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广播电视发展印象
刘志洲
我是伴随着改革的春风成长起来的一代。从记事起，我家就住在一个由三孔破旧窑洞组成的地坑院里。我家和邻居家的地坑院中间有一个土台子，上面架着一个大喇叭，是乡亲们收听天气预报、知晓国家大事的唯一途径。
靠天吃饭的庄稼人，对天气变化极其关注。每天晚饭后，我家崖畔的打谷场上便热闹非凡，村里的人三三两两地拿着小板凳，跟看戏一样聚到打谷场，全神贯注地听天气预报，听广播新闻。那时的广播，是由县广播站通过无线发射方式将信号传送至乡镇放大站，再由乡镇放大站通过有线传输的方式进行广播，所以信号很不好，尤其是遇上雨雪天气，不光声音小，还伴有“嗞嗞”的干扰声，实在听不清楚。
有一天，我家的打谷场突然变得寂静了，大喇叭也不见了踪影。一贯爱听天气预报的大伯，费了好大劲才爬上土台子查看，原来喇叭被夜里的大风刮掉了，便取回交给村主任，村主任终究也没找人安装，最后竟然成了他喊话的工具，隔几天沟口就会响起：“噢，修农田了……”
没了大喇叭广播天气情况，村里人便成了“聋子”和“瞎子”。每到夏收季节，经常会发白雨（雷阵雨的俗称）、下冷子（冰雹的俗称），几场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让村里人猝不及防，遭受了不小的损失。七爷经常抱怨：“鬼天气让庄稼人不好过。”这话被休班回家的儿子听见了，一狠心，花了29块钱，买回一台“红星牌”半块砖头大小的收音机。村里人听了吓得倒吸一口凉气，那得卖多少鸡蛋呀？纷纷夸七爷的儿子孝顺。要知道，七爷的儿子也是从土坷垃里爬出去的，赶上城里招工当的工人，每月才挣18块钱。从此，七爷家原本冷清的院子一下就有了人气，七爷和老伴每天都早早抬出窑里的八仙桌，把收音机搁在上面，准时为乡亲们播放“天气预报”。乡亲们或手持农具，或担着担子，或抱着孩子，每天从地里回来的第一站就是七爷家，即使晚饭迟做迟吃一会儿，也要打听天气变化状况。
收音机大概为村里人服务了三年，到了1989年初，时任村主任的八爷，花了六百多块钱，率先买回一台十四英寸“牡丹牌”黑白电视机，于是人们争先恐后地前往八爷家。那时的接收天线是电视机自带的可伸缩天线，只能接收中央、甘肃和宁夏的两三个台，而且由于设备、技术等多方面原因，节目信号时有时无，图像及声音很不正常。
后来，县广播站在乡政府院子里架设了一座三十几米拉线铁塔，提高了电视收转质量。不久，我家的经济状况好转，修了新房，告别了住窑洞的历史。
1995年，父亲从民办教师转正为公办教师，父母高兴得几夜没合眼。父亲拿转正后第一个月工资和家里平时的一点积蓄，花了1780元钱，买回一台十八英寸“康佳牌”彩电，当时在村里可神气了，每天都有三五十人前来观看。那时，亚洲2号和亚太1A卫星刚升空，集卫星电视地面接收、广播电视收转、微波传输于一体的卫星电视收转站陆续建成，只要在自家院子里栽一根杆子，固定好室外天线，接收效果比较好，能清晰地收看中央一套、二套和甘肃、陕西、宁夏等周围省市的十多个台。后来，随着农村经济普遍好转，乡亲们陆续都买了彩色电视机。
2004年，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军校，每个月领110元津贴。那时被人们称为“卫星锅”的卫星电视接收器正兴起，我不顾父母反对，用自己平时攒的220元钱，给家里买了一套，能收三十多个台。再后来，党的各项政策惠及农村，村村通、户户通工程进入千家万户，家家户户都装上了微型信号接收器。
等到2008年，我大学毕业并参加工作，村里几乎一天一个变化，液晶电视、wifi电视、触屏电视、电脑、iPad等早已经普及了……
乡村的变化最能体现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记忆中，乡村广播电视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大喇叭到小收音机，从收音机到黑白、彩色电视机，从小屏幕到大屏幕，从台少到台多，再到液晶、触屏等变化。我想，这些变化只不过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变化中的一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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