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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秦西垂陵区览要

甘肃日报 2019-02-27 05:12 大字

甘肃秦文化博物馆还原秦时征战场景模型。

参观者观看大堡子山发掘现场图。

大堡子山出土的青铜镈。

秦文化博物馆展出的秦公鼎。

秦文化博物馆展出的蟠虺纹扁圆盉。

位于礼县的秦文化博物馆。

本报特约撰稿人 祝中熹

改革开放以前,早期秦史研究是我国先秦史领域的薄弱环节。有关论著或语焉不详,或误说频现。20世纪90年代礼县嬴秦西垂陵区的发现及其后续考古成就,使局面为之改观。陵区的面世拨开了两千六七百年的历史积尘,唤醒了华夏文明沉睡已久的一段记忆,早期秦史,秦文化探讨随之沛然兴起,至今热度不减。

秦公陵园的发现

在礼县永兴镇与永坪镇交界处的西汉水北岸,有一座黄土山丘,那是西秦岭祁山脉系的最西端,东距礼县城约26华里。西南部山嘴上曾有座清代民间为避乱而修的土堡,故俗称“大堡子山”。谁也未曾料到,就在山丘顶部的向阳坡地上,竟隐藏着嬴秦第一座国君陵园。

陵园是在20世纪90年代刮起的盗墓黑风中被发现的。及至相关部门关注此事时,两座大墓、两座车马坑及众多的中、小型墓葬,已被洗劫一空。但陵园发现本身极具重大意义。考古人员对陵区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明确了陵园的位置、布局和规模,弄清了墓葬的形制、结构和品位。经公安部门从犯罪分子手中追缴,以及文博机构努力征集,部分被盗文物已收归公有。流失海外的许多珍品也大都披露,相关资料信息被陆续反馈回国内。这一切都为学界对陵园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创造了条件。

陵园东西长约250米,南北宽约140米,总面积近5万平方米。自上而下平行并列两座东西向大墓。上部即北面一座为目字形(M3),全长115米,墓室口长24.65米、宽9.8米,墓深16.5米。下部即南面一座为中字形(M2),全长88米,墓室口长12.1米、宽11.7米,墓深15.1米。二墓均有东西两条斜坡墓道,皆设二层台,台上和墓道填土中均有殉人。棺下皆设腰坑,各殉犬一只,玉琮一件。墓主葬式为仰身直肢,殉人多屈肢。中字形大墓以南,附一东一西两座车马坑。已清理的是东面一座(M1),殉车4排,每排并列3乘,每乘两服两骖,辕车舆西。大墓周围有规律地分布着200多座中、小型墓葬,皆坐西朝东。陵园正上方有夯土台基遗存,附近发现不少秦瓦残片及瓦当,表明那里曾存在陵寝类建筑。

据目前已披露的信息可知,陵园所出器物以青铜礼器和金器为大宗。金器中最引人瞩目的为成对金虎和饰于棺椁的大量金片。其中大型金鸷片4对8件,高52厘米、宽32厘米,钩喙、环目,凸胸、屈爪,饰不规则勾云纹。有4件在纹饰空白处随纹样镂出10个形状各异的透孔,原本可能镶嵌着宝石类饰物,以示雄雌之别。另有众多不同形制的小型金片,多呈羽瓣形,应为呈鳞状联排成鸟身与尾的构件。用成对华美的大金鸷装饰棺椁,反映了嬴秦以鸷鸟为始祖图腾的宗教观念。青铜器有鼎、簋、方壶、编钟等,数量甚巨,流散于世界各地。上海博物馆和甘肃省博物馆也有部分收藏。最大鼎高47厘米、口径42.3厘米,厚立耳,浅垂腹,三蹄足,饰窃曲纹。腹内铸铭2行6字:“秦公乍铸用鼎”。最大簋高23.9厘米、口径18.6厘米,弇口,高盖,兽面耳垂珥,圈足下附3支足,饰窃曲纹配瓦棱纹。盖与器内铸对铭2行5字:“秦公乍宝簋”。

对两座大墓的墓主,业界尚有不同认识。根据两墓的处位、规格及出土器物显示的时差判断,上方目字形大墓当为开国之君襄公之墓,其下中字形大墓当为继位者文公之墓。此即先秦族茔传统所谓“父登子肩”。陵园距嬴秦国都西邑10余华里,这正是秦国公陵与都邑的通常距离。史言襄、文二公所葬之“西山”,即指大堡子山无疑。

陵园的后续考古发现

2006年,由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五家单位组成的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在大堡子山地区开展了新的调查、发掘工作。主要收获有以下几项:

陵园围垣。垣墙所围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大致呈长方形。东西断续长约1000米,南北断续长约250米,依山势而修,夯土建筑,大都残毁严重。保存较好的一段长约5米多,残高约3米多。发掘者称之为“城”,但并未发现城门、通衢等配套建筑遗迹;又因只做了初步考察尚未试掘,故墙体准确走向和结构,以及修建和废弃年代等均不明确。由于墙垣内的文化面貌几乎全是墓葬及墓葬附属遗存,故其性质应属保护茔域的兆垣,而非城邑之围墙。

乐器祭祀坑。坑址在中字形大墓西南方约20余米处的平缓地带,包括1座乐器坑、4座殉人坑(共殉6人)、6个灰坑。乐器坑东西长8.8米,南北宽2.1米、残深1.1-1.6米。坑内乐器分两排设置:南部置8件甬式青铜编钟,3件青铜编镈,呈一字形摆开,3件编镈上或其侧各附1件铜虎。北部置两组石编磬,5件一组。最大镈透雕扁体龙纹繁纽,舞部与镈身均分区饰对称的组合龙纹。三件镈形制、纹饰大致相同,规格递小,各附挂钩,唯最大镈有铭。造型宏伟,纹饰繁丽,铸制精良。所附铜虎呈蹲距状,顾首向上,虎体中空,最大虎长22.6厘米、宽8.11厘米,当含守护钟镈的意义。8件甬钟形制,纹饰基本相同,规格递小,各附挂钩。

