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访考古学家刘学堂
刘学堂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学与社会学学院二级教授。1985年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曾主持著名的交河故城、伊犁墩麦里墓葬、吉林台墓葬、乌图兰墓地、乎吉尔台沟墓地等多项考古发掘项目。研究领域主要为新疆考古、史前时期的东西文化交流、新疆史前宗教，承担完成了国家和其它级别的科研项目8项，在研项目3项。独立出版《新疆史前宗教研究》、《青铜长歌》等学术专著6部，合作出版考古报告、相关论著5部，发表《一件神秘的刻纹木牌》《呼图壁岩画的时代和主人》等学术论文100余篇。
说起考古，人们总是充满遐想，对于考古学家，也都充满了好奇。上周末，考古学家、新疆师范大学历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刘学堂莅临金城讲堂，为金城市民揭秘了沙漠深处的考古奥秘。有位观众这样告诉记者：“这堂课不仅让我对考古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也刷新了我对考古人的刻板印象”。
在讲堂上说起他熟谙的考古案例，刘学堂侃侃而谈。在轻松而富有逻辑的语言中，让观众们仿佛亲身置身于考古现场，极大地调动了积极性和好奇心。活动结束后，很多观众还问了刘学堂非常专业的考古问题。刘学堂一边耐心解答，一边啧啧称赞：“我一直认为考古不是一门很热门的学科，没想到在金城的市民如此热衷，而且问的问题相当专业，这让我感到非常振奋。”
活动结束后，刘学堂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在您的讲座中，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了我国西北考古第一人黄文弼的事迹，他作为最早期的考古学者在新疆和甘肃都留下了大量的足迹，您认为介绍他的重要性表现在哪里？”记者问道。
刘学堂说：“黄文弼被称为西北考古第一人是实至名归的。他是解放前第一个来到新疆的中国考古学家，系新疆考古的先驱者和奠基人。我在讲堂最开始放的考古纪录片就是与黄文弼先生有关的，自从他1927年加入中瑞西北科考团后，他的考古事业就与西北地区密不可分了。而追忆新疆近现代科学考察史，必然要提到中瑞西北科考团，这是我国现代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我国考古界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我国知识分子的一次觉醒，因为它勇于跟外国人说‘不’，结束了外国人无视中国主权掠夺我国文物的耻辱历史。”
当时，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按照协议规定，一切考察工作要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领导下进行，采集品归中国。这次考察，斯文·赫定任瑞方团长，徐炳昶（北大教务长）为中方团长，黄文弼的科考成果更是突出。1929年-1930年，他曾两次去吐鲁番，详细考察了高昌、交河故城，在交河附近墓地发现墓志130方及陶器800多件，提供了麴氏高昌国较为系统的纪年。1930年、1934年，他两次进入罗布泊，发现新的墓葬和土垠遗址，掘得70多枚汉文木简，其中4枚有明确纪年，从而确定了土垠为西汉时期的遗址。
黄文弼一生除了为考古事业所做的贡献之外，他还在生前表示将所藏图书文献捐赠给西北地区。后来，黄文弼的家人来疆考察后，最终认定新疆师范大学是比较适合寄托的地方。2012年夏，黄文弼所藏图书文献由北京飞抵乌鲁木齐，内有黄文弼捐献的数千册图书和数百份地图和照片。“这些图书资料十分珍贵，所涉学科门类不仅包括考古学、文学著作，并涉及地理、美术、天文、宗教等。其中，黄文弼的手稿工作图均为孤本。很多古籍保存得也非常完好，国内罕有，就连故宫博物院都只有复印件而已。”刘学堂自豪地说，“这件事对我们院校来说开了个好头，后来有很多已故的考古学家的家属跟我们学校联系，陆续收藏了很多的珍贵文物。”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初期，各国的考古学家、探险家，前赴后继地来到中国做“挖掘宝藏”，从刘学堂播放的考古纪录片中可见一斑。其中不乏专业的考古学家，但更多的是文物盗掘者，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人呢？刘学堂思考片刻回答道：“上世纪初，我国正处于积贫积弱的时代，在这期间，涌入了大量的所谓探险家，客观地说，他们为宣传中国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他们所造成的损失也是无法衡量的，对他们的评价到现在为止也是学术界存在争议的问题。”
刘学堂举了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一个是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一个是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他说：“斯坦因在西方学界的地位很高，但是在我国，斯坦因长期以来被称为‘强盗’，那时因为斯坦因在其中亚考察过程中，从我国新疆、甘肃、宁夏等地发掘并劫走大量的珍贵文物，包括震惊世界的莫高窟在内，而且由于他的盲目挖掘，使许多原保存在流沙层中的文物毁于—旦，他的这些行为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的许多发现和学说都极有价值。例如他在新疆、甘肃的发现以及他对这些发现物的初步研究都证明了中国文化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以及中国与西方在汉唐之际经丝绸之路进行的频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这一点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
另外一个是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他24岁加入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追随斯文·赫定在中国度过了8年时光，发现了“居延汉简”和“小河古墓”。“与斯坦因不同，贝格曼做了极为专业和严谨的考古调查，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破坏考古现场，更没有带走任何一件有价值的文物，对所有的考古现场都是以文字和图画形式记录，他的研究也为后来我国的考古学家继续探索提供了重要依据。所以，要理性而客观看待这些外国考古学家的作用。当然，现在我国强大起来之后，任何国外的考古工作者都要经过我国相关部门和法律法规的允许才能进行勘测，所以，国家的强大才能保证考古工作的顺利进行。”刘学堂说。
和记者的交谈中，刘学堂介绍了自己的一本著作《彩陶与青铜的对话》，围绕这部著作，刘学堂敞开了话题。他说：“彩陶和青铜对于我们西北的这两个省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在我们两个省均发现了大量遗存。甘肃与新疆虽然是两个省，但是在中国版图上都属于西北地区。不仅经济文化相关联、族群关系也密切，文化上也有同根性和共知性。我在做研究时也发现了很多有趣的联系，比如在我们出土的小河墓地中发现了很多蜥蜴或者青蛙形状的图案或实物，而甘肃出土的彩陶中也有类似的图案出现，我在一些考古著作中还看到过一些记载，认为蜥蜴同‘伏羲’，蛙同‘女娲’，不管从语言学还是图腾崇拜来说，这样的联想并不无道理，当然目前来说这只是一种猜想，还没有得到证实，但对于考古来说，丰富的想象力比知识还来的重要，因为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无限可能性。”
记者问到：”一般认为，金属工具的出现、文字的发明和国家的形成是促使人类跨入文明社会的三大标志。在金属工具中，青铜器昭示了人类的技术创新和新的生产力水平。那么，青铜器为何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刘学堂说：“一件青铜器背后就是一个文明，它反映了人类从原始的愚昧状态向文明的一种过渡。你想想看，在青铜器的背后是不是要有一个强大的社会结构作为支撑。首先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其次要有专门挖铜矿的机构、还要有专门冶炼的人员，所以这不单是一件器物，而是浓缩地彰显了当时的国家或者部落的实力。”
采访结束时，刘学堂对广大的考古学工作者寄予了厚望：“随着国家的越来越强盛，各界对考古学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加深，尤其是大众也对考古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对于考古学界是非常有利的。作为新时代的考古工作者，不要仅仅埋头挖掘，还要抬头拓展自己的学科视野，不怕苦、不怕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我也会继续踏着黄文弼先辈的足迹走下去，争取为考古学界奉献自己的力量。”
兰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华静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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