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彬：落叶归根文物中 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牵头追回大量流失文物；禁止文物工作者收藏文物，维护考古学界良心
张文彬。图/国家文物局官网
昨日，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张文彬送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各界人士排队送别。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姓名：张文彬
性别：男
籍贯：山西浑源
终年：82岁
去世原因：病逝
生前职业：中国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局长
“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廉。”昨天上午，在八宝山殡仪馆的一场追悼会上，挽联中写上了这几个字。
“现在谁能担得起这种评价？”原鲁迅博物馆馆长、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副主任杨阳说，“张文彬担得起。”
逝者张文彬是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在他任内，我国首次以法律武器为主追回3000余件（套）走私文物，与中国文物相关的政策法规得到完善。退休后，他仍为文物事业奔走，为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等问题呼吁，一张坐在干涸的大运河上神情凝重的照片，令人动容。
他一生历经多重角色，从学界到政界，最终落脚于他的起点：文物考古。“光明磊落”、“正人君子”，得到同行如此评价，不仅源自高尚的品格，更可能来自于作为一位文博人的钟爱和责任。
清风正气
禁止文物工作者收藏文物
1996年至2002年，张文彬在国家文物局局长任上度过了6年。在一些与张文彬同龄的文博界人士看来，他在世纪之交的这几年，理顺了文物事业的很多关系，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认为，张文彬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制定和修订了很多文物领域的政策和法规，完善了政策法规体系。
2002年，已经有20年历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迎来修订，加强了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方面的措施。但在关于流散文物、文物市场等方面，引发了不少争论。
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在《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中回忆，争论的焦点之一，在于文物市场是开放还是从严。有些人强调要开放文物市场，而谢辰生与张文彬等人坚决反对，“张文彬是考古专业科班出身，掌握了文物工作的正确方向。”谢辰生评价。
如今看来，考古专业科班教育与考古学界前辈耳濡目染，对张文彬的文物管理事业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始终将自己看成这一群体中的一分子，而非一位领导。
张文彬对于文物工作者参与买卖和收藏文物持反对态度。他十分重视机关和行业作风与道德建设，组织制定《中国文物博物馆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和《国家文物局机关工作人员守则》，明确个人不准买卖和收藏文物。他曾解释，考古专业的老师和前辈学者的风范，在考古学界形成了这样的良好风气，他希望行业中能维持住这种风气。
“为了维护我们考古学界和考古工作者的学术道德和良心，我们应该做到这一点。”张文彬在一次文物学专家齐聚的大会上发言时再次表态。
他列举了诸多考古界前辈的案例，“无论是夏所长（夏鼐）在甘肃一个人骑马调查的时候，还是苏秉琦先生到斗鸡台去作考古发掘，还是宿白先生（上世纪）50年代初在雁北去调查，可以说都是坐着大车、骑着毛驴去的……所在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更加严格自律，更要讲自觉奉献的精神。”
“光明磊落、正人君子。”原鲁迅博物馆馆长、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副主任杨阳评价，“我觉得在他身上有一种老一辈革命家的理想主义色彩，如今越来越少见了。”
礼贤下士
为故宫摄影师“站台”
1996年，张文彬上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不久，一个故宫博物院普通工作人员敲开了他办公室的大门。
