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兵 用艺术留住理想的高原藏地

《人偶》油画作品《走过齐哈玛》《西藏文部人》《度母》《天使》《民谣》《藏语风情》《遥远的香巴拉》《风中的牧羊女》《牺牲》《心灵之旅》《肖像画》

■人物简介

王兵,1961年出生于甘肃甘南，毕业于甘肃河西学院（原张掖师范专科学校）。现任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1980年在甘南藏族自治州文化馆任美工，1984年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深造，1988年在甘肃画院任美术师，1998年注册德国杜塞尔多夫国家艺术学院，师从Klaph-eck教授，2000年获得Meister学位，同年转入A·R·Penck教授工作室，2003年获得杜塞尔多夫国家艺术学院Akademiebrief学位。2016年获得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研究所朱乃正教授艺术学博士学位。擅长版画，出版画集《遥远的香巴拉》王兵木刻集。

王兵出生在甘南藏区，他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家门前从早到晚都有羊群和牛群经过，藏民三五结队歇息于树林草地，随大人们游走草原，在马背上听风的声音，这是他最初的记忆。

大学毕业后，王兵又回到甘南，牧区10年的工作和生活让他更为贴近藏地。因为，那里是他的故乡。由此可见，艺术和生活的确是分不开的，一个艺术家要有自己的根，他的作品感知才能发自心灵。

王兵善于运用油画及水彩等表现手段，来表现他对生活与艺术的感悟。然而他最擅长的领域依然是他的黑白木刻，作品充满空灵之气，在中外版画领域独树一帜。

“刚开始接触版画是80年代，我大学的毕业创作就是一幅版画。”王兵表示：“毕业分配到甘南州文化馆后，遇到陈元武先生才真正开始学习版画。我觉得与其它的艺术形式相比，版画创作更为纯粹，它需要更强的自我克制能力，需要深刻的概括思考。”

“木刻版画的创作比较特殊，它始终处在一种未知的状态下，每刻一刀都会感应到工具、材料和手的交应。”他说：“木刻版画的结果不是在过程中发现的，而是一种意外。它的情绪表达不像水彩和油画那样可以随时调整，控制伴随挫折，其过程中活跃、灵巧的感觉都会被平均化。版画是在较稳定的精力质量中形成它的层次与语境的，需要保持一致的心力，不停地进行思考补充。”

后来留学德国的经历对王兵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艺术态度，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去德国之前，我一直生活在一个相对散漫随性的环境里，这样的生活状态更多是无虑的感性经验的积累。”王兵一边回忆一边说：“到德国之后，我的第一位导师克兰费科给予了我很大的影响，在他的教导培养下，我学会了用理智的态度观察事物的秩序，以平和冷静的心态做事，包括自己的创作。”

“我的第二位导师是潘克教授，他不赞成我在绘画中沉溺于技术表现，他对我说：技术是一个成熟的艺术家必须放弃的东西，复杂繁琐的技术对个性力量是一种消耗和掩饰。在他的建议下，我放下画业，漫游欧洲。眼界作用于心境，走的地方多了，见识也渐渐得以扩展，回过头来看，过去的种种障碍和问题都是自己所设的羁绊。尽管后来学业繁重，但我却感到自由放松，什么形式的画都想尝试，心有所想，无拘无束，绘画的承受就会越加真切和生动。”

可见，王兵的创作经历了藏区生活、德国留学及回国后在中央美院任教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的作品主要是构拟画家情感世界中高原藏地的民风、民俗，让刻刀引领着这里生活着的生灵和伴生物进行着心灵之旅，在非现实中快乐而自信地肯定、提升着人的现实生活，使人挣脱现实的有限而走向精神的无限。

画面中不寻常的象征物引人入胜，如《没有帷幕的剧场》中出现的象征精神自由的小鸟，《月光》中出现的象征上帝实施人类分而治之的“巴别塔”等等。其神来之象是此岸或曰彼岸世界的符号，虽然无从知晓，但奇异的图式创造却给人提供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看的方式，并由此引发了观者的思考兴趣。

藏区生活无疑是王兵创作灵感的源泉，这不仅体现于绘画的题材，更显现于他作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不论王兵走到哪里，藏区永远是他回望的精神家园。

“我的命运从甘南藏区开始，也由那儿决定。”王兵感慨地说：“我接受它传递给我的幻象，相信神话在那儿就是真实的历史。这并不是说我是个唯心的人，在我看来，唯心是做人做事的一个标准。画画的人更要有唯心的态度,没有敏感生动的内心,就画不出好的画来。”

“由于画画，我有了属于自己的孤独；因为画了这些孤独，我才感觉到自己的诚实。这诚实的线索源自童年丧母的孤苦无助，源于洪荒年代流离失所的恐慌，源于那些不诚实的存在。所幸的是，我今天还保存着一生积蓄的愁苦和悲凉；母亲临死时歉疚的微笑——她多愁善感的遗传。”

王兵的第二个创作时期，是离开原有文化背景又接触新的文化背景情境下的创作。但他的作品始终没有离开原来的母题，只是经历了一段离开文化背景后的恐惧、焦躁以及跨文化比较的不安和忧虑。

