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的甘南文学创作脉象(上) ◎ 朱永明 田文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华夏的大事。1953年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标志着这片土地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自此以后,甘南,一个矗立于雪域高原的边陲小镇,以它傲然的个性和淳朴的品格静默地仰视着这里的蓝天白云,守候着这里的无数生灵。极强的紫外线辐射,常年不化的积雪,滚滚袭来的风沙,持续数月的寒冬,裹紧棉衣对着电线杆撒尿的人,日夜奔腾的大夏河,广袤无边的草原,英雄格萨尔称王的黄河源头等一系列生命体共同勾勒出了卓尔不群的甘南。在和平年代里,只有用文学才能书写出甘南的历史沧桑,才能奉还这里的野性与文明,也只有用文学才能把一个得天独厚的甘南描绘成一幅泼墨山水画挂在世人眼帘。而如今的甘南,被视为一方净土,其中离不开文学的书写,进入新世纪,甘南作家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垒叠文学硕果,亮出了作为“甘南文学”的特色之剑。

一、新世纪前的机遇与转机

从60年代开始,藏族作家益西卓玛发表了短篇小说《美与丑》开启了甘南文学的写作之旅。这是一部以现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书写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内农业合作化的短篇小说。《美与丑》呈现了甘南的自然美与人性美。20世纪80年代初,这篇小说的夺奖更进一步激活了甘南作家的写作热情。

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藏族文学的“开启年”与“丰收年”。这个年代里,益西卓玛、格桑多杰、意西泽仁、益西单增、多杰才旦等作家自觉组成了作家群,相继发表了《幸存的人》《迷茫的大地》等长篇小说,极大的鼓舞了甘南作家。这个作家群中,益西卓玛是甘南作家,她的成就对甘南文学的影响具有“起点型”意义,她是甘南文学的精神导师。这一时代里,除了西藏之外,甘南这片厚土上开出了文学之花。团结、互助、批评、改进、和谐是甘南作家至今秉持的优良品格。同时以发展的眼光,端正的态度,不屈的精神对待文学是甘南作家一以贯之的优良作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文化,人文情怀,党的阳光政策、甘南社会发展、甘南作家的探索与追求中沿着母语和汉语两个创作导向,以《格桑花》和《达塞尔》为文学“主阵地”、以汉语诗歌为创作的题材特色,开始沿着一条健康之路行进着。丹真贡布、道吉坚赞、益西卓玛等诗人是这一时期的最值得称颂的诗人。20世纪80年代是甘南文学“大爆炸”时机,这十年里,诗歌、散文诗、散文、小说、民间故事、民间彦语、传说、戏剧等多种题材亮相,促成了甘南文学的大繁荣、大杂烩。益西卓玛、贡卜扎西、拉茂杰布、尕藏才旦、云丹龙珠、杨文才等中年作家和雷建政、齐运中、张存学、曾维群、王淑兰、李城、丁玉萍等青年作家,从自身爱好出发,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为甘南各族人民送出了“精神食粮”。20世80年代,网络时代还没有抵达,影视媒介发展缓慢,手机还未普及,人们的精神时常处于困乏状态,加上甘南社会也处于改革发展的探索期和观望期在。这个年代里,歌颂时代、回眸历史记忆,书写人性美丑、框扶人间正义成为甘南文学的主旋律。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迅速全球化,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转折时期,这一个时代是“重建文学秩序”的时代,长篇小说、散文集的出版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学热。

20世纪90年代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历史小说《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同时也让甘南藏族作家看到了藏族文学的美好前景。在甘南文坛上益西卓玛,尕藏才旦,丹真贡布,雷建政,道吉坚赞等作家无疑是甘南文学界的掌舵者,新世纪里,他们成为甘南文坛上当之无愧的精神导师,诗集《羚之街》《日影?星星》,中短篇小说集《半阴半阳回旋曲》等作品成为90年代甘南文学的招牌。20世纪90年代是甘南文学发展最艰难的时期,也是最关键的时期。诚如洪子诚所说:“在90年代初作为国家文化政策的提出,减少了各级作家协会提供稳定生活保障的‘专业作家\’(‘驻会作家\’)的人数,国家对文学刊物、出版社的经济资助也不同程度的削减,有的要求它们进入市场自负盈亏。”(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这些政策的出台,相对制约了文学的发展。90年代作为甘南文学主阵地的《格桑花》由一年四期减少到了一年两期甚至是一期,这就逼着甘南作家向外走。值得庆幸的是90年代,阿信、桑子、完玛央金、李城、瘦水、陈拓、扎西才让、牧风等一批睿智的年轻作家正在崛起,《诗刊》《星星》《诗歌月刊》《诗歌报》《民族文学》《西藏文学》《飞天》等刊物多次刊发了这群诗人的诗歌、散文诗。足以见证,80年代甘南文学赶上了历史机遇,而90年代甘南文学挑战了历史机遇。

