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我与洮砚
近些年我低头只顾着收老坑石刻精品砚，却没有把它们收集到一起等将来出本书的想法。由于大部分的东西已流入社会，而在出手时，我又缺乏留存档案的意识或随便所拍下的照片质量不高，以至于今要倏忽成篇，真让人常生出捉襟见肘之慨，这正合着一句古话，叫作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原本仅打算做个砚照及石砚简介的册子，大众化一些，但几个朋友说应当突出制砚人的思想与艺术追求。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我决定出本正规的出版物，其中至少要做到两点，一是尽量加大文字的比重，选六十九方砚石，请道友张发栋本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原则，以随笔的方式对砚田内外知识给予梳理，丰富我作品的内涵，增添大家阅读的兴趣，并通过辑史、汇集近些年媒体关于我与洮砚的专题报道，逐步明晰我一步步踏上砚艺之路的脉络；二是在前言、后记里详细地写写自己对洮石的所知所感所悟，第一次集中且全面道明我相石奏刀的初衷，尤其是那些个“断想”相当于个人的日记，有隐私的成分在里面，却也仍下决心把它们一同公之于世虽说这等于是叫我亮开底牌于公众的眼前，但已到古稀之年，觉得再无遮遮掩掩的必要了。上面两点的确立大约在2013年初，随后的四年内由于我杂病缠身，看东西不出二十分钟就头晕目眩，连勉力都难以为继，自然规律是抗拒不了的，所以一拖再拖，总算到了今年才把一些该做的做齐全。
提起书名，我最初颇想题作《洮石砚艺》，因为让人看了即能明白，打开后还会得到或多或少洮砚魅力的常识。随后数日的斟酌，发现它并没有涵盖自己制砚必老坑石料所产生出的为现在和将来的藏家负责的精神层面上的总和，于是又开始重新考虑，想了一个多月仍缺少眉目。一天读报，在纸面的字里行间跳出《思想录》之类的词语组合，我不禁暗喜道：有了，书名有着落了，就用《石伯之砚》吧，这不仅是我喜爱洮石心路历程的记录，还能将其余的砚照石文也统筹于内，算是一举两得了。还得说明的是，我的所谓的石伯之砚，以我之名号表露了自己对老坑洮石的感悟，更有非老坑洮石不取的执念，其间又挑选出了若干条过去随手记下的断想，夹杂着对人生、现实的看法，一日三省吾身，确无教示人的意思，两者本质的区别很显而易见的。
尽管以上所说的关于编成这本书的话，买书的人读了恐怕要笑我言不由衷，但大家倘若继续顺着页码往后耐着性子翻阅，也许会生出些同感的吧。几年前曾写一句断想曰，人世间漂浮，能求实否？做点事吧！如今回想起来，实则还是因循有果，并没有坐误而显得虚伪。
本来要说的似乎都说了，但当重看了一遍，发现前面所写其实仍存有很大遗漏，却也并不慌忙，就再记录一点下来吧。也许是我自己的品性不算差的缘故，确实很运气能够遇见很好的朋友，一个是甘南的乔文武，憨厚，不乏颖悟，善于埋头苦干，刀子下的进步近几年很快，凭良心做事。一个还是甘南的年红，性格腼腆，内心纯正，在砚石的搜集制作上绝不以次充好，注重文化素养的吸收，毫不掩饰地说，没有他俩在砚艺路上的扶助，我根本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反之也同样，三人极愉快地砥砺前行。又一个是常贵，他站在长远的大文化的高度对待洮砚，不仅致力于罕品精品的珍藏，更在高档住宅小区专设艺术馆陈列，这种博物院式的观念，提升院落的格调自不待言，唯其将砚石当作传承中国优秀传统艺术去看，很值得加以称赞的。甘肃著名古文字研究家、书法家贺安民，甘肃摄影大师吴平关，作家、诗人、艺术评论家张发栋，玉石古陶瓷鉴藏家杨江南，根据他们的所爱所信所望，给我凡庸的表现及时批评，鼓励我能在前辈的基础上从容镇静地做出素雅的作品，这些无法从书本上寻求的慰安，已使我的新探索获得了相当的效果，感谢的话不知怎样表达才能倾尽自己欢喜的心。当然，我也知道我的家人妻子胡玉兰，女儿阮小雁，儿子阮成，女婿史海平，始终如一的从物质上精神上大力支持我，我人生的升华家人是我牢固的基石。所以只有将这本砚石集呈献给家人呈献给友人，大约能得到赏识表彰也说不定。
2017年8月，《洮石老坑》与读者见面后，张发栋的一段话我看了觉得较妥帖，他说：“这里边的石砚与文字都是没有成熟的，似乎没有印出来给大家看的价值，但是我看这也不妨。因为我们印书的目的并不在宣传，去教训说服人，只是想把自己的意思说给人听，无论偏激也好浅薄也好，人家看了知道这大略是怎么一个人，那就够了。至于成熟那自然是好事，不过不可强求，也似乎不是很可羡慕的东西成熟是止境，至少也离止境不远。”
好了，最后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大家聚了力量去做洮石砚艺留传未来的耕种，此乐何极，成功与否就暂且勿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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