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伟自述： 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

（接上期）

在军旅生活那些紧张、痛苦和单调之中，也有一种特别的阳刚与明亮的美感，尽管学习训练非常紧张、艰苦和严格，但并不排斥我们的爱好和个性，反而有助于培养我们在发展兴趣爱好上的毅力。

我在航校期间，喜欢上了唱歌、弹吉他，成了文艺骨干，后来到航天员大队，又成了航天员乐队的黑管乐手，还经常当晚会的节目主持人，这些都要感谢军校对我的培养。

1984年夏天，我和几十个同学被转到新疆的空军第八航校去学飞战斗机。八航校训练任务重、淘汰压力大，我们那一期近70名同学，毕业时，只飞出来十几个人。大家时刻面临压力，都希望第一批放单飞，避免停飞和淘汰。大部分课目，我都做到了第一批放单飞，但是在抗过载和高速翻滚两个课目上遇到了障碍，为了克服它，我在正常训练之外给自己“加餐”——左手捏右耳、右手捏左耳，原地打圈，锻炼前庭功能。

1985年，我顺利完成了初教6和歼教5单飞训练。随着飞行次数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娴熟，就有意尝试一些动作，玩一些花样。初教机一般只能飞到四五千米，我和同学们有时故意在空中较量，看谁还能飞得再高一些。向上爬升中有时忘了时间，等意识到按正常飞行已经不能准时回到机场，而不能准时就算不合格，情急之下我们就驾机向下猛扎，在规定时间内返回。飞低空时，我们会故意飞得很低，有时从50米的低空快速掠过，巨大的轰鸣和强烈的气流，把地面的羊群惊得四散奔逃。

飞行员大多都有这样的顽皮故事，它是飞行快乐的一种释放，源自对自己和战机的熟知，也是在充分掌控的前提下，对危险的边界的体验与品味。

1987年夏天，我的军校生涯结束了。毕业离校前，我领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120多元。同学们每人都到街上买了一双皮鞋，骄傲地穿去逛街，街上的行人看着我们指指点点议论——要的就是这种“拉风”的效果啊！我们听见了，还尽量装作若无其事，但最后大家还是憋不住劲，一路笑着回了航校。

毕业后，我所在的中队被集体分到空军某师驻甘肃的一个飞行团。大伙儿坐着小火车来到一个县城，到了部队才发现这里比茫茫戈壁的新疆还要荒凉。在甘肃一年多之后，我又随部队转场到了陕西，飞“强5”轻型超音速强击机。

1992年，我遭遇了终生难忘的“空中停车”事故。那天，我驾驶飞机在吐鲁番作超低空飞行训练，突然，飞机发出巨大的响声，气缸温度骤然升高，发动机转速急剧下降，一个发动机几乎停转。

当时根本没时间想后果，只想着能不能把宝贵的飞机飞回去。我稳稳地握住操纵杆，慢慢地收油门，依靠剩下的一个发动机把飞机一点点往上拉。由于动力不足，飞机飞得很慢，而且带有侧滑，操作起来十分艰难。500米、1000米、1500米……慢慢地，飞机升上来，终于越过天山山脉，向着机场飞去，稳稳降落在跑道上。

平稳落地之后，战友们跑过来接我，我才发现自己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尽管当时很紧张，但我下来之后心情很快就平静下来，第二天照常飞行训练。（下期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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