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报纸情结
□颜鲁明
人这一辈子，有的人为金钱财富，有的人为升官耀祖，有的人崇拜时髦潇洒，有的人追求事业爱好。而我大半辈子是和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是报纸牵着我从小学习，长大后引领我生活工作成长的。毫不夸张地说，报纸贯穿了我几十年的人生轨迹。
我的报纸情结是从上初一开始的。因为我的作文在同学中还算可以，语文老师经常鼓励我，还常常拿来学校订的《甘肃日报》让我阅读，更让我对报纸情有独钟。
在上初一的时候，我学着模仿报纸上登的反映农村新鲜事的稿子，“初生牛犊不怕虎”地把村上我认为是新闻的事情写出来寄给当时仅能看到的《甘肃日报》和区广播站。那时家里很穷，寄稿子的信封是用捡来的破牛皮纸粘的，供销社就在我们家所在的小山村，买邮票还方便，村上因是公社所在地，邮递员每天都来，但四分钱一张的邮票可成了大问题，只能把“家庭银行”——老母鸡下的鸡蛋卖给供销社，再用钱来买邮票。
那个年代报纸登稿子不署作者的姓名，登出的稿子都署“本报记者”或“本报通讯员”。每次读报看到署有本报通讯员的报道，我就按捺不住内心冲动，在煤油灯下写出自认为是新闻的稿子，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偷偷投进邮箱，等到中午城里的邮递员来时，爬在麦场草垛上看着他从邮箱取出所有信件。有一次，我装进信封的所谓稿件的纸可能是超重，在我眼巴巴的注视下被邮递员拆开信封扔了，当时因怕别人知道我投稿的事，敢怒不敢言地把委屈和无奈装在心里，把希望寄托在下一封不再被拆开邮走。
也许可能是寄给报社稿件多的原因，后来报社寄给我采访本等等，有人看见寄来的东西告诉我去大队部拿的时候，只剩下“工农兵通讯员”学习刊物，其他的邮件已被别人拿走了。
学校老师知道我写稿，出于关心和鼓励，给我了几本备课本当稿纸。谁料想，趁课间操的空隙却被遭嫉妒的同学撕开分发给了同学们，因为我们家“成分”不好只能忍气吞声。
我的求学之路走的十分坎坷，早在1973年我13岁小学毕业就辍学回生产队当社员干超出自身体力的农活。两年的劳动后，在学校老师们的同情下，我又去上了初中。两年初中毕业后，我再次停止上学开始了五年的“庄稼汉”劳作。在长达五年的艰辛生活中，我日出在土疙瘩里苦撑着，日落在报纸的海洋里遨游着，但因缺乏写作水平投给报社的稿件都是泥土块撇进河里连个影子都没有。
那时报纸书籍奇少，能看到一本书或一张报纸对当农民的简直是奢侈，不像现在报纸杂志种类繁多，各类书籍浩瀚如海。幸运的是我们家在公社所在地，公社门前设有报刊窗，报窗是两块玻璃推拉式，不上锁，那时甘报只有四版，正反两张夹在窗内。
我因看报纸还曾怨枉地当了一周的苦役。那时干农活根本没有可能有闲空去看报，只能中午收工后抢时间去公社门前看，晚上收工天早黑了不能看。那个年月物质匮乏，连农民们卷旱烟棒都缺纸，抽烟的人们趁晚上没人就把报窗的报纸偷走当卷烟纸。久而久之，邮递员发现前一天放的报纸没等到第二天就不见了，我经常去看报已不是什么密秘，在调查摸排偷报人中我被确定为毫无疑问的嫌疑人。处理的办法也没那么严重，他们也知道我根本没有那胆偷报纸，就罚我每天晚上在公社门前守株待兔，直到抓住偷报纸的人为止。这可苦死了我，说我没偷报纸他们都承认，但必须要抓住偷报人。那段时间正是夏季，我白天中午照样去看报，晚上拖着一天的劳累去抓偷报人。可能是偷报事件警醒了那些抽烟人，几天晚上都没有发现有偷报纸的人，说实话就是发现了我也不敢举报出来，只想着接受这样的惩罚，怨枉地当替罪羔羊足以洗清我没有偷报纸就谢天谢地，报纸再也没被丢过，也可能我那时只是一个十多岁的娃娃，偷报风波也只好这样销声匿迹了。
那个时候农村给家家户户装上了小方盒的有线广播，每天早中晚都有区广播站的新闻节目，稿子质量要求相对比较低，这对于我这样的初学者是个阵地。我便把队上发生的好人好事写成稿寄给广播站，因为区广播站层次较低，再加上自己曾有过的磨炼，写的稿件经常被采用。