这名工作人员名叫胡锤，当时还是故宫一名文物摄影师，后来担任故宫博物院信息中心主任。他找张文彬，是为了一台“天价”设备。
此前，胡锤在美国柯达公司研发中心见到一台世界最先进的影像扫描仪，让他预感到一个影像信息化的时代即将来临。这也将为博物馆文物影像和资料工作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文物影像未来一定要走数字化道路。
那时信息化还是个时髦的玩意儿，胡锤多次向上级领导推荐，但几乎所有人都不支持。不仅因为没有预见即将到来的信息化时代，更重要的原因是这台设备太贵，需要180万元，而当时一家全国领先的省级博物馆，全年经费也才120万元左右。
“实在没有办法，我就直接去找张局长，当时还并不认识他。”胡锤回忆，张文彬丝毫没有架子，当即放下手头工作，让这位摄影师讲了半个小时，从技术的发展讲到国际趋势，再讲到目前故宫文物研究人员都还看不到文物影像，难以为研究提供支持的现状。
张文彬听完，看着胡锤带来的材料，思考了10分钟，便作出决定：必须出钱购买这台设备。他认为，故宫要走到世界博物馆前列，一定要引进最先进的设备。
此事争议一直不断，反对声不绝于耳。“经历了非常周折的过程，张局长感叹‘做件好事真难’。”胡锤说，直到设备买回来之后，仍然有质疑声，张文彬趁着一次会议间隙，专程来故宫调研这台设备的运转，当他看到扫描出来的数字化文物影像，特别触动，“别人再说我不怕了，这事没做错。”
从那之后，故宫文物管理系统、文物清查系统等信息化系统，都在此基础上开展起来。“没有张局长，文博系统信息化不会发展这么快，他是一位非常有前瞻性的领导。”胡锤说。
哪怕一件具体的小事，都要一抓到底，在李伯谦眼中，“办实事”的精神伴随着张文彬的一生。
张文彬上任文物局局长后，对文物局培训工作进行了全面梳理，希望能够将分散的培训系统，整合成一股比较强势的培训力量。他推动国家文物局与自己母校北大合作，创办了专业，开展文博系统人才培训工作。
在这件事上，张文彬也一抓到底，多次参加筹备会。“按说作为一个局长，具体的事交办下去就行，但很多具体的培训他都亲自去抓。”李伯谦说。
初心所系
一生根脉在文物
张文彬一生经历丰富，辗转多重角色。
1958年，山西浑源人张文彬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开始了他与考古和文物延绵一生的缘分。
第二年，张文彬和同学们一起赴仰韶遗址进行考古实习，同行的还有高他两届的师兄李伯谦。那是张文彬第一次进考古工地，李伯谦如今只依稀记得，这位师弟“非常朴实，踏实用功，喜欢扎在工地上”。
1963年9月毕业后，他先在河南担任洛阳市博物馆干部、洛阳市文艺总团政工组负责人等职，其后入郑州大学任教，参与创办历史系考古专业。1983年他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0年进入中共河南省委，官至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然后调任国家文物局，1997年2月任文化部党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党组书记。
出身考古专业的张文彬，最终也落脚于此。世纪之交的三峡建设，使一大批文物沉入水中。张文彬前往一线，竭尽全力，在他的努力之下，考古人员对很多文物做了抢救性发掘。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曾与张文彬同为全国政协委员，为南水北调工程中的文物保护疾呼。当时很多项目立项后马上动工，没有给考古留出时间和经费，“尤其是中线工程在中原地区‘开膛破肚’，那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地区，如果不经过考古发掘，会丧失很多重要文物。”在他们的呼吁下，南水北调工程催生了多项“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更为人称道的，是1995年至1998年，他亲自带队、历经数年谈判，使得3000多件（套）走私文物回归祖国。这是中国首次以法律武器为主、外交等手段为辅，与国际文物走私团伙斗争,追回大量文物。
为表彰其对中国博物馆和国际博物馆事业的贡献，张文彬被国际博物馆协会授予终身成就奖。
在张文彬任上，作为中国文化的国际名片，中国文物不断走出国门，赴外展览。张文彬经常赴外参加文物交流活动，甚至亲自监督布展。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国还不太普及，很多人趁着出国出差都会逛逛当地的商店、买买东西，而张文彬偶有闲暇，不是去博物馆，就是去书店，买的全是专业书。“他学考古出身，一辈子感兴趣。”数次陪同张文彬出国的杨阳说。
杨阳回忆，张文彬当了文物局局长以后也从来没有特殊要求，吃穿住行都不讲究，“可能与他出身考古有关，是从艰苦环境出来的。”
新京报记者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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