这时的作品中人们看到的是放射状不稳定的构图，人和物象无序地奔忙于不稳定而变幻的世界中，画面或隐或显地由人形或物象搭构的一个个高高的、耸立的结构及飞鸟等等。其中，固然有惶恐，但更多的寓意还是画家对人的灵魂能向更高的人生境界飞升的企盼。

“我是幸运的，经过了许多事，走过曲折的路，我的本质却没有变，我的心也没变，世界看起来还是原初的样子。”王兵的感慨发自内心：“羊群依然慢慢地走在我前面，我的马儿还等我在泉水边，那条静谧孤僻的路还在那里，它通向我的部落，我的未来。在艺术的引领中，我看到了前世智慧的光芒，看见自己从昏暗的地方走出来，走到我的对面，重新被阳光照耀。”

从《遥远的香巴拉》画集到《西藏的歌谣》版画原作画册，王兵近十几年来国内外个人展览、参展、获奖及杂志画册发表的作品，几乎都是以藏地高原风土人情、生活习俗、自然生态、宗教信仰为母题的画作，这是他的创作之源。

其中，《遥远的香巴拉》画集和展览为人们刻画出了一个神秘、自由、神圣的香巴拉，香巴拉是藏传佛教徒向往追求的理想净土，即“极乐世界”或“人间仙境”，也是王兵一生向往的理想圣地。

《遥远的香巴拉》本身是一幅版画的名字，画中一个盲女站在街上，她已经到达了香巴拉，可她却看不见，香巴拉在她的心里。有些人即便是有眼睛，但他们却看不到香巴拉的存在。

“其实，绘画最好的状态是它的不确定性。”王兵认为：“无论画大画小，只要你动笔画它们，那就意味着它们在生长，至于它们会长成什么样，最好不要过多干预。诸多的形象出现在画面里，看似偶然，实际上最后在完成这幅画时，你会觉得很自然。”

“在画一幅画时，所有想象的事物都是浮动的，都是幻觉，只有在不断的捕捉、比拟中才能把它们留在画里。”他说：“所有形象的形成都是某种意念在作用，表现在形质上，它们都是‘元素’形态，偶然的元素聚合能够促成新奇的视觉，绘画是‘无中生有’的魔术，天地人兽，世间万物都会在一幅画作里寄栖它们的生命。类似的积累，对一个‘唯心’的艺术家是很重要的。”

“我之所以比其它人更关注于这个现实，那是因为我的生活道路从一开始就铺垫在了藏地高原上，我相信沿着这条路能够寻找到一个理想的圣地。我做着一个圣徒的梦，为生命过程欲作一次心灵的长途旅行。”

王兵的画里的确都是反映藏民的生活和他们的故事。粗犷、朴实的男女老幼，高原牧民的生活百态，动植物的习性与情态都是他创作的对象。因为这是他落生之地，也是他重要的成长之地、眷恋之地。

他说：“我有许多的藏民朋友，不管过去多少年，我们相互间都不会忘舍对方。我每到藏区都有一种回家的愉悦感，有些地方我已经非常熟悉，闭上眼睛就能背出那里的山和路，清晰地想到那里的村舍和人来。”

实际上，藏地题材并非是王兵的专利，可以说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藏民及其生活一直是一些版画、油画家描绘和表现的对象，但只有与这片土地上的生灵息息相关又相通、相契合的心灵才能真切地呈现她，王兵也许就是其中的一个。

可以说，他对题材的选择和态度是极其独特而富有个性的。从《雅赫·桑吉》、《河曲牧马》、《惊散的马群》、《群畜》等动物题材作品到《牧场饭馆》、《风中的牧羊女》、《心灵之旅》、《初春那天》，这些藏民生产、生活题材的绘画，都找不到人们日常经验中的画面形象，实际上这都是王兵创造的一个个诱人的、有趣的童话世界。

在画里，王兵为他的“藏民”、“藏马”、“藏鸟”、“藏犬”构拟了一个“没有帷幕的剧场”，在这个剧场里，人或动物都成了一个“角色”，所以都失去了日常状态而进入了各自“角色”。“场景”则给人一种悠远的隐幻之感，即画面中的一切像是来到并生活在高原藏地上，一切又都像远离藏地高原而去。

这画中的寓意彷佛正在契合王兵的感言：“我曾经居住过的那个小镇已经不复存在，昔日整洁、朴素的世情也随之荡然无存，藏地的风貌与我的生命同时在流失。在我们还能感到这一切的现在，我还是想尽可能留住我寄希望与理想的高原藏地，留住那里的自然和微笑。”

由此可见，王兵的木刻作品之所以与众不同，一方面缘于他的个人不寻常的生活经历，使得他对生命有了独特的感悟；另一方面，在艺术表现上，王兵从未拘泥于形似，而一直能够从心所欲，在他营造的神秘空灵而不失烟火气的世界里自由驰骋。

最后，王兵由衷地说：“我之所以相比大多数人要幸运，是因为我选择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生活道路。我坚持用木刻的形式创作并不是要改变它，倒是木刻确定了我的思考，也改变了我人生的态度。”

兰州日报社全媒体首席记者李超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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