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山水地图》亮相春晚:在古地图中山水相逢

□本报记者张九龙

在刚刚过去的央视春晚上,有一个特别环节令观众印象深刻:《国家宝藏》搬到了现场,演员张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以及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共同见证一幅重量级国画——《丝路山水地图》的回归。其实,这份“宝藏”在学术界更为通行的名字是《蒙古山水地图》,从青绿山水画到山水古地图,它恰恰反映出了中国古地图的特殊文化魅力。

“清代青绿山水画”

实为山水古地图

2002年,中国收藏家易苏昊、樊则春造访藤井有邻馆,征集中国文物。藤井有邻馆坐落在日本京都,是一家以中国古代文物收藏为主的私人博物馆,他的创始人藤井善助早年游学于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后来从事贸易发家致富,便广罗中国文物。1926年,他建起了这座博物馆,馆名取自《论语》的“德不孤,必有邻”。

藤井有邻馆虽然是私人博物馆,但珍藏的宝贝却不少。近年来回流祖国的宋徽宗《写生珍禽图》、阎立本《孔子弟子像》、米芾《研山铭》等一批宝贵文物都出自这里。至今,黄庭坚《李白忆旧游诗》和米芾《虹县诗帖》仍为其镇馆之宝。

当时,易苏昊、樊则春在馆内偶然发现了一件长达30米、相当于6幅《清明上河图》长度的“清代青绿山水画手卷”。作品的山水画风格明显带有明代中叶吴门画派的印迹,以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绘制,更显写意山水的恢弘气势。

仔细端详,这幅图作既没有画家名款也没有年款,右下角严重磨损,首尾却相当整齐,显然经过剪裁和重新装裱。由于藏于该馆期间秘不示人,几乎没人知晓它的存在,更难以研究它的真实身份。可单凭图作的长度,两人就敏锐地意识到这件文物不简单,他们与馆方多次谈判,最终花巨资买下了这幅“手卷”。

回国后,他们立即邀请有关专家鉴定。时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的傅熹年从艺术风格方面作出初步鉴定,认为这幅图作应该不是藤井有邻馆所说的清代物品,更像是16世纪,也就是明中期的作品。从手卷内容来看,除了山水景色,全卷还绘制了众多陌生的地名。傅熹年分析,这很可能是一幅绘制精美的古代地图,而非单纯的山水画,他建议再请历史地理专家作进一步鉴定。

后来,傅熹年的推断得到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林梅村的印证,这确系一幅明中期的古地图。林梅村耗时八年,于2011年著成《蒙古山水地图》一书,成为目前研究该图最全面的著作。

“蒙古山水地图”是林梅村给这件文物的定名。原来,画作的背面有昔日该图的收藏方、北京琉璃厂书肆尚友堂留下的题签——“蒙古山水地图”,考证可知,当年藤井善助正是从北京尚友堂购得此宝。

图名所说的“蒙古”与现在不是同一概念,而是指16世纪称雄欧亚大陆、统治着今甘肃嘉峪关至土耳其、北非的蒙古四大汗国。当时的人们把西域地区普遍叫作“蒙古”,这与此前傅熹年给画作的断代吻合。

林梅村仔细观察图作内容发现,这幅长卷所绘的区域东起嘉峪关,西至天方城(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涉及今天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伊朗、叙利亚、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埃及等东亚、中亚、西亚及北非的10个国家和地区,上面标注了211个地名。

这条路线很接近我们常说的丝绸之路,不过又有差别。丝绸之路是公元前2世纪由出使西域的张骞开辟的,以西汉首都长安城为起点,以罗马帝国首都罗马或东罗马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为终点,比这幅地图显示的还要远一截。据此,林梅村判断现存地图并不完整,原作应长达40米左右,很可能是古董商将其裁分,用于分别贩卖牟利。

近年来,“一带一路”概念影响深刻,因图上所描绘路线与明代丝绸之路路线基本一致,这幅地图又被称为《明代丝绸之路地图》或《丝路山水地图》。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代并无“丝绸之路”的提法,当年这条沟通中原和西域的道路所运输的最主要的货物也并非丝绸。“丝绸之路”一词是德国学者李希霍芬于1877年在其著作《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中首次提出的,此后该术语才被广泛采纳。

随着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丝绸之路在16世纪走向衰落,这幅图定格的就是丝路当年最后的辉煌。虽然对于图作的命名探讨还将持续,但它对研究丝绸之路的价值却是无可争论的。

“对景法”写实写意

古地图算山水画“祖宗”

一幅地图被当成山水画,这种错误不能怪藤井善助,如果去掉图上的文字,的确是不错的山水画。这是因为山水画正是魏晋时期从古地图绘制中分离出来的,它们原本同源,甚至可以说古地图是山水画的祖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古代山水画和古地图间并没有太大区别,在古人眼里,许多绘制精美的古地图就是杰出的绘画作品。唐代张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是中国第一部绘画通史著作,其中就收录了制图家裴秀所绘制的《地形方丈图》和天文学家张衡的《地形图》。

写意是绘画的精髓,写实是科学地图的要求,按说两者是南辕北辙,但古人就喜欢把它们拢在一起,这就是山水古地图的来历,而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得靠“对景法”出马了。

“对景法”是中国传统写景图中常用的方法,即将实际观测到的山形以及具有标志意义的地物均按其特征写实绘制。它的优点是:只要把图与实地一一对景,便可判断出当前所处位置和选择前进方向,并不需要精准测量,因而具有很好的艺术和实用效果,《蒙古山水地图》用的就是这种技巧。

山水古地图有一套独特的图式语言和构成符号,比如“丈山、尺树、寸马、分人”,是构图比例之法；比如“高远、深远、平远”,是架构空间之法；比如画树,有介字点、垂藤点、胡椒点、攒三点等数十种点法；写山石的纹理结构,又有斧劈皴、雨点皴、马牙皴等数十种皴法。横抹一笔,便可表现千里云烟之势,再用一缕烟雾缠绕在半山腰,便可描绘出高山的巍峨。

正因为如此,在古代,绘制地图往往需要“十八般武艺”。西晋的裴秀创立了我国最早的地图编制理论“制图六体”,他对国家的地图和户籍了如指掌；北宋的沈括编制了《天下州县图》,他又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元代的朱思本绘成《舆地图》,同时也是位广阅书籍的大儒和道士……可以想象,《蒙古山水地图》的作者必然是一位深谙地理之道的丹青高手。

中国古代很早就取得了很高的数学成就,《九章算术》中记载了很多测量面积、高度及河流宽度的方法,甚至掌握了测量经纬度的方法。然而,在绘制地图时,这些科技最终让位于美术技巧,以至于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表达疑惑:“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技术那么发达,为什么突然之间就远远落后于世界?”

其实,这种绘制地图时注重审美情趣的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西方国家的古人们会在古海图四周布满罗盘和尺规之类的装饰,甚至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上还有着大量的人像装饰。

看来在古人眼中,地图不只是冷冰冰的实用工具,更承载着特殊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这,也许是我们所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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