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遗风”随想

兰州晚报 2018-12-24 03:43 大字

曹恩东

“现代”一词是与古代相对应的时代概念，在艺术上又是与传统相对应的形态概念。我们心目中的现代感，无疑是与“古代感”“传统感”相区别的一种视觉感。因此，现代形态不是传统形态的完全复制或否定，而是对传统形态不同程度的改造或修正。由渤海大学陈国成先生主持的“丝路遗风——黄土陶瓷印刻作品展”在甘肃省博物馆展出，就是最好的例证。

一

真正的个性语言或好作品的标准是什么？既要有传统中核心的东西——取法经典得来的意象，又要有传统中所没有的东西——相近资源的借鉴、融通与时代审美及情趣的投射。我们知道清中叶以后，印学发展史上有两个重要的命题，即邓石如“印从书出”的思想和赵之谦“印外求印”的归旨。可以说，他们既是两个相对应的概念，也是印学史上两座高峰。遗憾的是，从清中叶思想提出到至今，无论是取法石鼓，还是取法砖文，抑或取法碑碣、鸟虫，印人们创作的几乎都在“印从书出”老套道路上重复与蹒跚，因为这一理论的实践已经在历史上很可观、成果也很丰硕。我们这一代人，要给时代以添彩，历史以记忆，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应该在“印外求印”中探索与创构，丰富自己的个性语言。显然，这次展览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在内化“传统中核心的东西”基础上，大胆在“传统中所没有的东西”——“印外求印”中实践。具体来说，他们从西部原始岩画符号、古陶纹饰以及“仿生学”自然之貌中提取了篆刻语言符号，通过“印化”直接作用于篆刻创作，如“大漠孤烟”印中的“大”字，在玺底印面上，对岩画“蛙人”，进行大胆的提取、转化与圆融。使人形符号印化后的形象，仍然保留着四肢张开，且两腿大幅度叉开半蹲之状态，其表现的扩张之势显而易见。这种人形符号自身具有极强的对称性和均衡感，也为印面增添了秩序感，升华后的人形符号具有了表意性。再如“大红灯笼高高挂”印，灯笼以网纹迭出，“红”字形象化处理，其“纟”旁取甲骨、金文字和古陶束丝图案。左上部的三根竖长线与右下角的六根短线形成对比呼应，并形成排叠效果的“有意味的形式”。由于这些块面来源于早期金文形象，明显带有朴拙气象。同时，项目主持人陈国成先生介绍，结合时代特点，他们以研发的黄土陶泥作为篆刻材料，这种材质的使用，必然引发与石材刀法的不同，增添了许多个性气质与审美趣尚，创作出不仅是“古法赖以复光”（傅雷语），而且“与古法无一似者”（黄宾虹语）的作品。这种涉猎方式不是我们通常所言的沉潜——传统范式的表达，而是转换——“迄于山川、花鸟，一时一事觉无非印中旨趣”（赵之谦《苦兼室论印》）。

二

“风格”一词，本指人格风采，刘勰在《文心雕龙》扩充到美学范畴，用来指艺术美的表现形态，后逐渐扩大到整个艺术领域。18世纪理性主义思潮对风格概念及其表现进行现代意义的阐释，使之成为艺术研究的方法。温科尔曼、布克哈特等艺术史家开创后，李格尔、沃尔夫林等人进一步完善，使之改变了仅关注艺术家或作者作品的评鉴，而是对一个时代、民族、历史、文化的艺术作品进行整体的观照。沃尔夫林在他的《艺术风格学》一书中，从多个角度对艺术家，尤其艺术品本身进行形式分析，提出风格分析概念，如“线性”与“图绘性”“封闭性”与“开放性”“相对清晰”与“绝对清晰”等。虽然这些观点是针对绘画而言，但我们借来言篆刻艺术也是合理的。“线性”与“图绘性”：这对概念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反映出不同的审美追求。如崔志强先生的“塞外马鸣”；赵熊先生的“得鱼”“万年”；李洪义先生的“西夏古都”；徐达先生的“太阳飞到西那边”印，注重印字本身用线、边廓线和印框线的鲜明、完整、丰富。如朱培尔先生的“问无上道生大慈心”；陈国成先生的“苍山如海”；贾梦强先生的“云横秦岭千山碧”印，弱化了线对印面的分割，强化色块、图底关系与经营。“封闭形式”与“开放性”：这对概念体现出印面与印外环境、个别印字与相邻印字之间的关系的互动与差异。如王丹先生的“关城千里要塞”；赵立新先生的“黄河九曲”印，在完整、封闭的印框中，诸要素呈现出一种完美的平衡与排列关系。翟万益先生的系列肖形印；翟卫民先生的“花谢了明年一样开”；阴凤华女士的“细雨润春”“古道西风瘦马”印则是开放性的，将印文看成是较大整体中的一个片段，它冲破了印框的界线与之产生互动，形成了一种无限扩张与延伸。“相对清晰”与“绝对清晰”这对概念，反映出对待印面的局部以及局部与整体之间处理手法。如陈国成先生的“黄土印象”；张逢波先生的“莫高窟访古”印，将局部以漫漶的形式表现艺术模糊理念，突出整体意象，表现出主从关系；刘洪洋先生的“信天游”；胡中波先生的“西出阳关”，在整体与局部关系处理上相对均等，主从不明显，印面清晰完整。可见，多样的风格是多样的表现手法的结果，也是“善于从中华文化资源宝库中提炼题材、获取灵感、汲取养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思想、艺术价值与时代特点和要求相结合，运用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进行当代表达”（国家《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结果。三

诚然，这是一次成功的展览，具有很强的可视性与可读性，呈现出强烈的个性风格和“印外求印”的艺术探索与实践，不过这是一个暂时现象，尤其是“印外求印”——篆刻语言符号提取方法，最终能否成功还有待历史检验，毕竟，这是初步尝试，来自于西部远古的些许符号，与文字学互通论证、印面和谐以及边界的问题等等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沉淀，不然如此独具风格的“写意”将滑向图案性、美术化。拙见，倘若这个展览项目主持人陈国成先生，不忘初心，沉下心来继续努力，带领他的团队不断进取，对黄土陶瓷印进一步实践上如何将西部特有的刻画符号消化为艺术形象融入到西部人文气质和审美中去，通过印面生长出来，一定会给印学史上镌刻下浓重的一笔。

注：曹恩东，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书协理事、楷书委员会副主任，现执教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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