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多”的诗歌地理学意义 扎西才让诗集《大夏河畔》简评

□安少龙

藏族青年诗人扎西才让的诗集《大夏河畔》(作家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是他的代表性诗集之一,收录了他近年来的大部分重要作品。《大夏河畔》的出版,是2016年甘南诗坛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近年来甘肃诗歌的重要收获之一。它作为安多藏地汉语诗歌的一个新的标高,不仅是扎西才让诗歌个性风格的集中呈现,也是甘南诗歌整体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从甘南诗歌的意义上,我们有理由把《大夏河畔》看作是一个地域性写作的典型文本。扎西才让的写作既深植于甘南本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对地域元素进行了个性化的重构与再造,因此他的诗歌又可以看作是地域诗人在本土文化内部超越“地域性”局限的一个成功个例。

诗集中的五辑作品,有着主题的一致性,依次突出了“河”、“山”、“镇”、“人”、“魂”五大主体意象,每个意象以“大夏河”为依托,其精神坐标均指向一个被建构的地域符号“桑多”。“桑多”不只是标明了诗人书写的地理空间方位,而且是一种“地域性”的诗歌地理学建构。在这一诗学建构中,“桑多”这个抽象的地名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和精神内涵,其中的物质与精神层面水乳交融,循环往复,构成了一个地方的生命史。因而,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部诗集就具有了类似民族志的意义和价值。

“桑多”与“河”

诗集中有大量的诗篇如《大夏河的四季》、《改变》、《在大夏河源头》、《隔世的等候》等都歌咏了甘南境内的一条河流——“大夏河”,在诗人笔下,大夏河既是沿河而居的多民族人群生活的穿越者,又是悠久岁月的见证者。大夏河水喜怒哀乐的表情变化与河畔人群的悲欢离合早已息息相通。“大夏河”作为一个人类存在的背景意象,更多时候,它只是“时间”的一个巨大隐喻。例如,诗人进一步写到了这条河与人的生息繁衍的内在关联:“大夏河畔,每出生一个人/河水就会漫上沙滩,风就会把野草吹低/桑多镇的历史就被生者改变那么一点点。”“大夏河畔,每死去一个人/河水就会漫上沙滩,风就会把野草吹低/桑多镇的历史就被死者改变那么一点点。”“大夏河畔,每出走一个人/河水就会长久地叹息,风就会花四个季节/把千种不安,吹进桑多镇人的心里。”(《改变》)在这里,隐喻的所指被进一步强化了:如果历史是河流的话,“大夏河”直接就成了“历史”、“岁月”意象的转喻。这一点,正如“第四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的授奖词中指出的:“诗人扎西才让在诗中为我们呈现了祖先发现并生活了多年的桑多镇。桑多河四季流淌,如同人们历经的岁月与生活。”

在扎西才让笔下,还有一条经常出现的河流——“桑多河”。有人说这条河是指自治州首府合作市内的某条小河,关于这条小河,人们所熟知的只是它经常因干涸而断流,往往无法完成穿城而过的使命。但从扎西才让诗中不断涌现的关于这条河流的大量意象的所指来看,“桑多河”的地理空间和精神坐标显然要比那条同名的实际河流广阔得多。由此可以理解为扎西才让笔下的“桑多河”并不特指哪一条具体的河流,它在甘南大地上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这种情形,正如“格桑花”作为草原繁花之壮美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但它又从不代称某一种具体的花一样。从具象的“大夏河”到抽象的“桑多河”,扎西才让完成了从地域性到超地域性的一种转换。因为河水的滔滔不绝,与时间的绵延性有某种惊人的一致,因此“在岁月的长河里”就成了这方土地上人类存在的最好的背景。

“桑多”与“山”

同样,扎西才让笔下的“桑多山”也不是指哪座具体的山,它既可以指代甘南大地上的任何一座山,又可以是一座抽象的想象之山。例如在《起源》一诗中,既有佛界的普陀山,又有神学家隐居的山谷,还有养育雪域万物的万千大山。这样山就与雪域高原的历史、精神有了某种关联。

在他的许多诗篇中,“山”往往被神格化,或者被人格化。神格化的时候它与藏民族的神山崇拜观念有内在关联,神性的山是需要仰视、膜拜的,寄托着信仰；人格化的时候,山有时是父性的,有时是母性的,人性的山是用来沟通的,寄托着情思。在诗人笔下,一方面,山是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山又是一种精神载体,山对应着高原民族的性格、禀赋,成为高原精神的象征符号。

