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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广播电视发展印象

陇东报 2018-11-05 01:00 大字

刘志洲

我是伴随着改革的春风成长起来的一代。从记事起,我家就住在一个由三孔破旧窑洞组成的地坑院里。我家和邻居家的地坑院中间有一个土台子,上面架着一个大喇叭,是乡亲们收听天气预报、知晓国家大事的唯一途径。

靠天吃饭的庄稼人,对天气变化极其关注。每天晚饭后,我家崖畔的打谷场上便热闹非凡,村里的人三三两两地拿着小板凳,跟看戏一样聚到打谷场,全神贯注地听天气预报,听广播新闻。那时的广播,是由县广播站通过无线发射方式将信号传送至乡镇放大站,再由乡镇放大站通过有线传输的方式进行广播,所以信号很不好,尤其是遇上雨雪天气,不光声音小,还伴有“嗞嗞”的干扰声,实在听不清楚。

有一天,我家的打谷场突然变得寂静了,大喇叭也不见了踪影。一贯爱听天气预报的大伯,费了好大劲才爬上土台子查看,原来喇叭被夜里的大风刮掉了,便取回交给村主任,村主任终究也没找人安装,最后竟然成了他喊话的工具,隔几天沟口就会响起:“噢,修农田了……”

没了大喇叭广播天气情况,村里人便成了“聋子”和“瞎子”。每到夏收季节,经常会发白雨(雷阵雨的俗称)、下冷子(冰雹的俗称),几场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让村里人猝不及防,遭受了不小的损失。七爷经常抱怨:“鬼天气让庄稼人不好过。”这话被休班回家的儿子听见了,一狠心,花了29块钱,买回一台“红星牌”半块砖头大小的收音机。村里人听了吓得倒吸一口凉气,那得卖多少鸡蛋呀?纷纷夸七爷的儿子孝顺。要知道,七爷的儿子也是从土坷垃里爬出去的,赶上城里招工当的工人,每月才挣18块钱。从此,七爷家原本冷清的院子一下就有了人气,七爷和老伴每天都早早抬出窑里的八仙桌,把收音机搁在上面,准时为乡亲们播放“天气预报”。乡亲们或手持农具,或担着担子,或抱着孩子,每天从地里回来的第一站就是七爷家,即使晚饭迟做迟吃一会儿,也要打听天气变化状况。

收音机大概为村里人服务了三年,到了1989年初,时任村主任的八爷,花了六百多块钱,率先买回一台十四英寸“牡丹牌”黑白电视机,于是人们争先恐后地前往八爷家。那时的接收天线是电视机自带的可伸缩天线,只能接收中央、甘肃和宁夏的两三个台,而且由于设备、技术等多方面原因,节目信号时有时无,图像及声音很不正常。

后来,县广播站在乡政府院子里架设了一座三十几米拉线铁塔,提高了电视收转质量。不久,我家的经济状况好转,修了新房,告别了住窑洞的历史。

1995年,父亲从民办教师转正为公办教师,父母高兴得几夜没合眼。父亲拿转正后第一个月工资和家里平时的一点积蓄,花了1780元钱,买回一台十八英寸“康佳牌”彩电,当时在村里可神气了,每天都有三五十人前来观看。那时,亚洲2号和亚太1A卫星刚升空,集卫星电视地面接收、广播电视收转、微波传输于一体的卫星电视收转站陆续建成,只要在自家院子里栽一根杆子,固定好室外天线,接收效果比较好,能清晰地收看中央一套、二套和甘肃、陕西、宁夏等周围省市的十多个台。后来,随着农村经济普遍好转,乡亲们陆续都买了彩色电视机。

2004年,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军校,每个月领110元津贴。那时被人们称为“卫星锅”的卫星电视接收器正兴起,我不顾父母反对,用自己平时攒的220元钱,给家里买了一套,能收三十多个台。再后来,党的各项政策惠及农村,村村通、户户通工程进入千家万户,家家户户都装上了微型信号接收器。

等到2008年,我大学毕业并参加工作,村里几乎一天一个变化,液晶电视、wifi电视、触屏电视、电脑、iPad等早已经普及了……

乡村的变化最能体现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记忆中,乡村广播电视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大喇叭到小收音机,从收音机到黑白、彩色电视机,从小屏幕到大屏幕,从台少到台多,再到液晶、触屏等变化。我想,这些变化只不过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变化中的一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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