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研翰墨写师恩
□毓新
跟许多同龄人相比，我无疑非常幸运，求学路上遇了那么多优秀师长。
小学阶段的王汉英先生，初中阶段的靳仁甫先生，师范学校的张存学先生，都是出类拔萃的语文老师。这种出类拔萃，不仅表现于个人学识，更表现于其职业操守和教学能力——对此，我已写过几篇文字，可意犹未尽，只要私下想起或与朋友谈及，仍无法掩饰内心幸运和感激，以及形诸笔端的冲动。
小学和初中的经历犹如粗糙的饺馅，全部被特殊历史时期包裹了，学校的条件与氛围糟得不能再糟了。可王汉英先生和他的村学同事一起，几乎不受干扰地从课堂走出走进，教识字，教算数。那是夯筑地基的活儿，为孩子一世的前程。村学简陋得跟贫农的土炕一样，老师也出身农民，不领工资，挣工分吃饭，可他们勤快，厚道，敬业……高考制度恢复之初，村里如雨后竹笋似的冒了一批大、中专学生，村学的功劳首屈一指。某种角度讲，大学生等于小学生；小学夯筑的基础、养成的习惯和品行，对成长的孩子意义重大。后来，这些老教师或转正调离，或年迈退休，换了一茬作风迥异的年轻人，村里的大中专学生便断了档，成十年几乎无金榜题名者，不能说不是件惋惜的事。王先生自然也转正了，调到一所高中教语文，后来迁升行政官员，直到县教育局长，为当地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同时，作为县域内最早的省级作协会员，王先生任教村学那会儿，已在报刊有小说发表了，给我们生命的处女地里，播下了文学的种子。
靳仁甫先生与我相处时间不长，却是我阅读的重要领路人。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因为无法正常上课，富于学者头脑的靳先生，巧借了“评《水浒》，批宋江”的政治东风，堂而皇之将《水浒》请进了课堂，说书艺人那般，逐段逐回为我们讲了大半部。在到处无书可读的年代，对识字不多的少年来说，这意义非同小可。至少让我第一次真正领略了古典名著的艺术魅力。仿佛《红楼梦》中的板儿，被刘姥姥领进大观园饱餐了丰盛大餐。饱餐之后回味无穷，我开始情不自禁地在堪称颠沛流离的初中阶段，东讨西借，东躲西藏，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翻阅了大量文学作品，或完整或残缺，或古典或现代。
与张存学先生的相遇，无疑是隆重的幸运了。生在黄河岸边长在甘南草原的汉子，刚参加工作走上杏坛，年轻英俊，风度不俗，几分青涩，几分狐傲，几分狂放，但对工作认真有口皆碑。存学先生的高明之处，在于想方让更多学生喜欢上了语文，又阅读，又写作，不乏狂热迷恋的。反思其中的诀窍，除了百废待兴的时代风气，除了先生年龄与我们相差无几，容易沟通，主要还在言传身教。先生工作之余如饥似渴的读书，是校园无形且亮丽的风景；教学过程诱导鼓励多，指责批评少，在兴趣激发和培养方面下足了功夫。比如作文，绝不过分纠缠字词句的修正，将精力集中到点评上，或圈点，或眉批，或总批，调动学生潜心思考，主动作为，从中习练遣词造句，布局谋篇的能力。作为多年之后资深的编辑和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此时的先生尽管如隐居隆中的“卧龙”那般处于事业蛰伏期，但文学因素已经充斥其身，对教学的影响不言而喻：这些我都曾专文写过，限于篇幅恕不絮叨了。
直到而立之年，我在饱尝了人生酸甜苦辣后，才有机会进入一所成人学院研修语言和文学，并因此幸运地遇到不少优秀师长，如以研究古文论著名的郭自强教授，以研究陇中方言著名的元鸿仁教授，以研究《红楼梦》著名的王仁恩教授，还有享誉全国的《读者》杂志的现任主编富康年先生等。
这里，我想谈谈程金城先生。程金城先生讲授现代文学。那时他也就三十多岁，清癯的相貌，潇洒的分头，加上一袭浅色风衣，似乎颇具武侠影视中江湖高手的意味，可接触日久，发现其实是稳重渊博、一丝不苟的学人。程先生步入课堂，走上讲台，先脱风衣放在一旁，便打开讲义开讲了。普通话相当好，干练，没任何芜杂，声音在洪亮和嘶哑之间，久听不倦的那种，节奏有疾有缓，最适合边听边记。先生性情温和，从来不因故发火。现代文学的历史骨架已明确地搭建在教科书了，作家及作品如骨架上的血肉，我们已经盲人摸象般接触了不少，但如何在教科书认可的血骨丰满的现代文学的躯体上，恰当地注入自己研究的新意，成了大学里奋发有为教师的着力点。
