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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文路上写春秋

陇东报 2019-03-04 01:00 大字

兰永贵

我的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到了我这辈才有了“文化人”,我中学毕业刚回到农村便被社员们推选为生产队会计。那时,生产队里没有几个识字的人,社员们手册上的工分认不得,公布的账目看不懂,自己的名字不会写,外面的来信不会念。于是,我便和队长商量腾了队里的3间库房,做了些简易的桌凳,办起了扫盲识字夜校。

每天晚上,社员们都端着自制的煤油灯来到夜校学习识字,我这位唯一的夜校辅导员给社员们教三门课——语文、数学和音乐,从“上下、左右、前后”到《毛主席语录》,从10个阿拉伯数字到加减乘除,从《东方红》到《长征组歌》,社员们越学越爱学,夜校里挤满了人,盏盏灯光照亮了大家翘首渴望的脸庞。一年下来,社员们能写自己和家人的名字,会算自家的收支账,还能唱20多首歌曲。

1989年,我被聘任为乡文化站专干,面对几间空房和群众对文化科技知识的渴望,我把家里收藏的两箱子书籍全部搬到文化站,从每月60多元工资中挤出钱订阅了《甘肃农民报》《甘肃科技报》《陇东报》《农村实用技术》等报纸杂志,办起了图书阅览室。又自筹资金买了些简单的灯光、VCD和卡拉OK等设备,在两间旧瓦房里办起了歌舞厅,免费向职工和农民开放,干部群众一有空闲就到文化站读书看报,唱歌跳舞。我还在街道办了5块黑板报,半月更换一次,国家政策、科学种田、好人好事、生活常识等信息应有尽有。后来逐步组建了乡文体活动组、文学创作组、新闻报道组等业余文化组织,经常在乡村举办文艺节目演出、文学创作讲座、美术作品展览和篮球、象棋比赛等多种文体活动,使群众文化生活活跃了起来。我所在的文化站成为当时庆阳地区首批达标乡镇文化站之一,1992年3月17日甘肃农民报以《让乡野升起七彩霞光》为题做了报道。

2000年,我调到县广播电视台工作,从当记者、编辑到栏目负责人,始终把关注城乡群众文化生活放在心里。利用工作间隙和休息时间下乡进村采访,跟踪报道,年均采写基层群众精神文化活动方面新闻、专题100篇以上,被市电视台播出50多篇,省电视台播出20多篇,各类报纸杂志采用30多篇,调动了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

2016年,我从县电视台调到县文化广播影视局从事民俗文化研究工作,在当地民间一些传统特色文化濒临失传的时候,我积极参与了《正宁香包刺绣》《正宁木偶戏》《王录拉板糖》的抢救保护工作,通过与同事们共同挖掘整理,使其被列入了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将民间谚语传承人刘峰,木偶演艺传承人路银霞,唢呐艺人杨普荫的事迹在报刊、电台做了宣传报道,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面对农村文化活动难以开展,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比较单调的状况,我经过实际调查,听取群众意见,分析原因,撰写了论文《培养乡土文化人 满足群众文化需求》在《陇东报》上发表,为搞好基层文化工作提供了借鉴。还加入了“三区文化人才”队伍,经常下乡进村,开展政策宣传、人才培训、艺术辅导等活动,为基层文化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如今,全县10个乡镇文化中心(站)全部升级达标,公共文化管理服务体系完善,文化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民间文化艺术团体走红乡村,优秀传统文化重放异彩,各种文化活动此起彼伏,好戏连台。群众成为文化的主角,竞相以深情的戏曲、优美的歌舞、欢快的器乐演奏歌颂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赞美家乡新变化,抒发农家人的自豪和喜悦。作为群文战线的一名“老兵”,我倍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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