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举着历史的云朵轻盈地飞翔 简评阿垅的组诗《史诗》

甘南日报 2018-10-29 09:13 大字

□安少龙

阿垅是甘南当代本土作家中的代表诗人之一,他久居甘南藏族自治州最南端的迭部县,那里因崇山峻岭的阻隔而形成世外桃源般偏安一隅的地理区位,还有多民族交错杂居的生存格局、文化褶皱细密绵长的的生活氛围、奔流不息的大小河流、苍翠葳蕤的森林植被,和湿润温暖的气候。这一切滋养着他的诗歌天分,使得他的诗歌有着恣肆的想象世界和繁茂的意象系统,也有着雪域高原诗歌少有的细腻、深邃。他的诗中同时糅杂着草原、农区、城市的不同文化元素,因而他的诗句在有着绚丽、氤氲的地域色彩的同时,也有着某种现代性的明晰和冷峻。近年来他以《麝香》、《阿垅诗选》等诗集引起诗歌界的广泛关注。

刊于《奔流》2017年第9期的《史诗》这组散文诗,比较突出的体现了阿垅诗歌对于常见的地域性意象符号在历史向度上的开掘和拓展,以及由此构成的一个具有历史纵深感和时间弥散感的地域想象、表述空间。

在青藏高原独特的生命观中,万物众生都是有灵性有善根的,尤其是那些与人类休戚与共的古老的动物和植物,例如“羊”、“铁线莲”、“格桑花”……它们将自己的存在深深植入人类的生存根基之中,共同构成一部人与万物共在的生命史。

“羊”是草原上最普通的一种动物,也是诗歌中最普通的一个意象,人类对它熟悉到几乎已无想象余地。但是阿垅却有自己独特的想象性呈现:“就这样走着,背着一个个村庄的名字,在草叶上晾晒经书,四处传播春天的福音。/就这样走着,只穿皮袄,裹紧人烟,抵御早晚的寒凉,令一路的石头虔诚,蹄花泥泞。”(《甘南的羊》)这首诗把“羊”当作一个苦行僧、一个普度众生的使徒了——从草原上的“羊”与“人”的根本关系上来看,确实是这样,是“羊”在一辈一辈地普度着“人”。这确实足以构成一部“史诗”。羊的使命就是“走”下去,是用血肉之躯为芸芸众生果腹,是成为神圣的祭品,是成为人类的“替罪者”。即使一遍又一遍地化为人类的粪土,化为尘埃复归泥土复归草原,“羊”也在“六道轮回”的路上安详地走着。这里有一种宗教牺牲意义上的无限忍耐与悲悯,也有一种宿命的悲剧精神。但是在关于“羊”的所有这些意味中,诗人只是撷取了其中一种意味:审美的意味,圣洁的意味。这种意味无限深长,一直到它与“那个从天边来的取经之人”的身影重合。其实,这首诗是对甘南大地上的普通事物中所蕴涵的神圣属性的一种赞美,而“羊”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史诗”的概念中应该包涵:远古、神话、部落生存、族群迁徙这样一些核心要素。史诗还应该庄严、宏大、肃穆,有神性氛围。《头羊》这首诗在氛围上都涉及到了这些元素:“一只领头的羊,体魄健壮的羊,只在日出和日落之时,威严的走在最前边。/它两只曲卷的角,如灰岩打磨出的花冠。/被霞光涂上金色的硕大的睾丸,悬垂于胯下,甩动、鼓荡着,如一部辉煌的史诗。”诗人见到的这“一群羊”肯定是活在当代。但这是一群没有被“文明”驯化过的羊,某种意义上,它们仍然活在远古,行走在青藏高原初创的氛围中。因而,这首诗可以看作是一首关于“羊”的“史诗”,是一幅语词的远古岩画。其中羚羊挂角、睾丸鼓荡的图腾形象深藏着远古以来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因此,这首诗可以看做是对于“羊”这个意象中蕴含的古老历史意味的一种勘探。

《铁线莲》中的铁线莲是生长于两广、湖南、江西等南方的丘陵地带的一种落叶或常绿草质藤本植物,但因其耐寒、耐旱特性,在甘川地区包括甘肃的西南部也有分布。青藏高原上美丽的植物有万千种,以“铁线莲”为题,我们无从考证诗人对这样一种原本生长于南方的普通植物的特殊感情缘自何处。本诗从一场“儿时的游戏”开始,在游戏中铁线莲的花茎充当了游戏中的玩具。然而在这个小小的游戏中蕴藏着一个人从幼年到成年的情感史。这是一部“童年史”,必然弥漫着自然与原野中最清新的气息。然而这部“史”过于短暂、过于明丽欢快、过于活泼跳跃,过于恍惚。以至于它的嬉闹之声尚未散去,这部“史”就已经被风翻过,无影无踪。但诗人突出了其中时间的意味:“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这一句稚嫩的呐喊声在历史的山谷里时常传来绵绵不绝的回声。因此,“铁线莲”作为普通然而也是古老的一种植物,用它的生命史见证了人类的一部“成长史”。

《格桑花》这首诗中的草原是阴性的,是属于“花朵”和母性的。诗中纷至沓来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别、不同属性的意象,如“百年不遇的暴风雪、枯萎的牛头和迷失的马尾”都要拥挤、纷争着为一种叫做“格桑花”的最普通、最顽强的花朵命名。在它们各自纷纷扬扬的来路上,出现了无数个“格桑花”的不同面容。它们分别称为“美好”、“苦难”、“忧伤”、“柔韧”……“格桑花”还有一个最常见的象征是高原上的勤劳、善良的普通女性。因此,“格桑花”史也是甘南草原上的一部女性生命史。