“桑多”与“镇”

同样,在“超地域性”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诗人笔下的“桑多镇”理解为是一座建立在某个具体城镇之上的抽象之城。尽管诗集中有不少直接以“桑多镇”为题的诗篇,但扎西才让并无意于讲述这个叫“桑多”的藏地小镇的“镇史”,他也不引经据典,而是让历史片段呈现为自己想象的一些场景。在《新的小镇》《落户》《桑多镇秘史》《起源》《桑多镇:神秘的翁城》《桑多镇酒歌》《这个高原上的中国小镇》等诗中,扎西才让简略地勾勒出了这座想象中的小镇的历史轮廓:它有过罗刹女行走、猛兽出没的雪域的蛮荒时代,也经历了史书中属于马帮、土司制度的漫长时代,它穿过传说中羚羊成群、水草丰茂的近代,吸引那些拓荒者、定居者接踵而来,使他们亲历了小镇兴起的现代。在岁月沧桑中,小镇经历了人口迁徙、民族融合,生活方式变迁的无数变化。诗人让历史的云烟,幻化成一些巨大的带有时间隐喻色彩的意象,成为小镇抒情的一种时空背景。而诗人真正感兴趣的是小镇上的人间烟火,小镇上的男人、女人以及他们的爱恨情仇。在他笔下,桑多镇并不是一个悬置在历史中仅供想象的飞地,而是一块被生生死死、欢乐和忧伤所纠缠的热土。所以,他更多地描写了小镇的日常生活。

在扎西才让笔下,桑多这一方土地上的人,血液里流淌着远古人类充沛的生命能量和旺盛的情欲,男人往往有野兽一样的体魄和性情,女人大多面容姣好、身躯健硕、臀部浑圆、生机蓬勃。他们欢爱着、繁衍着、信仰着、劳碌着、仇恨着、忏悔着、歌舞着,生着死着,将生命的激情挥发到极致。但他们高贵、纯洁、健康,远离现代文明的污染和诸多恶疾。至少,他们在精神上与先祖是息息相通的。扎西才让在许多诗篇中歌咏了“桑多镇”人民光荣的、有道德、有尊严的生活,和高尚的人格,不少诗篇中出现了质朴、天然的桑多生活与都市文明的二元对立,其中寄寓着扎西才让对于理想“人类”和理想生活的理念。不仅如此,扎西才让也对那些逸出生活的共性、常态以及日常秩序之外的生活有着强烈的关注,似乎它们才构成小镇生活真正的日常意味,因此他饶有兴趣地描摹了不少生活中的边缘人,似乎在这些人物的身上,更能体现出生活的复杂性和人生的戏剧性。也正是这些内容的存在,使得“桑多”的地域意义更加独特鲜明。

“桑多”与“远方”

在扎西才让的故乡抒情中,对于“桑多”这片故土而言,还有另一个故乡——“远方”,它对诗人的精神有着永远的召唤。它们形成诗中的又一对二元的冲突:“那个在远方闪光的土地/在频频召唤着我/我也是一条漫游的河/终要抵达那里,抵达那里。”(《告别大夏河》)因此扎西才让诗歌的一个潜在主题呈现为一对“离去”和“回归”的二元行动,其中包含有一个“追求”——“失去”——“离去”——“回归”的循环模式。这个模式中,人总是处在不断的失落之中:岁月、爱情、亲情……而惟其如此,“失去之物”就变得异常清晰,其意义就变得异常重要,人对存在的感知就变得无比的尖锐。

这是文学中的“追求”主题在扎西才让诗歌中以“桑多生活”形态的一种特殊呈现。而在超越文学的、更普遍的意义上,在宁静的、永恒的雪域藏地,其实每个人脚下都在跋涉,每个人内心都在追求,人类迁徙、跋涉的脚步永不停息。

“桑多”与“神圣”

在许多藏族诗人笔下,藏地、雪域高原天然地笼罩着一种神圣氛围,扎西才让的诗歌也不例外。这一点,已被诗歌界广泛关注并肯定:“置身于甘南这片充满宗教文化色彩与诗意元素的神奇土地上,扎西才让的诗歌写作拥有一种厚重的精神背景,他的诗歌文本既通向神性境界,又向人性探索敞开,既引人仰望神秘浩渺的苍穹,又让人将目光投注于广袤结实的大地。他的诗,将人类形而上的宏观探求与日常人性的微观发展水乳交融在一起,给人以灵魂层面深刻悠长的审美感动。”(“第四届海子诗歌奖”授奖词)

