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研翰墨写师恩

兰州日报 2018-09-30 02:48 大字

□毓新

跟许多同龄人相比,我无疑非常幸运,求学路上遇了那么多优秀师长。

小学阶段的王汉英先生,初中阶段的靳仁甫先生,师范学校的张存学先生,都是出类拔萃的语文老师。这种出类拔萃,不仅表现于个人学识,更表现于其职业操守和教学能力——对此,我已写过几篇文字,可意犹未尽,只要私下想起或与朋友谈及,仍无法掩饰内心幸运和感激,以及形诸笔端的冲动。

小学和初中的经历犹如粗糙的饺馅,全部被特殊历史时期包裹了,学校的条件与氛围糟得不能再糟了。可王汉英先生和他的村学同事一起,几乎不受干扰地从课堂走出走进,教识字,教算数。那是夯筑地基的活儿,为孩子一世的前程。村学简陋得跟贫农的土炕一样,老师也出身农民,不领工资,挣工分吃饭,可他们勤快,厚道,敬业……高考制度恢复之初,村里如雨后竹笋似的冒了一批大、中专学生,村学的功劳首屈一指。某种角度讲,大学生等于小学生;小学夯筑的基础、养成的习惯和品行,对成长的孩子意义重大。后来,这些老教师或转正调离,或年迈退休,换了一茬作风迥异的年轻人,村里的大中专学生便断了档,成十年几乎无金榜题名者,不能说不是件惋惜的事。王先生自然也转正了,调到一所高中教语文,后来迁升行政官员,直到县教育局长,为当地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同时,作为县域内最早的省级作协会员,王先生任教村学那会儿,已在报刊有小说发表了,给我们生命的处女地里,播下了文学的种子。

靳仁甫先生与我相处时间不长,却是我阅读的重要领路人。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因为无法正常上课,富于学者头脑的靳先生,巧借了“评《水浒》,批宋江”的政治东风,堂而皇之将《水浒》请进了课堂,说书艺人那般,逐段逐回为我们讲了大半部。在到处无书可读的年代,对识字不多的少年来说,这意义非同小可。至少让我第一次真正领略了古典名著的艺术魅力。仿佛《红楼梦》中的板儿,被刘姥姥领进大观园饱餐了丰盛大餐。饱餐之后回味无穷,我开始情不自禁地在堪称颠沛流离的初中阶段,东讨西借,东躲西藏,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翻阅了大量文学作品,或完整或残缺,或古典或现代。

与张存学先生的相遇,无疑是隆重的幸运了。生在黄河岸边长在甘南草原的汉子,刚参加工作走上杏坛,年轻英俊,风度不俗,几分青涩,几分狐傲,几分狂放,但对工作认真有口皆碑。存学先生的高明之处,在于想方让更多学生喜欢上了语文,又阅读,又写作,不乏狂热迷恋的。反思其中的诀窍,除了百废待兴的时代风气,除了先生年龄与我们相差无几,容易沟通,主要还在言传身教。先生工作之余如饥似渴的读书,是校园无形且亮丽的风景;教学过程诱导鼓励多,指责批评少,在兴趣激发和培养方面下足了功夫。比如作文,绝不过分纠缠字词句的修正,将精力集中到点评上,或圈点,或眉批,或总批,调动学生潜心思考,主动作为,从中习练遣词造句,布局谋篇的能力。作为多年之后资深的编辑和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此时的先生尽管如隐居隆中的“卧龙”那般处于事业蛰伏期,但文学因素已经充斥其身,对教学的影响不言而喻:这些我都曾专文写过,限于篇幅恕不絮叨了。

直到而立之年,我在饱尝了人生酸甜苦辣后,才有机会进入一所成人学院研修语言和文学,并因此幸运地遇到不少优秀师长,如以研究古文论著名的郭自强教授,以研究陇中方言著名的元鸿仁教授,以研究《红楼梦》著名的王仁恩教授,还有享誉全国的《读者》杂志的现任主编富康年先生等。

