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草原上真诚的行吟 访作家敏彦文□ 本报记者 马桂珍
作家简介
敏彦文,男,甘肃临潭人,回族,1967年生,中共党员,现任甘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诗集《相知的鸟》,散文集《生命的夜露》《在信仰的草尖》,文学评论集《甘南文学夜谭》。曾获《飞天》诗歌散文大赛奖、甘肃省首届黄河文学奖、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铜奔马奖、甘肃省第五、六届少数民族文学奖、甘南州文艺成就奖、黄河首曲格萨尔文艺奖、第四届、第五届格桑花文艺奖、首届魅力临夏全国散文诗歌大奖赛奖等。作品入选《诗刊·中国新诗选刊》《青春诗选》《甘肃文艺五十年》《1949—1999甘肃文学作品选萃》《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回族文学通史》等多种权威文本。《蛇》等诗作被选入高考语文模拟试卷及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课后精练教材等。主编(参编)诗文集、广播电视文艺片、论文集、民族民俗文化作品集多部,创作的歌词《羚城有情》谱曲后由著名藏族歌唱家益西卓玛演唱。曾创办并主编《甘南广播电视报》,创建西北师范大学边缘诗社(任社长)和甘南州青年诗歌学会(任会长),创办民刊《晨昕》和《羚们》。鲁迅文学院第十七期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
记者:敏老师您好!您是从何时起从事文学创作的?或者您最初的创作动因是什么?
敏彦文:马老师好!首先感谢您采访我。
我是从198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的,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的出发上路吧。要说开始文学写作,应该说更早,具体哪年自己也说不清,大概从上中学时开始吧。记得在临潭二中上初中时,参加了一个民间文学社,名叫拓绿诗社,油印的刊物叫《拓绿》,主要成员有海洪涛、马国良、丁克家、马广德、敏义学和我等人。我的第一首诗歌大抵发在《拓绿》上。就这样,我与文学结了缘。那时,课堂上经常灵感突现,就在笔记本背后写诗,也以星期天、寒暑假期进山打柴、挖药时有感于自然奇景的震撼而写的游记充当作文作业,经常被老师在班上宣读。也许这也是我最初的创作动因吧,尽管那时还没有想过当作家诗人。
记者:作家离不开地域,任何作家都会在其作品中或隐或现展示自己的地域文化背景。甘南作家普遍都受地域文化影响,作品中都带有多元气质,从您的诗歌和散文作品中也能够感受到甘南的地域文化基因对您的精神气质及诗意表达都有很大的影响,作品中有多民族文化融汇的厚重内涵,尤其是故乡临潭的民俗文化和艺术思维在您的诗歌中比较鲜明,比如,您的故乡临潭盛行花儿。所以,在诗歌创作中喜用比兴,这是否是一种浸入骨髓的文化习惯?家乡在您心中有怎样的位置,对您的创作又意味着什么?
敏彦文:我们敏氏自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来到甘南,至今在甘南已经居住生活了640余年。甘南,尤其是我的祖先最初(明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落脚的临潭,既是我们物质的、空间的、时间的家园,也是我们灵魂的、精神的、梦想的家园。我们从江南来到西北边陲,血脉中始终流淌着多元文化的因子,更被甘南的多元地域文化所深深熏陶和成全。作为一名自小生长于甘南临潭的文化人,我自然也不例外。我自小生长的那个山村及籍贯所在地临潭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各民族交往交融,友好互助,共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奉献智慧、添砖加瓦。我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这里的乡土文化深深地融入到我的血脉中,打开着我、束缚着我、塑造着我、定性着我,也成就着我。家乡的文化甜蜜丰润的滋养着我,比如“花儿”,起初读了我父亲收藏的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花儿论集》,对“花儿”的看法便有所改变。再后来读了宁文焕先生的《洮州花儿散论》,就喜欢起“花儿”来,因之搜读了不少“花儿”,认识到“花儿”的厚重价值,觉得“花儿”就是西北人民集体创作的《诗经》,诗人们应该向“花儿”躬身学习。我的文学创作离不开甘南,尤其是临潭这方地域的影响,也深受“花儿”的影响。截止目前,尽管在我的文学写作之路上,有30多年的时间是在家乡临潭之外,但临潭对我的影响却是“深入骨髓”的,她的文化烙印,深深地烙刻在我的心灵上乃至灵魂里,时时“牵制”着我、助推者我、护佑着我,甚至“左右”着我的文学创作。家乡就是童年,就是割舍不断的牵挂,就是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呼唤,就是牵着父母的手走向温暖的家,就是心之所向,就是灵魂的栖息地。
记者:多元民族文化的浸染使您的诗歌在艺术手法上别具一格,在您的创作道路上受到过哪些本土诗人的影响和帮助?