但扎西才让的“神圣”观念更多的是建构于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而非宗教学意义上的。“神圣”在他笔下呈现为一种氤氲的氛围,一种和谐场景:“山上,神一指点,就长出各种奇异的花朵/河里,晚风鼓荡,会游来各种古怪的生物/它们也睡眠,也发声,也喧嚣/看上去,让人忐忑不安,又心怀感恩。酒香里飞出蝴蝶,扑进花丛/山梁上走来曾经到处游荡的山神/他们也坐着,也说话,也发怒/看上去,让人无可奈何,又心怀担忧。那么多的人,疲倦了,那么多的神,睡着了/就有一头牛,在草地上慢慢地走/却始终走不出它的月下的阴影”(《香浪节》)。在这样的诗句中,日常生活与神秘事项、存在之物与超验之物、秩序之内与秩序之外相生相伴,构成一个浑然一体的美好的桑多世界。

从人类实践的层面,“神圣”可以理解为是对那些神秘事物的一种感知,以及持有敬畏之心的一种基本态度。面对浩渺的宇宙,人类必须承认“知识”所能及的范围是有限的,只有这样才会与万物和谐相处,才会有所进步。而在当代工业社会的世俗生活潮流中,神圣的观念在不断衰减,人对神圣的感受能力也在不断丧失,因此当代人的生活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某种病态和残缺。而当代诗歌中的某种解构与亵渎“神圣”的倾向,更是加剧了这种病象。一些诗人们把自己当作了神,当作了造物主,他们在诗歌中刻意呈现某种修辞学意义上的“神奇”,但是“神圣”始终是缺席的。

扎西才让的诗歌中,世界是多维的,现实和时间也是多维的,但这是一种天然的神圣氛围,是事物自然而然的“显圣”属性。扎西才让知道该在什么地方止步,对存在之物有足够的保留与“让位”,有时出于对那不可言说之物的敬畏,对事物背后的事物保持了必要的沉默。相对于那些过度解构的诗歌而言,扎西才让的这种节制是一种建构,是给自己的诗歌“让出”的更大的空间。而他的诗中呈现的人对神圣之物的天然的感受,则-是对残缺的“人”的世界的一种修补。而这一切,或许只有在“桑多”,才是可能的。

“桑多”与“世界”

扎西才让的每首诗里的意象生发于“桑多”这个地域,却不完全依附于地域。这些意象集合起来,形成了扎西才让个人化的意象群。扎西才让自觉的消隐了过于强大的抒情“自我”,他的诗中的抒情主体是分散的,因为这样,他的抒情主体超越了一己的个人,而具备了群体属性。他在诗中咏叹的不只是自己的往事,而是一群人的往事。他讲述的不只是身边的男人、女人的故事,也讲述远古的故事、亡灵的故事、虫鱼鸟兽的故事。由此,扎西才让就完成了由个体抒情、叙事到群体抒情、叙事的转换。也因此,他的诗歌世界中的族群抒写、历史抒写、生态抒写,构成了扎西才让的一个多元书写世界。由此,我们在文化多样性的意义上才感受到什么是诗歌中真正的地域性。

不仅形式上如此,在内容方面,扎西才让的不少诗篇里还有着对地域性的独特“发现”,他在诗歌中营造的“地域性”是一个独特的时空,当我们按照相应的地域常识去按图索骥的时候,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一座迷宫,在那里,所有的事物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我们仿佛在一个多维世界里穿梭,事物从各个角度、各个方向在向我们打招呼、和我们对话。他所发现的往往是我们所熟视无睹的独特的美,是一个地域或一类人群的经验对于他者而言的特殊价值。更主要的是,那些被日常现实所遮蔽的可以称之为“意味”的东西。

再进一步地说,那些民族性、地域性的表层生活事项,以及显在经验,经过诗人卓越地表现,可以上升到与“人类”经验相通,与生命的终极意义相通,因而成为具有世界性的东西。我们可以把这种写作称之为地域性的再造。在这个意义上来看,作为诗人的扎西才让从“地域性”出发,正走在这条通往“世界性”的路上。扎西才让的诗歌一方面体现了对于“地域性”的诗歌意义上的担当,另一方面也彰显了诗人地域性再造的自觉追求,这是一种使命性的文化自觉。由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扎西才让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充满期待走向更广阔的世界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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