这里,我想谈谈程金城先生。程金城先生讲授现代文学。那时他也就三十多岁,清癯的相貌,潇洒的分头,加上一袭浅色风衣,似乎颇具武侠影视中江湖高手的意味,可接触日久,发现其实是稳重渊博、一丝不苟的学人。程先生步入课堂,走上讲台,先脱风衣放在一旁,便打开讲义开讲了。普通话相当好,干练,没任何芜杂,声音在洪亮和嘶哑之间,久听不倦的那种,节奏有疾有缓,最适合边听边记。先生性情温和,从来不因故发火。现代文学的历史骨架已明确地搭建在教科书了,作家及作品如骨架上的血肉,我们已经盲人摸象般接触了不少,但如何在教科书认可的血骨丰满的现代文学的躯体上,恰当地注入自己研究的新意,成了大学里奋发有为教师的着力点。

课堂的讨论甚至争辩都司空见惯。最激烈的当数《雷雨》女主人公繁漪形象的分析,形成了几大阵营,观点生猛火辣,论证有理有据,与时行的权威观点大相径庭。那场讨论花了两周多时间,从学生选边厮杀到先生协调总结,都精彩得足以让人透过时间烟尘反复回味。程先生当时就说,相信多年之后,课堂牵强的灌输讲授会苍白模糊,用心碰撞的思想火花将长久闪烁。如今想起,确是至言。正常上班讲课外,先生专于治学,心无旁骛,很少参加杂乱活动,与学生接触也不多。当时社会物欲已悄然膨胀,可那所学院的风气依旧良好,个别老师常为研究论文登上权威杂志或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兴奋不已,四处炫耀。作为富于潜质的少壮派,从未见程先生在课堂上透露他在学术方面成果,可成人学生自有明确判断,纷纷传阅先生的文章。《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中国现代文学价值观念系统论纲》《现象与规律——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等,都是他早期极有分量的作品。而后来影响很大的《中国文学原型论》,也已经有单篇手稿初露峥嵘了。

程先生不擅长人际交往,只以务实的治学态度,精彩的课堂内容,搭建人品的基座和友谊的桥梁,赢得了师生们的认可和普遍尊重。成人学院和程先生给我的改变,主要在视角,在观念,在方法。这些方面更新之后,告别母校,告别师友,重新走上教学一线,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我尝试挤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并渐渐小有收获了。

以后整整20年里,完全与程先生断了联系。只知道他读研、读博,调离了那所成人学院。直到2012年秋天,在省城兰州,《绿如蓝》研讨会上,才有幸与程先生相遇。此时先生已大名鼎鼎了,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光环多得数不清。我是提前一天获知先生要参加研讨会的,欣喜忐忑,兼而有之。真正见了面,先生平易随和的态度,有如轻风,让所有忑与忐烟消云散。我欣喜地发现,岁月之笔似乎没给先生外表留下太多印痕,举手投足,风采依旧,尤其声音,那样熟悉,那样亲切,令人陡生分外的温馨和依托。《绿如蓝》是我的第一部长篇习作,反映西北农村教育,是我对校园生活的感性体验和理性思考。由于能力所限,不足和遗憾,在所难免。研讨会上,师友们都非常客观地予以了指正。这里不再赘述。程先生作为主持人之一,在最后总结时讲了两点,一针对所有与会者,肯定研讨会的成功——他南来北往参加很多这样的活动,如此秩序良好坦率直言的实属不多;也许听研讨出的“问题”过多,程先生担心我“受伤”吧,于是又讲了第二点,说研讨会《绿如蓝》放在了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高标准高要求地进行了研讨,希望作者在发扬成绩的基础上,认真汲取其中的不足,不灰心不气馁,今后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研讨会结束,进入纯粹私人空间,先生听我还叫他程院长,和蔼地笑笑,更正说,其他人叫程院长他管不着,可咱作为师生,你就别瞎起哄,还是叫我老师吧。一下将彼此的心拉得更近了。先生关心地问我的生活,问我的工作,我的创作,无拘无束谈了很多,进一步鼓励我在切实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竭尽所能努力创作。告别的时候,先生又给了他的名片,说有事可随时联系。缓缓挥手,回望熟悉的身影,回想和蔼的态度,心里充满了春天般的温暖。

从孩童到成人,一路磕绊前行,有如此优秀的师长相伴,耳提面命,传道授业,跟踪扶持,实在是幸福和自豪不过的事了。但幸福自豪之余,蓦然回首,我更常常为自身愚钝,老大无成而汗颜不已。这样想时,总在心中自我告诫,未来的路上,必当加倍勤勉努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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