯定。
翻阅由先生主编的几部巨著的前言、后记或者序跋，我们都能看到合作者之间的相互尊重、尊敬和相互信任和理解。其他大部分的丛书、套书、方志的编著、点校等最终能得以完成，先生所发挥的作用也应大致如以上诸人所言。
先生并非善于游说之人，也非善营人脉之人，能以退休之后的平民之身而能聚同侪及后学而成事，无他，一则正直、公允，二则遇事通达，三则能包容，四则能担当、任事。
先生非陇人。自1953年始问学陇上起，扎根陇上于今近七十年。近七十年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志于学术，初心不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奋向学，老而弥坚，终成一代学人，同侪中的佼佼者。作为学生，吾辈叨光多矣！谨以此文向先生致敬，唯愿先生福寿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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