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凝固的人生 不该被泯灭的梦想
□钱欢青
甘肃农村的小学生马百娟，家里很穷，她很开心，因为可以上学，因为有梦想；湖北咸宁的高三复读生徐佳，有着一张青涩而坚韧的脸，他要考上大学，完成早逝父亲的遗愿；北京的高中生袁晗寒，退学在家，因为不知道干什么好而十分痛苦，于是在胡同里开了个咖啡馆。
这就是导演郑琼耗时六年跟拍的三个人物，最终呈现的，是纪录片《出路》。《出路》没有花里胡哨的镜头，一切都是对拍摄对象平实、朴素的记录。比如马百娟，一边用浓重的方言背着课文，一边快乐地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镜头突然拉远，人在荒凉大地上变成了一个小点；比如徐佳，第三次高考复读，压力巨大，但他要咬牙坚持，因为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改变命运；比如袁晗寒，家境优渥，却真切地体会着找不到人生方向的痛苦。
也正是因为纪录片本身的诚恳和朴实，让三段不同的生活交错并置、扑面而来。看完片子，首先给人的感觉是：他们好像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影片让人想起多年前著名学者孙立平的一本社会学著作《断裂》，在这本书中，孙立平用“断裂”这个极有穿透力的概念，描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与此前有着很大不同的新的社会正在出现并且定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社会中处于边缘的群体，比如农民，他们每天观看的电视节目和城里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那些电视剧的内容，与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相干，甚至也不属于他们的时代”。“多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共存在一个社会之中，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同社会成分的诉求共存在一时，而这些诉求本来是应当属于不同的时代”。就像马百娟的梦想是每个月能赚一千块钱，解决最基本的吃饭和吃水问题，而袁晗寒衣食无忧，自由自在，却饱受自由带来的心灵痛苦，“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
在导演将这三种看起来互相隔绝的生活形态并置的时候，就不得不引发我们对个体生命“格式化生存”的反思。没错，“格式化”的意思就是人被自己所处的环境、阶层牢牢网住、动弹不得。就是当人生如坚硬的铁轨一样横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只能踏上这唯一的征途。在这一个意义上，当我们的社会只给予年轻人一种选择，而我们还要再去谴责他们为何如此选择时，是不公平的。
三个主人公六年之后的生活证明了孙立平描述的断裂和隔离：马百娟早早辍学，嫁给了表哥；徐佳在一个二流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一家公司上班，过着白领生活；袁晗寒经历了德国留学、上海实习后，自己开办了一家公司。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互不相干地前行。
然而也许《出路》的缺点也因此显得明显，那就是三个人物及其家庭的选择太过刻意，从而使得影片概念先行，遮蔽了社会和人的各种可能性。以与片中徐佳经历相似的我为例，我的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农村同学，很多都已经在民营公司上班，并且过上了优渥的生活。所谓阶层固化和阶层之间毫无交流交集的隔离，也绝不能遮蔽人的主观突围的可能性——即便这可能性十分渺茫，即便这突围的过程无比艰难，梦想永远不该泯灭。
不过我想，能够耗时六年而如此朴实地呈现现实人生，已经殊为难得，它至少给了我们一个将心比心体会他人生命状态的机会，让我们知道无论身在何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艰难。它至少让我们有机会反思自身的生存处境，想一想我们如何被“格式”困住，如何才能努力寻找突破这种格式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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