乐器坑的处位和方向,显示其为祭祀中字形大墓墓主而建。祭祀者秦子为何人,他与墓主是什么关系,成为业界讨论的聚焦点,歧说甚多。据乐器的时代推论,镈铭中的秦子当为秦宪公,乐器是为祭祀其父即中字形大墓墓主文公所作。依当时的礼制,国君去世后,继位新君在一年之内不能称“公”。宪公是继祖父之位的,“秦子”是他在丧期内的自称。

大型建筑基址。基址位于围垣内南端高处两个相邻的台地上,为夯土建筑,呈南北向纵长方形。南北长107米、东西宽16.4米,东西两墙间距11.4米。墙基宽3.2米、深1.12米。东西两墙正中有南北一字形排列的17个柱础,础间距约5米,另一柱础被移位至西北方5米以外处。柱础石质为当地有所暴露的青灰色页岩,形状不规则,未经加工,也未高出室内平面,应为暗础。未发现有柱朽失后留下的柱洞痕迹,表明立柱非隔墙所用的壁内柱。也未发现瓦片堆积及门道、台阶类设施。综合诸因素思考,这应是一座梁架结构的两面坡式大型建筑,茅草屋顶,室内无隔间,构造简陋。据夯土墙内所含可断代陶片,以及基址与墓葬的前后打破关系分析,此房屋始建于春秋早期偏晚或中期偏早,战国时期即被废弃。发掘者认为,这应是一座大型府库性质的建筑。大堡子山陵园埋葬着嬴秦发展史上位势最崇高的两位国君,都邑东迁后也有高级贵族留守,对陵园的警戒和管理必然会高度重视。这座相对宽敞的大型房屋,当为驻扎护卫陵园的军队而建。

圆顶山秦贵族墓地

圆顶山位于礼县永兴镇西汉水南岸的赵坪村西侧。与大堡子山隔河相望,距离不过六七华里,是嬴秦都邑所处川原的最西端。圆顶山北坡广阔平缓的二级台地上,散布着许多古墓,这一带往昔即曾屡屡出土过贵重文物。20世纪90年代礼县盗墓黑风猖獗时,此处自难逃厄运,许多古墓遭劫。1998年,在盗墓风被初步遏制的同时,考古工作者先后两次对圆顶山部分古墓进行了发掘,共清理了4座春秋中期贵族墓和1座车马坑。诸墓皆为圆角长方形直壁竖穴土圹,坐西朝东。棺椁葬,二层台上均有殉人,棺内撒朱砂。车马坑葬车5乘,前后相随,辕东舆西,3乘为驷马,2乘两马挽驾,首乘舆内殉御人1。墓区出土物甚丰,含金、铜、铁、玉、骨、贝、陶等各类,仅青铜器即多达317件。诸墓以M2规格最高,保存也较完整,值得做重点介绍:东西长6.25米,南北宽3.25米、深7米。1棺1椁,曾髹红、黑二色漆,棺内残留大量朱砂。墓室四壁二层台上共殉7人,侧身屈肢。棺下有长方形腰坑殉犬1。共出青铜器38件,另出玉器32件,石器23件,陶器8件,铁剑之金首、金格各1。这应是一座7鼎墓,列鼎中有2件盗失。

墓区所出青铜器,从器类、器型、组合到形制、纹饰以及工艺,全面承袭了西周晚期的青铜制作传统,但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不少新的因素和趋势,已基本奠定了秦国青铜器独具的风格。尤其是在形饰上,有两大特征需特意指出。一是器表喜欢附饰虎、熊、鸟等动物,各类器型的显著部位,几乎都有动物在守据,数量之多,形象之生动,令人惊叹。如M2所出镂空凤耳盨,全器附饰动物多达46只,大都为圆雕,姿态各异,配置匀称,错落有致;有些动物还彼此呼应,或有机套合,情趣盎然。这种装饰手法,已全无商周青铜器动物形象森然可怖的气氛,洋溢着玲珑清新的意韵,表现出一种贴近现实生活、崇尚动态美的艺术风格。二是蟠虺纹的天下。这种缘自交龙纹或勾连凤纹后被图案化了的细密纹饰,早已失却母型的神秘意境,而纯然追求线条盘绕纠结、绵密纷繁的视觉效果。这不仅反映了秦人审美观念的个性,也和模印法出现标志的青铜工艺进步有关。预制的纹式模样在铸范上压印,同型纹样可据需要接连压印以使图案,二向或四向展开,从而节省大量复杂繁琐的手工劳作。

经初步勘察,圆顶山墓区范围较广,跨时甚长,既有春秋早期也有春秋中晚期乃至战国时期的墓葬,表明在秦都东移后仍有公族留守西邑地区。这里应是嬴秦最早的一处国人墓地,它和大堡子山公陵一南一北成犄角之势,共同拱卫着都邑的西郊,可以合称西垂陵区。

西垂陵区的发现,印证了《史记》对早期秦史一系列关键问题的记载,坐实了嬴秦经营西汉水上游的那段创业经历,使我们对春秋前期秦文化达到的高度,以及秦文化的渊源和特征,有了实质性的直观认识,同时也为西邑地望的探寻,提供了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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