洮河上的摆渡人——杨日告
毛柯柯
杨日告是我插队那个村里的藏民，他长年驻守在洮河边，担当着船匠的任务。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卓尼县境内的洮河之上，桥梁是非常罕见的，渡船是重要的过河工具，并且已经延续了很久的历史。
洮河上的渡船动力完全靠人力，其原理是在渡船的船头上绑定一只滑轮，滑轮挂在横跨洮河两岸5至6厘米粗的钢丝绳上，能灵活滚动。渡河时船匠立于船头，目视对岸，双手交换着不断将钢丝绳用力拉扯，脚下的渡船便缓缓前行，一般10来分钟就能到达一百多米宽的洮河对岸。
杨日告30多岁年纪，挺健壮的，平时不喜言笑，走路也不紧不慢。他的外貌是清秀的，五官端端正正，古铜色的脸庞，油亮亮的，看不见皱纹。他总是留两、三毫米长的短发，平时肩上斜披着一件深色大襟棉袄，穿利索的时候，会用一条铁锈红的粗布腰带，把腰系紧。杨日告基本吃住在河边的船房内，不论白天黑夜，每当听到了：“船匠哎——过河——。”的呼唤，他就会不紧不慢地披上外衣，踱着方步，解开缆绳……
在卓洛大队，闹站和寺布车两个生产队有知青点，恰好分布在洮河两岸。都是兰州来的知青相互认识以后，就有了窜点的习惯，而且聚集玩耍起来毫无时间观念。每到夜半三更回点时，我们也双手合成喇叭状放在嘴边，一遍一遍地喊着：“船匠哎——，过河——。”
这样的次数多了，给杨日告的休息带来不确定性。有几次，晚归的知青们无论怎样扯着嗓门呼喊，杨日告就是躲在船房不露头，非得让知青喊上一、两个小时后，才慢慢出来，见到我们也是绷着个脸，于是，有几个知青想捉弄杨日告一次，他们乘杨日告在屋里吸烟的工夫，悄无声息地从洋芋地里转到船房的背后，悄悄解开船的缆绳，迅速跳上船，拉动钢丝绳就跑。当杨日告听见动静跑出屋门，船已离开河岸十数米了。此时，他又气又急，两脚跺地，一改慢条斯理的习惯，连喊带骂，外加求饶……而知青却毫不理会，学着《水浒传》中的阮氏兄弟，吹着口哨，唱着歌，只管拽拉钢丝绳向河的对岸游去。当船行至河中央的深水处，他们都脱了衣服顶在头上，一个接一个，下饺子似地跳入水中，游到对岸后，扬长而去。
也是不打不成交，这次事件之后，只要知青过河，杨日告都是随叫随到，而且也相处得越来越好。有一次，村里几个年轻人“搭平伙”喝酒，我们几个知青也参与进来，酒场设在杨日告的船房内。“搭平伙”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平摊制，我们每人拿出5角钱，交由组织者从术布公社的小卖部打来一塑料桶散白酒，又买几盒草原牌纸烟，没有一丁点菜肴，喝酒就开始了。那天，我们在船房里围坐了满满一炕，记得轮到我过关，或者应关，划拳均由杨日告替代。他不紧不慢地出手，嘴角、眼角都往上翘，笑眯眯地：“两家人好啊”、“八匹马儿跑啊”的表情，至今我都清楚地记得。
我们会常常坐在杨日告的船上，习练划拳，输者从洮河里舀一缸子清澈的河水，都是一口干掉，不一会把人的肚皮灌得溜圆。杨日告则悠闲地扯拉着钢丝绳，笑嘻嘻地哼着河州花儿，看着我们热闹……
后来，我和杨日告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也很快适应了藏地农村的生活。藏族同胞普遍有着爱憎分明的性格，他们对友谊十分珍惜，朋友之间交往没有私心。
一天晚饭，杨日告邀我去他家吃酥油糌粑，这是藏族同胞一年中经常食用的主粮，尤其到了牧民们逐水草而居时期，酥油糌粑明显展示出储存、携带及食用方便的优势。我脱掉鞋子，和杨日告隔着炕桌，面对面盘腿坐定，火盆中的炭火燃得正旺，壶水咕噜咕噜地翻滚。杨日告弓起身，先将开水倒至半碗，再拿木勺从斗状的木盒里，挖一坨喷香的炒面，放入其中，然后用小刀切一大块酥油放在炒面上，笑嘻嘻地把碗推至我面前。之后，他为自己也挖好炒面，仅切了小小的一块酥油。
离开寺布车以后，听说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一年洮河水上涨，寺布车的渡船被洪水冲走，后来在距寺布车不远处修建了术布大桥，渡船由此而消失了。
我一直想念着朋友杨日告，遇见熟悉寺布车情况的人就会打听、了解他的情况。不久前，听说他仍然住在寺布车原来的老屋里，只是视力近乎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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