敏彦文:最初是海洪涛先生,起始于临潭拓绿诗社。后来是完玛央金先生。记得我转学到合作一中上学时,经常读《甘南报》,也读到《格桑花》。一次在《甘南报》读到一首完玛央金先生的诗歌,喜欢,就把它剪了下来,把一张好好的报纸剪破剪废了,被母亲埋怨了一番。再后来,是丹真贡布先生、尕藏才旦先生、贡卜扎西先生、王学纯先生、阿信先生、桑子先生、李城先生……当然,也受过旦智塔、陈拓、扎西才让、阿垅、牧风、王小忠、葛峡峰等师兄师弟的影响和帮助。感谢他们!感谢上苍让我遇到他们!
记者:在您的诗歌集《相知的鸟》中除去歌咏爱情,“为故乡和亲人而歌”是您的创作主题之一,那个故乡既是地理上的,现实意义上的故乡,也是您的精神原乡,在您的诗歌中,父亲、母亲和祖国的形象最后都是融为一体的,这是否传承了丹真贡布、贡卜扎西等老一代诗人奠定的甘南本土诗歌传统?尤其承袭了其中深沉的国家、民族情怀与炽热的甘南故土情结?
敏彦文:您说的是。诗集《相知的鸟》出版时,著名作家徐兆寿先生写过这样一段评语:“《相知的鸟》就是诗人在神性草原的新月下孤独行走的心灵史。她以抒情言志为体,以现实浪漫主义和人本主义为质,以健康、简约、纯粹、清新、内质、柔性而具有民族性的语言,诠释了中国传统美学‘以真为美’、‘以善为美’的要旨,在深藏的真情、激情、忧患、忧伤中表达着诗人对人类生活最高境界的认知,使人类本真的道德意识在男儿血性的诗语中得以彰显。”我认为这里提及的“人类本真的道德意识”就是您说的将“父亲、母亲和祖国的形象最后都是融为一体的”家国情怀和故土情结。纵观甘南当代汉语诗歌,从丹真贡布、贡卜扎西、尕藏才旦、白华英、旦智塔,到完玛央金、阿信、桑子、贡保甲、扎西才让、牧风、葛峡峰、杜娟……一代又一代诗人无不胸怀“深沉的国家、民族情怀与炽热的甘南故土情结”,并籍此把自己的诗歌之鹰放飞到省外,乃至国外,续写着甘南诗歌的瑰丽篇章。我作为其中一员,也深受熏陶和教益,也自觉地加入到这一大合唱的交响中从而写出诗集《相知的鸟》。
记者:《生命的夜露》与其说是一本散文集,倒不如说是一条思想的河流。作品显露出一种纯粹坦率的“书生意气”,有坚定的文化立场和担当精神,扎实的哲学功底和正义之声。正如您所说“思考是为了心灵,写作是为了社会”。写作不仅要对个人服务,更要对社会、世界和人类服务,做一个有良知、有道义、有情怀的作家始终是您的追求。那么,身处融媒体和大众文化时代,或多或少能感受到纯文学受到的挑战,而通俗文学、影视文学、网络文学、微信推文似乎更适应这种文化潮流。新时代呼唤作家要心存“国之大者”,要自觉抵制“三俗”,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敏彦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新世纪以来,随着新媒体的蓬勃兴起,纯文学受到空前地挑战,尤其是纸媒文学受到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一度到了生死存亡、背水一战的境地。但我相信,纯文学一定不会消亡,就像只要人类存在爱情就一定不会消亡一样。她会在获取和升华时代发展中最靓丽、最正道、最厚德载物的那个引擎的情况下,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以新的姿态展示出她亘古不朽的魅力,赢得广大读者的心灵。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心存“国之大者”,自觉抵制庸俗、低俗、媚俗,正是纯文学战胜挑战,立于不败之地的无上法宝。作家只要以人民的良知为良知,以人民的道义为道义,以人民的情怀为情怀,就一定能够创作出符合“国之大者”、人民喜闻乐见、历史能够珍存的好作品大作品。
记者:作为甘南文学的重要研究者和评论家,您的《甘南文学夜谭》一书是对甘南文学的全面梳理和评述,亦不乏对文学现状的针砭和对写作群体的关注,其中《边缘写作的亮丽与困惑——甘南文学60年评述》获首届甘肃文艺评论新锐奖,引起较大反响,一度成为了解和研究甘南当代文学所要参考的一个文本,足见您在文学评论方面不俗的实力。您如何看待作家与评论家的关系?或者,您认为理想中的文学批评应该有怎样的面貌?