课堂的讨论甚至争辩都司空见惯。最激烈的当数《雷雨》女主人公繁漪形象的分析，形成了几大阵营，观点生猛火辣，论证有理有据，与时行的权威观点大相径庭。那场讨论花了两周多时间，从学生选边厮杀到先生协调总结，都精彩得足以让人透过时间烟尘反复回味。程先生当时就说，相信多年之后，课堂牵强的灌输讲授会苍白模糊，用心碰撞的思想火花将长久闪烁。如今想起，确是至言。正常上班讲课外，先生专于治学，心无旁骛，很少参加杂乱活动，与学生接触也不多。当时社会物欲已悄然膨胀，可那所学院的风气依旧良好，个别老师常为研究论文登上权威杂志或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兴奋不已，四处炫耀。作为富于潜质的少壮派，从未见程先生在课堂上透露他在学术方面成果，可成人学生自有明确判断，纷纷传阅先生的文章。《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中国现代文学价值观念系统论纲》《现象与规律——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等，都是他早期极有分量的作品。而后来影响很大的《中国文学原型论》，也已经有单篇手稿初露峥嵘了。
程先生不擅长人际交往，只以务实的治学态度，精彩的课堂内容，搭建人品的基座和友谊的桥梁，赢得了师生们的认可和普遍尊重。成人学院和程先生给我的改变，主要在视角，在观念，在方法。这些方面更新之后，告别母校，告别师友，重新走上教学一线，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我尝试挤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并渐渐小有收获了。
以后整整20年里，完全与程先生断了联系。只知道他读研、读博，调离了那所成人学院。直到2012年秋天，在省城兰州，《绿如蓝》研讨会上，才有幸与程先生相遇。此时先生已大名鼎鼎了，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光环多得数不清。我是提前一天获知先生要参加研讨会的，欣喜忐忑，兼而有之。真正见了面，先生平易随和的态度，有如轻风，让所有忑与忐烟消云散。我欣喜地发现，岁月之笔似乎没给先生外表留下太多印痕，举手投足，风采依旧，尤其声音，那样熟悉，那样亲切，令人陡生分外的温馨和依托。《绿如蓝》是我的第一部长篇习作，反映西北农村教育，是我对校园生活的感性体验和理性思考。由于能力所限，不足和遗憾，在所难免。研讨会上，师友们都非常客观地予以了指正。这里不再赘述。程先生作为主持人之一，在最后总结时讲了两点，一针对所有与会者，肯定研讨会的成功——他南来北往参加很多这样的活动，如此秩序良好坦率直言的实属不多；也许听研讨出的“问题”过多，程先生担心我“受伤”吧，于是又讲了第二点，说研讨会《绿如蓝》放在了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高标准高要求地进行了研讨，希望作者在发扬成绩的基础上，认真汲取其中的不足，不灰心不气馁，今后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研讨会结束，进入纯粹私人空间，先生听我还叫他程院长，和蔼地笑笑，更正说，其他人叫程院长他管不着，可咱作为师生，你就别瞎起哄，还是叫我老师吧。一下将彼此的心拉得更近了。先生关心地问我的生活，问我的工作，我的创作，无拘无束谈了很多，进一步鼓励我在切实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竭尽所能努力创作。告别的时候，先生又给了他的名片，说有事可随时联系。缓缓挥手，回望熟悉的身影，回想和蔼的态度，心里充满了春天般的温暖。
从孩童到成人，一路磕绊前行，有如此优秀的师长相伴，耳提面命，传道授业，跟踪扶持，实在是幸福和自豪不过的事了。但幸福自豪之余，蓦然回首，我更常常为自身愚钝，老大无成而汗颜不已。这样想时，总在心中自我告诫，未来的路上，必当加倍勤勉努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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