当然,构成“史诗”意指的最根基的意象莫过于村庄、乡村记忆和故土情感了。

在《阿木去乎的乌鸦》一诗中,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是一座村庄。诗人小心翼翼地不去惊动它的古老、荒凉、寂静,不去触碰那创世初的氛围。当然,诗人没有提及但无比好奇的核心事物是在这座村庄中的人类生活的细节,是一座村庄的生活史。然而,就让一切都这样保留着它不为人知的原状吧。如果不了解“乌鸦”在草原文化中的神性属性,就不会懂得最后一行诗中惊人的人生信息。就这样,一座小小村庄的生息繁衍,与一个叫做“阿木去乎”的名字,留在了关于甘南的史诗中。这是一部村庄史。而这样的村庄在甘南大地上有无数个。

“驼背老人走得匆忙,忘记了收回雨中的背影和还在回响的钟声。”《透光的树》这首诗中对于“时光”这个背景意象的处理令人惊叹。“一棵大树”的下面,有一个明丽、轻盈、清新的童年,而这个童年是以一个人,比如“驼背老人”、“母亲”的一生的为时光坐标轴的。惟其如此,大树下的那些童年的游戏就成了人的生命中最透明、最单纯的时光符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每个人心中也都有一棵童年的大树。这首诗就这样再一次给我们显现了那曾经一去不复返的时光神话。这首诗呈现的是与“时光”相连接的村庄记忆。

《民歌浅唱:三格毛》中,诗人通过“三格毛”这个名词,引出了一段故土情感。“三格毛”是甘南卓尼藏区对女性的一种称谓,这个别致的名字来自于她们脑后的三根辫子。这种独特的发型和她们鲜艳、独特的民族服饰,还有她们世世代代劳作在洮河沿岸的身影,使得“三格毛”成了卓尼藏族妇女的一种代称,也使得这个群体显得格外神秘。而这首诗中的“三格毛”是“我”的豆蔻年华的妹妹,她有着天下少女的柔情和妩媚,更有着“三格毛少女”特有的健美与华美:“黑色如水的瀑布,要在早晨的镜中,梳理妙龄的时光”。而全诗通过始终未出场的“我”的眼光和口吻,表达了对于“三格毛”的一种来自父兄视角的男性审美,以及男性想象、男性情感。这一切,都使人更加遥想以“三格毛”命名的这片土地内在的无边柔美和丰饶。

而如果把一个地域的时间胶卷的单元格拉长的话,我们也许就会看到它在历史中延伸的那些片段,和映照在其中的生活场景。《绣牡丹》中“炊烟缭绕,大河上下的小麦黄了,茶马古道翻滚的烟尘,现已成为盖碗茶上的缕缕清香。”呈现的是一部农庄史,一部茶马古道史。而通过“灯下飞针走线,城外马蹄急促”这样的诗句,更还原了一百多年前的茶马古道散发出的经久不息的历史气息和氛围。

从村庄、树、三格毛到茶马古道,这几首诗展开了不同的历史情境、乡村记忆及故土情感的向度,有一种在时间深处发出生命的呐喊的性质。

而语词最难以穿透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信仰史。对于本土人群来说,深植于心中的神圣信仰自不待言。即使外来的“他者”,也会被这种信仰的氛围所感化,情不自禁地去接近这种信仰的核心。

在《米拉日巴佛阁》这首诗中,作为诗人的“我”与作为佛的米拉日巴的视界融合在一个平面上了,感受也融为一体了。甚至,在“我”的视角中也许还拉进来一个游客的视角。前三句是俗世凡人的视界和感触,最后一行诗是佛的视界,也有可能是“我”的感悟。这首诗就这样不动声色地穿越了尘世与神界的分界,打开了现世与轮回的通道,让人对凡俗与信仰两个世界产生了一种整体性的恍惚感知,悲与喜不知从何处来,但已无法说出。

而在《仓央嘉措》中呈现了一个布达拉宫台阶上的游客眼中的仓央嘉措,抑或是一个游客短暂地化身为仓央嘉措,进入一种“庄周梦蝶”的情境:“一个人坐在石阶上,从这里就能看到另一个人曾经拥有过的拉萨城。”游客心中是“相思苦涩的泪滴”“白皙温暖的指尖”“所爱之人的脸庞”“多灾多难的山水”,想象中的仓央嘉措有着“慈悲的眼皮”“心底的芬芳之域”“脚印步步生莲”……这首诗结合民间流传的仓央嘉措的人生传奇,从世俗的角度,对圣僧仓央嘉措作了一番贴近的理解。这是一段超越世俗走向神圣的旅程。也是游客“我”追随着仓央嘉措的脚步和背影,对自己精神世界的一次升华。

人们经常从诗和散文的角度去讨论散文诗的特点,却往往导致冲突和偏狭。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散文诗更像书法、绘画、歌唱等立体、造型的艺术,一首好的散文诗天然的具备这些艺术门类的所有要素和秘法。例如其中书法的收敛与开阖、运笔的挥洒与滞重,绘画的结构布局、色彩及明暗的对比,歌唱的气息、节奏、音高的把控,散文诗无一不具备。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散文诗是阿垅驾轻就熟的领域,在这里他掌握了想象的驱遣和收放的艺术,轻盈与厚重的布局,意象的生成、衔接、派生,意绪的运行,视角的转换等等,无不随心所欲,运用自如。

散文诗更可以用最少的篇幅和文字,容纳、呈现最丰富、最宏大的题材和想象、叙事要素。在这一点上来说,这组诗涉及到自然、人文、民俗、历史、信仰等诸多方面的世俗与神圣的事项,足以承载起一部“史诗”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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