敏彦文:尽管有观点认为文学不需要评论,好坏让作品自己说话就行了。但我认为,评论家就像给庄稼除草的人一样,对于作家这个种植庄稼的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是彼此依靠,彼此扶助,彼此学习,彼此关爱,彼此成就的。一个伟大的作家身后必然有一群伟大的读者。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读者本身就是评论家。不要评论家,就没有读者。一个优秀的评论家也必须是一个优秀的读者。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没有理想的完美的文学批评,只有与时俱进的文学评论家。
记者:读书至关重要,尤其是作为一名作家,您平时都喜欢阅读哪些书籍?具体说来哪些作家的作品深刻影响过您?
敏彦文:坦率地说,我并不喜欢读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但我最早读的长篇小说是《封神演义》,那时上初二,书里的一些字还不认识,要查字典。但书里的人物给我的影响很深,包括书里的古体诗词。上高一时第一次读《红楼梦》原著,从学校图书馆借的,没有完全读完就到了借阅期限,续借没借上就作罢了。但对《红楼梦》里的故事和人物却基本清楚,因为此前看了不少各种版本的四大名著连环画书,也看过《说岳全传》《三侠五义》《隋唐演义》等小说卷本和连环画书。后来反复阅读过《诗经》《古文观止》及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四大名著等,重点背诵过《史记》里的作品和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辛弃疾、文天祥、岳飞、周邦彦、姜夔、李清照、范仲淹、陈亮、陆游、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张养浩等的作品,反复阅读过《红楼梦》《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醒世恒言》及蔡东藩的《历代通俗演义》等,甚至研读过《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百战奇谋》等书。反复阅读过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诗词、文章和周国平的书籍。我读小说,多是陆陆续续读一些中短篇小说名篇,比如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和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黑骏马》《黄泥小屋》等。对于长篇小说,国外的主要阅读过《巴黎圣母院》《堂吉诃德》《悲惨世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娜娜》等；当代中国的主要反复阅读过《心灵史》《穆斯林的葬礼》《白鹿原》《尘埃落定》《丰乳肥臀》《大漠祭》《废都》《最后的伏藏》《补天裂》等。更多的是通读一篇就搁置了。平时我主要是大量阅读中外散文、现代诗和民族文化、历史方面的书籍,也喜欢阅读中外哲学书籍。那些我反复阅读过其作品的作家都深刻地影响过我,最深刻的还是要数霍达先生的作品,她的作品改变了我承继自原生家庭的一些三观,某种意义上再造了我。
记者:最后,请谈谈您下一步的创作计划及最新的创作动态。
敏彦文:最近几年对我的文学创作来说,是一个休眠期。虽然也发表了一些作品,获了一些文学奖,但除了持续不断的写随笔和精短诗歌外,大的创作计划都暂时没有启动。下一步的创作计划是尽快启动长篇非虚构散文《青铜大地》的续写和修改,及可能的话启动长篇小说《双河堡》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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