二、新世纪以来的多维文化走向与个性化书写

甘南进入新世纪的界碑是社会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层次,人们的认知水平上升了一个新的高度,其标志是“科技强州,旅游兴州”政策导向的提出。新世纪的甘南文学成为世人了解甘南的直接窗口,因为文学,外界人士对甘南产生了好奇和神性想象。一直以来,游牧文化、农耕文化、高山文明、江河文明,汉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多维宗教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碰撞乃至融合。加上生态景观和草原风情,奠定了甘南在甘肃版图上“文化净土”的意义。曾大兴说过:“文化的重心在哪里,文学的重心就在哪里；文化重心向哪里移动,文学的重心就向哪里移动。”(《文学地理学概论》)由此看来,文化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营造了外部环境。但文学内部的发展、作家热情、执着也是文学发展的关键。相比其他方域,甘南这块土地上文学人士是备受尊敬的,值得信赖的是从甘南走出去的张存学、严英秀、刚杰?索木东等甘南籍作家、学者怀着土地般的热情,为甘南文学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随着甘南社会的进步,新世纪里的甘南文学进入了一个多维文化的书写期和多种题材的开创期,同时也是创作成果的丰收期。

(一)求真与探索中的甘南小说

1980年甘南州文联出版了小说集《甘南小说散文选》这部集子中选编了扎西东智布等甘南作家写于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3篇小说,大多以回忆过去、向往美好、鞭挞邪恶势力为主要内容。这可以说是甘南小说、散文的首次汇总。之后,尕藏族才旦出版了《首席金座活佛》《红色土司》两部长篇。这两部长篇立足于甘南藏传佛教文化与红色文化厚土之上,突出了在藏传佛教文化蕴育下的淳朴民心。张存学在《十月》上发表了以甘南为题材的《白色庄窠》《罗庄》《轻柔之手》等几部小说引起了强烈的社会效应。雷建政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以甘南为题材的《劫道》和《驮货》两部短篇小说。甘南小说在核心期刊上的昙花一现,使甘南作家看到了小说对甘南书写的意义和以甘南为小说题材的潜在力量。在这些作家的影响下,李城创作了《泥人儿》和《走进晒银滩》两部中篇,并出版了《最后的伏藏》和《麻娘娘》两部长篇。从《最后的伏藏》中我们可以看出流转迁徙的最后的游牧版图。《麻娘娘》是建构在乡土之上的一部人性美的歌颂史,同时这部小说为我们塑造出了具有人类学意义的一位农村妇女。

以诗歌为“品牌”的甘南文学,小说就必然成为它的短版,新世纪以来道吉坚赞出版了《小镇轶事》发表了中篇小说《金顶的象牙塔》,这个小说中建构的典型事件无疑成为甘南最真实的社会生活。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最接地气的甘南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品。在这几位作家的影响下,扎西才让、王小忠、拉目栋智、王朝霞等年轻作家由诗歌、散文为主创作转向了小说。创作出版了《扎西才让小说集》,这个小说集中的故事大多取材于藏地,是非常接地气的藏地小说。《枪王阿米》中王小忠运用西方新历史主义的手法讲述了乡土过去的历史记忆。近几年可以说是甘南小说发展的探索期与改革期,甘南的年轻作家,一方面致力于诗歌、散文创作,一方面积极思索如何让甘南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登堂入室”的经验写作。近几年甘南作家相继发表了《羊皮围裙》《铁匠的马》《事故》《五只羊》(王小忠)《骡子》(拉目栋智)《无尽的丧事》《多吉赛马》(完玛央金)《藏獒贝贝》(王朝霞)《丹增》《达珍》(扎西才让)《阳焰》(卓格次力)《雪山阿佳》《六月伤寒》(丁颜)等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以甘南藏传佛教文化为背景,书写了生存在文化交汇带者的生活矛盾和新时代中甘南乡土境域中人们的精神面貌。

甘南作家是最善于集思广益、查漏补缺的一个团体,2018年7月甘南州文联召集了《民族文学》《西藏文学》《芳草》等杂志社编、作家、评论家,探讨了甘南小说的改革问题,总结了甘南小说创作中的不足,指出了甘南小说中经典作品不多,作家创作的力量有待进一步壮大,深度书写现实、关怀人与自然、人道与社会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够等制约甘南小说发展的瓶颈因素,与会专家还交流了甘南小说如何“走出去”的写作经验。这足以见证甘南作家在小说方面创作的热情。