岁月更替，时来运转。上世纪1976年，在高考制度改革的阳光雨露滋润下，我凭借着读报积累的功底，于1978年考学走出了农门，后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当老师后，为了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我自费给班上征订了《中国青年报》《甘肃日报》，供学生们课外阅读；我还和同学们一起钻研新闻报道的写法，引导学生爱好新闻写作的兴趣。我带过的学生王立成参加工作后在《兰州日报》《兰州晚报》上发表过数篇散文和新闻报道。
在我从事教育工作的那个时代，大部分教师的学历都不高，形势的发展和实际教学要求都亟待提高教师们的学历和知识层次，但在我当时所在的农村中学，派出去脱产到西北师大等高校进修学习的名额少得可怜。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开始自学考试，我便选择新闻专业跨入了自学考试这个没有围墙的大学，走上了艰辛的自学道路，经过两年的卧薪尝胆，取得了新闻专业大专文凭，也实实在在学到了新闻专业知识。在学习期间因考试成绩优异，被选拔到当时的《兰州报农村版》实习。在半个月的实习中，我采写的报道农村开手扶拖拉机脱贫女青年《姑娘那年才十六》的通讯被评为当年《兰州报》优秀新闻稿。
毕业后选调到区委宣传部担任起了《兰州晚报》驻区记者站记者。在区上工作的十年中，我靠所学的专业知识能力，每年在晚报发出见报稿件近百篇，为宣传报道全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付出了积极的努力。好运总是赋予准备者的。1993年7月1日，《兰州日报》正式创刊，我又荣幸地被调入《兰州晚报》，担任了党政口记者，从此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记者，真正圆了我从少年时萌发的报人梦，开始了我心爱的新闻事业生涯。1994年我采写的《把哭的劝笑，让仇者变亲——西湖街道活跃着一批老爷爷老奶奶活事佬》的消息获得全国“文萃杯”新闻标题大奖赛三等奖。到报社的几年工作中，从事党政口报道，采写的报道经常上头版头条。
在晚报工作几年后，因工作需要和父母年事已高原因，我又调回了区上，后被任命为区报总编辑。区级报纸虽然是区报，但也是党报。在办区报的几年中，我认真学习借鉴《兰州日报》的办报风格，凭着多年的新闻工作经历积淀，坚持立足本区，小报精报的理念，把原来小版改办成了大版，不断扩展报道视野，提高办报水平，使报纸办得风生水起，得到区上领导的充分肯定，曾有上级媒体的领导鼓励性地评价为区级报纸，市级水平。2002年春节区上举办大型焰火晚会，我们承担了解说词的撰写任务，7000字的“今夜星光灿烂”解说词整版刊出后，很多读者纷纷前来索要当天的报纸给上学的孩子当范文，表达了对我们办报的认可，从而也更加激励了我们办好报纸的信心。然而令我们遗憾的是2003年中央整顿治理减少基层报纸刊物，我们的报纸在报社全体同仁的依依不舍中停办了。在报纸最后一期上，我以复杂的心情写的“为了大局我们忍痛割爱”的告读者曾感动了很多读者。
区报停办后，我的工作又被安排到了新的领域，此后多年虽然再没在报纸上写过东西，但与报纸的情结始终没有释怀，始终关注着报纸的发展变化，即使在微信等新型媒体冲击如此激烈的当今，阅读的视线从来没有离开过报纸。
现在虽然已退休赋闲，但用笔歌颂祖国，赞美新时代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担当，让我们拿起笔共同来描写新时代追梦的五彩华章，这也便是自己和报纸最真挚的情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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