(二)作为文学品牌的甘南诗歌

甘南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美景,这里有令人向往的神鹰,有神圣独蹲的白塔、有温顺洁白的羊群、有牵动游子心的嘛呢石。进入新世纪,甘南诗歌进入了汇总与经验化的书写时期,90年中后期《羚之街》《日影?星星》《完玛央金诗选》等诗集的出版,使甘南诗人看到了甘南诗歌的正能量。新世纪既是甘南诗歌的汇总期,又是诗歌的探索、掘进期。新世纪期初阿信、桑子、陈拓、扎西才让、王小忠等几位诗人的诗集出版,扩大了甘南诗歌的影响力,拓宽甘南诗歌的传播渠道。扎西才让的《前定的念珠》《我的另类生活》,陈拓的《鞍马格桑》,王小忠的《甘南草原》,花盛的《一个人的路途》,瘦水的《玛曲草原》等诗集的出版,表征着甘南诗歌创作的走向“个性化”书写。《鞍马格桑》中陈拓用执着、坚毅、虔诚品格为我们呈送了一部解读玛曲的诗集；《我的另类生活》书写了青春的甘南、爱情的甘南、生命的甘南,这部诗集中,诗人用智慧的语言来反思世纪之交下甘南人的生存方式与发展前景。《一个人的路途》表达了诗人对故乡大地的炽热情怀。这些诗作把甘南带进了“以诗讴歌”新起点上。瘦水的《玛曲草原》书写的是生活在玛曲草原上人们的那种艰辛与斗志,情爱与魂落,诗作处处弥散春意和秋实之味的文学气象。《甘南草原》和《小镇上》以深沉、智慧和含蓄独到的思维捕捉了草原上那些一闪而过的意象,从而发起了对生命存在状态的思忖。

总之,创作诗作,出版诗集,使甘南诗人获得了自信和动力,这既是创作成果的汇总,同时也将甘南诗歌带进了经验化的反思。从90年代走出去的甘南诗歌,如何才能变得更加经典化,这似乎成为诗人们的奋斗目标。新世纪以来扎西才让创作了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诗集《大夏河畔》,这部诗集获得了“海子”诗歌主奖,此项荣誉的收获,见证了甘南博大厚重的文学资源。这部诗集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高山文明与江河文明汇聚在一起,体现了地域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对甘南诗歌创作的审美导向。诗集出版后,扎西才让又出版了《诗边札记在甘南》这部“边角料”,其以札记的样式,佐证了文化甘南对诗歌文学的意义。善于交流、勇于探求、乐于汇总几乎是甘南诗人的一种自觉行为。新世纪里,甘南诗歌的全部意义还是“量”的完成,发表一两首诗,对甘南诗人来说已经有点“小儿科”的味道,而出版诗集,力争荣誉、为把诗歌推向一个高度,甘南诗人始终向这方面努力。老诗人坚持写作,追求经典；年轻诗人勤奋努力,不断打磨和完善。近几年,白华英将其创作作以汇总,出版了诗集《一夜风雨》,这部厚重的集子几乎涵盖了白华英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创作的诗歌,这部诗集既是诗人一生的生活写真,同时也见证着一个诗人对诗的热爱。

海日卓玛是一位“理想”化的甘南女性诗人,新世纪以来她出版了诗集《菩提树下的歌声》,这部诗集以她自己的声音,发出了对甘南这方净土的热爱。刚杰?索木东出版了充满恋“根”文化情怀的诗集《故乡在甘南》,这部诗集体现了诗人的乡土情怀和对农耕文明的厚爱。花盛是一位聪慧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细腻的诗人,他的诗的确具有“先锋”意义,新世纪里,他出版了《那些云朵》《低处的春天》两部诗集,从这两部诗集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甘南地域文化带给诗人的另一翻情怀和忧伤。

甘南诗歌取材广泛,风格鲜明。说起爱情诗不能不提及到唐亚琼这位以生活感悟书写爱情的甘南女性诗人,她是在生活的体验中锤炼而出的诗人。新世纪以来,《诗刊》《星星诗刊》《民族文学》等刊物上频频出现她的名字,2018出版了诗集《唐亚琼诗选》,从这部诗集中看,亲情、爱情、生活、生命、健康是唐亚琼最善于表现的主题,她的诗在书写生活美的同时,也表现出甘南女性对甘南生活的另一凡体验和热情。提及甘南的爱情诗,最不能绕开的男性诗人还有沙冒智化,他栖居西藏,经常云游于青藏高远的边陲,不断体验着多重生活、多维文化带给他的启迪,因此他是以幽默、深沉、感伤书写着个人的情怀,并将其与藏传佛教文化的密切对接,书写出个人对生活的爱。诗人曾说过,“没有爱的日子不能过,那就写不出东西”,由此看来,对待爱情的态度在他这里,几乎成为一种信仰的坚守。2019年他出版了诗集《光的纽扣》,这部诗集承载着他对往事的迷恋和人生的感伤。

总之,甘南诗歌有甘南诗歌的特征,因为其创作源在于藏传佛教文化的博大品质,它锤炼出了甘南诗歌独有的文学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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